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陆王心学
1.学派简述
宋明时期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南宋时，陆九渊倡言心即理，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提出“发明本心”、“收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他还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
这里还有一个著名的“鹅城之会”的故事。宋淳熙二年六月，朱熹曾与陆九渊在信州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在认识论的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会上，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此次“鹅湖之会”，双方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由此可见，陆九渊与程朱理学不同，另有一套“明心见性”、“心即是理”的哲学观点，经明朝王阳明又发展为心学。陆九渊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杨简、袁燮等人，杨简将“心即理”进一步发展成为“万物唯我”的唯我主义。宋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陆学影响不如朱学大。
2.王守仁及其主要思想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别号阳明，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汉族，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于阳明洞（今贵阳市修文县）学习，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相传，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进士。第二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改兵部主事。弘治十八年，先生“专志授徒讲学”，和湛甘泉结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正德元年，一度被权宦刘瑾排挤，谪贵州龙场驿驿丞。历任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南京太仆寺少卿及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平定漳州詹师富、大帽山卢珂、大庾陈日龙、横水谢志珊、桶冈蓝天凤，浰头池仲容等匪徒暴乱。后因宦官许泰、张忠谗言，非但无功，反遭诬获咎，太监张永设法得以免祸，即称病居西湖净慈寺、九华山诸寺院。正德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六月升南京兵部尚书，九月归姚，会七十四弟子于龙泉山中山阁，指示“良知”之说。嘉靖六年，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享年56岁，著有《王文成公全书》、《阳明全书》行世。
王守仁集心学之大成，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王守仁的心学体系，主要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三个命题。
（1）心即理
“心即理”是王守仁心学体系的基础。他对“心”的界说是：“身之主宰便是合，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传习录》）又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传习录》）其说与程朱不同，心不只是一块血肉，而是身之主宰，是知觉（思维）的器官，是精神的实体。至于心与理的关系，王守仁也与程朱不二样，不是析而为二，而是合而为一的。他说：“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其于其亲，则孝之理果在于吾之心邪？抑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其或不可以从之于井欤？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欤？是皆所谓理也。是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果出于吾心之良知欤？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传习录》）从“心即理”的命题出发，王守仁进一步论证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他说：“气合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传习录》）甚至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阳明全书·答季德明》）
王守仁的“心即理”说，发展了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使之更富于主观色彩。《传习录》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就把主观能动作用夸大到了荒谬的程度，用主观吞没了客观。不过，“心即理”的命题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它弥补了程朱“性即理”在理论上的疏漏；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探讨了思维与感觉的关系，虽然他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但仍然是有意义的；把全部问题放在身、心、意、知这种不能脱离血肉之躯的主体精神上，从而发展为王哉的“任心之自然”和王灵的“乐是心之本体”，乃是逻辑的必然。于是，王学的末流便逐渐成了理学的“异端”。
（2）知行合一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命题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而下的“药”。他说：“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传习录》）由于世人把知行分作两件，所以不仅不在行上下工夫，而且对知也忽略了。王守仁说：“今人学何，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知与行是辩证的关系，将其割裂为二固然不对，但用知代替行，吞并行同样是错误的。不过，我们应当看到，王守仁极大地强调了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反对追求纯客观认识的知，反对脱离行的知，因而使得他的后学日益摒弃程朱“敬义挟持”的修养工夫，而对现实采取积极的干预态度。
知、行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王守仁却用“知行本体原来如此”，实即“心之本体”把两者“合一”了。他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他还举《大学》之“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论证见好色时已自好了，闻恶臭时已自恶了，这就是知行的本体。
（3）致良知
“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思想体系的核心。他说他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传习录》）。“良知”就是“天理”，“致良知”就是克制私欲，恢复心体无善无恶之本来面目，即“存天理，去人欲”。
“良知”是人心所固有的善性，如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是不假外求的。而且，自古至今，无论圣愚，都是相同的。认为“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是人心固有的，自然是唯心论先验论，但认为“良知”是无论圣愚皆同的，这就无异于否定了贤愚不肖的区别，承认人人都可成为圣人。这在当时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良知”既然是人心固有的善性，则人人都应该是善的。但现实并非如此。王守仁解释说，这是由于除圣人之外，一般人容易受物欲之蔽所致。因此，“须学以去其昏蔽”，即须加一番“省察克治”、“致知格物”的工夫。这似乎又回到了程朱“居敬穷理”的老路，其实不然。王守仁反对程朱的“格物致知”，反对“即物穷理”，主张在心上用工夫。他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护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他主张不论有事还是无事，都要一心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就是“穷理”。他说：“就穷理专一处说，便谓之居敬，就居敬精密处说，便谓之穷理，却不是居敬时别有个心穷理，穷理时别有个心居敬。名虽不同，工夫只是一事。”（《传习录》）这种一心只在“天理”上用功的修养方法，王守仁认为是“真切简易”，“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的救世良方。他说：“世之君子唯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传习录》）刘宗周也认为，以“致良知”“救学者支离眩鹜、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明儒学案·师说》）。
王守仁是陆九渊以后影响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明代后期，王学大盛，出现了众多流派，其中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和李贽等人影响较大。泰州学派内部各人思想不尽相同，但有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强调儒家的“圣”、“贤”是人人可成的，即便是“农工商贾”也可以成圣成贤，声称“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李贽还提出“是非无定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明亡之后，以阳明学大儒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对历史进行了反思，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尽管王守仁的心学思想体系存在某些缺陷，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儒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决不会减弱他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