孟子以亲情论性善、以同然论性善、以不忍论性善，就是要人们相信自己有良心本心：他区分小体大体，人爵天爵，鱼和熊掌，就是要人们以仁为价值选择目的，努力向善，奋进不已。有了孟子的性善论，人类才不至于沦为禽兽，实现仁义道德才成为可能。
性善论开创的心学在社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心学，所谓性善，其根基在于社会生活和理性思维在人内心结晶而成的“伦理心境”。由于社会生活和理性思维在内心有所结晶，所以受过教育的儿童特别是思维健全的成人内心已不是一张白纸，而是纸上有“字”；由于社会生活中本来就有向善求好的内容，所以人人都有良心本心。“伦理心境”是打开性善迷宫的钥匙。因为“伦理心境”是“先在的”，一个人只要遇事时能够求得并听从“伦理心境”的要求，一般并不需要临时考证典籍，便可完成善行、成就道德，这就决定了心学在方法上的最大特点是简约易行。人人都有良心本心，这是自家求善去恶的资本，不仅通达诗书的文化人可以做到，就是乡间僻壤的劳动者亦能为之。这正是心学简约易行特点的生动体现。简约易行并不是随随便便、悠闲舒适。作为社会习俗和理性思维内化而成的“伦理心境”，是一种通体为善的结晶物。欲性仁性不相违背还好，一旦发生矛盾，本心本体就会发布命令，要求舍弃本性的欲望，听从本心的安排，由于本心本体有丰富的情感因子，所以它发布命令鞭辟有力。如果只图利欲，不听本心的指挥，虽然可以在利欲方面得到满足，却会引起内心的不安。如果不为利欲所累，反身而诚，虽然在利欲上可能会受到些损失，却会带来内心的愉悦，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
由于性善论开创的心学有这些特点，所以性善论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性善论的阐发，人人都知道自己有良心，否则便是禽兽，遇事良心发现，标准清楚明白。这个标准，这个命令，随着时代的发展，具体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核心却一样，只是一个“善”，只是一个“上”。一旦依此而行，不打折扣，自然好善厌恶，积极向上。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体悟并牢牢把握住了自己的良心本心，以此创立性善论，这般大智慧、大气度、大风范，直至今天仍然令人拍案叫绝、惊叹不已。
性善论对中国文化产生的负面影响，简单说来，就是形成了容易保守的社会心理。如上所说，孟子创立性善论，主要是以良心本心论善性，而良心本心从来源上讲，是社会习俗和理性思维内化的结晶物，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伦理心境”。我们说性善容易保守，主要指“伦理心境”或者良心本心容易保守。“伦理心境”容易保守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习俗容易保守。社会习俗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习俗的发展与社会本身的发展，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不过社会习俗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表现为某种惰性力量，其发展变化一般要落后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伦理心境”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社会习俗，即使“伦理心境”和社会习俗的发展是同步的，由于社会习俗本身的这个特点，“伦理心境”一般也跟不上社会本身发展的步伐。二是“伦理心境”本身容易保守。上面讲“即使‘伦理心境’和社会习俗的发展是同步的”，只是一种假设。因为“伦理心境”是心理的境况境界，一经形成，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表现为某种惰性力量，其变化发展一般又要落后于社会习俗的变化发展。这就是说，“伦理心境”不仅要落后于社会本身的变化，而且要落后于社会习俗的变化。总之，一个是社会习俗容易趋于保守，一个是心理境况境界容易趋于保守，两方面结合起来铸成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伦理心境”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本身就包含了容易趋于保守的种子。“伦理心境”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过程。当它和社会发展基本一致时，其社会作用是进步的，作为道德根据也是可行的。但是“伦理心境”很容易落在社会发展后面，这时再一味以它作为道德的根据，就行不通了，容易陷于保守。这种趋于保守的特点在孔子那里已经有所表现了。孔子对宰我“三年之丧”发问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其本义是批评宰我不仁，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孔子在这件事情上的保守性。宰我嫌行丧三年太长了，建议改为一年。孔子没有同意，提了两条理由：第一，“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第二，“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头一条是讲传统上都是这样做的，社会习俗如此，所以我们应该如此。后一条是说心理情感如此，所以我们应该如此。如果社会习俗跟得上社会的发展，遵从社会习俗，服从心理情感是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社会习俗已经大大落后，再坚持这样做就不对了。从这一章本身来看，宰我就三年之丧提问，说明当时实行三年之丧已有困难，而他提出的理由之一“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并非毫无道理。孔子并不是具体分析三年之丧是否合理，实际可行性如何，而是凭着上述两条理由一味坚持，并责备宰我不仁，这里的保守色彩已经很浓厚了。在这方面，孟子也不例外。滕定公死了，太子让然友请教孟子如何料理丧事，孟子主张行三年之丧，理由是“三年之丧，齐疏之服，忏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孟子》）三年之丧，孔子之时实行已很困难，到孟子时当然就更为困难。滕国父老官吏以“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孟子》）为由，加以反对。孟子仍坚持己见，大讲了一番“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僵”的道理。最后，太子按孟子的意见办理，“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丧，吊者大悦”。（《孟子》）事情的结果按《孟子》的记载，当然是很风光的，不过实际情况恐怕要打上几分折扣。当然这些都不得而知，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隐藏在孟子思想深处保守的一面。性善论“伦理心境”容易趋于保守的特点对后世有严重影响。唐代之前，儒家思想还没有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秦朝重视法家，汉初崇尚黄老，武帝独尊儒术，而实际是儒法并用，魏晋玄风尤彰，真正开始重视儒学当从唐代开始。但思想的影响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虽然唐代极力倡导周礼之教，但总的来说，唐之前（包括唐）还比较开放革新、大度豪爽。但从宋代到清代，儒家真正占领了主导地位，原先即隐含的负面因素，逐渐凸显出来。由于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智性的参与，一切以“伦理心境”、以良心本心为标准，结果必然表现为强烈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实际上遵从两个东西，一是“陈规”，一是“唾沫”。“陈规”就是一切以先前的规章制度和传统做法为依据，凡合于陈规的，就是正确的；凡不合于陈规的，就是错误的。除此之外，不敢有任何革新，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唾沫”就是一切以周围舆论为是非标准。办一件事不是先考虑它本身正不正确，应不应该，而是先想到周围人会怎么说。邻人多保守，自己也不敢出头。两千多年来，中国没有独立完整的人格，个人只能在群体中存在，这个群体之网实在太紧密了，大众的唾沫实在是太可怕了。鲁迅回忆卢梭、斯缔纳尔、尼采、托尔斯泰等“轨道破坏者”时深有感慨地写道：“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中国很少有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陈规产生唾沫，唾沫维护陈规，两者联合起来，就可能将新事物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些都说明，“伦理心境”，良心本心有容易陷于保守性的缺点。心学家往往不懂这个道理，认为良心本心就是天理，天理就不能变更，一切以良心本心为依据，结果只能走向事物的反面。近代以来，人们批评儒学，其中有两条是切中要害的。一条是“以理杀人”。理不光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当内心的理大大落后于社会发展时，仍然以它为是非的标准，就可能产生以理杀人的恶果。寡妇再嫁、为妇无子，仅仅以内心之理来评判，不知能使多少人丧失身家性命。再一条是“保守落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应当以思想革新作先导，但是心中之“理”太沉重了，就会宁可求稳，不肯冒险；宁可守旧，不肯变革。前些年不少人研究中国社会形态的超稳定结构，找了地理环境、社会心态等多方面的原因，但还缺乏对社会心态作深入的分析。事实上，“伦理心境”、良心本心的滞后性，才是社会心态保守的真正根源。
要克服伦理心境的保守，必须有智性的参与。智性是一种认知活动，表现为对外部事物（包括道德事物）规律、真理的认识，其思维特点是逻辑推理、概念判断，而主要不是直觉。这种智性在孔子的学诗、学礼中已见端倪，并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得到充分发展，表现为一个完整的认知体系。认知之心并不绝对排斥良知之心（良心本心），结合得好，可以各司其职，分工有序。当社会生活平稳发展，伦理心境与其没有大的冲突的时候，良心本心出场，只要听它的话，就是善，就是好；如果社会有了很大发展，伦理心境已大大落后于社会本身，再一味听从良心本心的指挥，必然陷于保守。这时需要认知之心挂帅，凡事不盲从，不迷信，问个为什么，运用逻辑分析、概念推理等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结论。认知之心得出的这个结论，可能与良心本心正相符合，这样就为良心本心找到了理论根据，增强了良心本心的理论色彩；也可能与良心本心不相符合，但它代表革新，代表新生，代表前进的方向，从历史角度看，只有按这个结论做，才是正确的，有意义的。
但同样不幸的是，儒家认知之心始终没有发展。虽然孔子立论平实全面，既讲仁性，又讲智性，但智性那一层在孔子那里却是一个弱项。孔子的智性只是外向性的学诗学礼，也就是说，要成为道德之人，圣贤之人，必须懂得诗懂得礼。但孔子的诗礼之学范围比较狭窄，内容比较陈旧，层面比较低，而且他主张学习的周礼已经跟不上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孔子那里，知性还没有成为一种完整的思维形式，特别是周礼的陈腐性质，更加决定了孔子的知性不可能补救仁性的不足。另外，孟子虽然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但也不自觉舍弃了知性的一面。由于孟子力量强盛、气势宏伟、巨峰突起，使思想发展史的长河终于偏向了心学。宋明之后，大多数儒家学者将孔孟并称，以为孟子之学就是孔子之学，学习孟子就是学习孔子。这样愈积愈久，愈久愈积，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朱子虽然奋起反抗，有可能弥补儒学知性的不足，并建立起了完整的智性系统，但由于种种原因，知性的认识之心始终没能充分发展起来，这是儒家心性之学发展史的最大遗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