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初黄老思想
汉武帝要实现理想中的治国蓝图，必须解决所面临的如下一些紧要问题：
第一，国家的指导思想问题。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为指导，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如果历史条件变化了，国家的指导思想也要跟着变化。“黄老学说”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黄”指“黄帝之学”，“老”指老子的学说。“黄帝之学”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学派。过去有关“黄帝之学”的著作均已散失，只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黄帝书五种，计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帛书《十大经》《经法》《称》《道原》等。据考证，这些帛书均属于“黄帝之学”的著作。黄帝学说与老子学说的根本区别是：它不仅讲道，而且还讲法。汉初把黄老思想糅合在一起，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黄老之学有两个特点：一是黄老之学虽然对包括早期道家在内的先秦各家学说都有所批评和舍弃，却在另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了它以早期道家理论为基础，兼采阴阳、儒、墨、名、法等各家学说之“善”的特点。二是在阐述道家“自然无为”的理论方面，强调的是“无为而无不为”，既有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的一面，又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张“待时而动”“因时制宜”的另一面，是一种“积极无为”主义。
黄老之学主张实行“无为”政治，主张统治者“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和“节用民力”等等，要求统治者适当减轻人民负担，不要过度剥削和压榨人民。这就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使人民发挥生产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这些基本主张既符合人民休养生息的愿望，也适合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需要。汉初的几任丞相，大都治“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汉初一些重要思想家，如陆贾、贾谊等人的政论著作，也明显地吸收了黄老之学的理论内容。陆贾《新语》中《道基》《无为》《至德》诸篇，贾谊《新书》中《修政语》《道德说》等篇，都打上了黄老之学的思想烙印。甚至一些文学作品也是这样。这表明黄老之学在汉初十分流行，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汉初黄老之学，促进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为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但是，随着统治阶级本身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及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统治者必然要求强化和集中权力，不可能长期安于“清静无为”的自由放任状态。于是，西汉初期一度盛行的黄老之学，到了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也就随着国家由弱到强的转变，走上了由盛而衰的道路，最后让位于为汉武帝“有为”政治服务的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体系。而这也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汉初对诸侯王、匈奴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是因为朝廷没有雄厚的实力与之抗衡。文帝时，贾谊就提出应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治理国家。他认为：秦之所以传二世，是因为不施仁义，不行德治，而专任刑罚造成的。他认为儒家思想治国的特征是以德治国，而法家治国的特点是刑罚。以德行治国者命运长久，任刑罚者短命而亡。
贾谊以秦二世而亡为戒，讲专用刑罚治国之害和以仁义治国的优越性，就是希望朝廷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治理国家。如把贾谊的这些言论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相比，二者简直如出一辙，文帝时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得已用无为而治的思想为指导。汉文帝需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崇尚节俭，少兴作，以便让民众集中力量从事生产，恢复经济。这是当时继续保持汉朝稳定长久的必然之路。
第二，汉初的文化与学术政策问题。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统治者下达焚书令。此后，项羽又火烧秦宫，使秦宫中的藏书也付之一炬。所以汉初社会文化处于沙漠化的境地，迫切需要恢复文化，开放书禁。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口授的书可以写在竹、帛上传阅。藏于墙壁中的古文书也不断被发现。所谓“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文帝时天下书籍公布于世的非常多，都是先秦诸子的著作。
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在学术讨论中，即使在皇帝面前，各学派的不同意见也可以进行辩论，并不因为尊崇黄老，就对其他各学派实行专制。如景帝时，齐诗博士辕固生与道家黄生就商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两个事件的性质展开辩论。辕固生是《诗》学博士，在当时堪称《诗经》专家。辕固生说：“夏桀、商纣暴虐，所以商汤诛夏桀，武王讨商纣。天下归于商汤和武王。这是顺应天意和民心的事情。”而黄生却以“汤武非受命，乃弑也”据理力争。意思就是，商纣虽然失去道义，但仍是君王，君王有过，臣下应当劝谏，岂能上下错位，取而代之？黄生用儒家的君臣尊卑观念来反驳辕固生。岂料辕固生回答道：“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以此推论，高祖代秦，即位于天子，也是大逆不道的篡弑行为吗？辩论到此，两者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于是景帝出面制止道：“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史记·儒林列传》）这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即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味；讨论学问，避开汤武，没人说你们愚昧。这场辩论也就到此为止了。后人对黄生的认识也不过如此，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少之又少。
在汉初开明的学术政策下，实际上形成了尊黄老而兼用各家的局面。文帝就是一位以黄老“无为而治”为指导，又推行儒家“德治”，同时又是一位“好刑名之言”的重法君主。汉武帝即位之后，面临着能否继承汉初开明的学术思想政策的问题，是尊儒术而兼用百家呢？还是尊儒术而对百家实行专制？
第三，汉初恢复、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由于秦的暴政和其后的战乱，汉初社会不安定，经济凋敝、百废待兴，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道莫大于无为”。所谓“无为”在当时条件下，就是要扫除繁苛、与民休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汉初废除了秦朝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繁苛严法，采取了轻徭、薄赋、省刑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又采取措施发展工商业。如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除“盗铸令”“听民放铸”。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除“关无用传”。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又下令开放池林山泽。所有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因此，《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经济繁荣发展，民给自足，社会稳定。但是物盛而衰，物极必反，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繁荣局面的出现，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由于社会法律宽舒，百姓殷富，一些豪富凭借财势，骄傲放纵，在社会、乡里横行霸道。有封邑土地的宗室及公卿大夫都竞相奢侈，住宅、车马、服饰甚至超过了皇帝，没有一点限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也开始出现，普通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了。文帝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提到，当时五口之家，耕田百亩的小农，一亩农田收获一石粮食的话，百亩之田收获不过百石。这比战国初期李悝所说魏国五口之家耕作百亩的小农，一亩农田收入一石半的产量还要低。而当时又频频发生自然灾害。如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河决于酸枣；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秋，关中大雨昼夜不停地连下三十五日，冲没九百余家，八千余所民室遭到破坏。三年后，天下大旱。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又发生大水灾。这诸多的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同时农民又深受地主、商人的兼并、剥夺，生活日益艰难，许多甚至陷于破产的境地。这是摆在汉武帝面前的又一重大社会问题。
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王侯官僚、农民问题等也是汉朝内部存在的问题，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汉朝与匈奴的关系也是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秦汉以来，匈奴一直活跃在北方边境，屡次南下侵扰。高祖建立西汉，到武帝即位后，西汉对匈奴一直采取屈辱妥协的和亲政策。白登之围后高祖认识到国力的弱小。于是采纳刘敬的建议，将汉朝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并且每年给匈奴许多财物。吕后时，冒顿单于给吕后递书侮辱戏弄，极为无理，吕后却卑辞求和，并赠送大量金银絮缯和亲，以求边境的安宁。虽然如此，匈奴还是不断地对汉朝进行侵扰劫掠。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河南地，灌婴率车骑八万五千，逐匈奴出塞。文帝极为重视，亲自到北方劳军。此时，济北王刘兴居听说文帝打算到北方亲自督军，于是趁机反叛。文帝急忙命柴武为大将军，率十万大军出击济北王，自己也回到长安，发诏讨逆，这次叛乱才平定下来。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发兵十四万入塞，大兵逼近甘泉宫，后被汉军击退；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军臣单于率军大举侵犯汉境边郡。从上郡、云中分两路南侵，汉方紧急部署，令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紧急调动军队阻击。文帝亲自赴军营视察，了解战况。
面对匈奴的侵扰，文帝时贾谊在《治安策》中沉痛地指出：“今海内的形势是，汉朝皇帝是天下之首，匈奴乃蛮夷，不足为重。汉朝却每年赠送大量金银絮缯给匈奴，致使本末倒置。”在贾谊看来，汉与匈奴的关系，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头。其实文帝何尝不知，只是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使他无法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这种形势到了汉武帝时期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经济上出现了大好形势，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威胁中央政权的诸侯王的势力遭到很大削弱。反击匈奴的条件日益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对匈奴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继续实行和亲政策以保安宁，还是调整对匈奴的政策进行武力征讨？此外，又该如何处理与南越、闽越这类分裂割据势力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摆在武帝面前的重大问题。
另外，经过汉初六十余年的恢复发展后，社会出现了几种潮流。一个是思想文化恢复发展的潮流；一个是经济恢复发展的潮流；一个是中国由分裂走向大一统的潮流。汉武帝就是走在这几种潮流正中的天子，在这几种潮流汹涌交织之时所出现的问题，都需要他来解决。这也是历史赋予他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