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雄才大略
美国学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曾说：“对任何一件历史问题都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奋斗。”对汉武帝我们也要全面地给予认识和评价。汉武帝的丰功伟业可简单用“文治武功，雄才大略”八字概括，其卓越的功绩在于承前启后，独具开创性，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在治理国家方面他顺应时代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政治制度，调整经济政策，确立了主流统治思想，促使封建制度基本成熟和定型。
首先，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消除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对立，强化中央集权，保证政治统一。汉初高祖比较周与秦的制度，认为秦亡是因用郡县之制。因而分封同姓为王，并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随着地方势力的膨胀，分封的弊端便日益严重化。诸王在封国内有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他们“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样，中央的统一治理与地方的高度独立形成尖锐的矛盾，不仅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还存在战乱和分裂的危机。文帝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软弱措施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景帝时，王国问题更为严重，御史大夫晁错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了严厉的“削藩”主张，认为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最后引发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和最终的平叛，是西汉王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结果。虽然中央免除了地方王国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削减了王国官吏，但王国在地方的势力依旧很大，他们的存在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如何进一步削藩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是汉武帝所面临的迫切的政治问题。鉴于前朝的教训，为进一步削减地方王国的势力，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积极措施：第一，针对地方王国诸侯，汉武帝继续推行景帝时实行的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的政策，并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元朔二年（前127年）行“推恩令”，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通过“推恩令”，王国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汉武帝以诸侯王和列侯的“酎金”成色不足而削夺了一大批爵位，又于元狩元年（前122年）颁布“左官律”“附益法”，更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在地方上的政治活动。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汉武帝通过对诸侯王的一系列削权措施，进一步打击了王国的势力，有利于西汉的政局稳定，为西汉的鼎盛繁荣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第二，面对国家广阔的疆域，为加强中央对全国范围的控制，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命名为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十三部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置，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这对国家的政局稳固，防止地方分裂势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第三，对于地方的豪强势力，汉武帝也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其措施包括迁徙地方郡国豪富和打击地方豪侠。由于地方富豪大贾“交通王侯，力过吏势”，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给”。他们长期盘踞地方，欺压百姓，兼并土地，干扰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先后几次迁徙郡国富豪，削弱他们在地方的势力。建元三年（前138年），徙郡国富豪至茂陵，元朔二年（前127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通过迁徙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加强了中央集权。
其次，完善官吏选拔制度，举“贤良”、任“能人”，对封建社会的任官制度影响重大。汉初官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随着列侯的没落和“任子”“訾选”难以选到真正的人才。武帝即位后，求才若渴，一方面继承了文帝的“贤良”“孝廉”选官方式，一方面加强和完善察举制度；另外还采用“征召”制“公车上书”制和选用博士弟子。汉武帝还推广在郡县兴立地方学校，“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有目的地培养国家所需的人才。汉武帝对察举制的加强和完善，是对汉代“訾选”和“任子”制的重大改革和调整，为社会下层有抱负的贫寒人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也为封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察举制度开启了其后历代封建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先河。汉武帝的吏制改革对我国封建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第三，改革经济管理，加强中央统一调配，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巩固政治的统一。盐铁官营。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这样一来经济大权旁落地方，致使大盐铁商“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而此时的汉武帝决定把冶铁、煮盐、酿酒等私营权收归中央。汉武帝当时施行的盐铁官营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盐铁官营专卖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能够大幅度地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了汉武帝时庞大的军费之需，也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同时，盐铁官营专卖又防止了豪强富商垄断盐铁生产，操纵市场，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的扩张，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另外，盐铁官营专卖可以防止贵族诸侯借此扩大经济力量和中央对抗。
实施均输平准法。均输是由大农派出属官去各地郡国，对上缴朝廷的货物沿途出卖，买回朝廷所需货物；平准是在朝廷设平准官统一管理由各地运往朝廷的货物，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求得物价平稳。这样由朝廷直接对物价与货物进行统一调控，使商人无从投机取巧，这样“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实施算缗与告缗的经济措施则是针对商人并进而制约商业高利贷的强硬经济手段，主要是加重对他们的财产税征收。并对陈报不实者，鼓励告发，使“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这些经济措施虽然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摧残作用，尤其是对当时商品经济的打击更为严重，但它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西汉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
进行币制改革：汉武帝在经济领域的变革中，还有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就是对货币的改革，即实现了币制的统一。汉武帝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次年，由上林三官专铸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成色都有保证，使币制得到长期的稳定。币制的统一对国家的货币流通，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确立主流统治思想，统一意识形态，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面对如何能维护政治的统一，采用何种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教人们服从国家的意志，把人们的意志统一于封建国家的意志之中，牢固地控制人们。纵然它不可避免地发展为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但儒学居于独尊的地位，成为汉代以及后来两千年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并为巩固国家统一，传播封建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虽几经战乱，但发展至今依然是一个统一的大国，这与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意识有着很大关系，而这一“大一统”观念则始于汉武帝时代。
武帝在内政统一稳定的同时，大力开拓疆界，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交往，促进彼此交流、共同发展，弘扬汉朝文明。
综上所述，汉武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创初期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他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体现了封建社会从建立到巩固、统一、发展的历程。同时，他打通了中原与周边广大地区的联系，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促进中西文明的共同发展，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起了推动作用。虽然他难免有帝王“好大喜功”“居功自傲”“奢侈享受”的弊病，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他足以被视为有功于历史的杰出帝王。
（二）是非功过
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西汉是强盛的一代，而汉武帝在位的五十余年更使它登上了鼎盛的高峰。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功不可没，充分展示了他勇于开拓、奋发进取的雄才大略，因此受到了历代史学家对他的充分认可和赞叹。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称赞他：“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清人赵翼在书中说：“武帝驾远驭……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总而言之“他所开创的局面后人无法继续”。前人的两千年学术之窒息、思想之消沉。事实上，尊儒黜子指的是不为《六艺》以外的学说立博士而言，并不是要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的流通，汉武帝实际上实行的是尊儒兴学，悉延百端之学，博开艺能之路的学术文化政策。汉代学术思想界，也不是只奉一家，刘歆父子在作《七略·诸子略》时，总叙了对诸子的评价，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得到朝廷的肯定。
从文化史角度来看，儒学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脉，《六艺》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精神财富。秦始皇焚书坑儒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摧残，所幸学者不放弃，使之不绝如缕，在汉初，学术民主、复兴文化，儒学才得以流传。而这其中的功臣，不能不首推汉武帝、董仲舒等。
二是兴学校。并把教育、考试制度与选官制度相结合。建立起了以它为基础的文官制度。这是汉武帝开创的。也评价已充分肯定了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的业绩。
汉武帝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历史人物，他做了许多前人未曾做过的事。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曾说：“案中国之政，始于汉武者极多。”并对他的具体贡献作过一个统计：
武帝即位，称建元元年。帝王从此有了年号。
是年诏郡国举贤良方正。武帝首创策问，擢广川董仲舒为第一。科举之法始于此。
仲舒上疏，请罢黜百家，用儒术。
汉武帝创造的汉制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基础，也奠定了不断调适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在汉武帝创制的基本活动中，有两件具体且很重要的文化贡献：一是尊儒术。近代学者多否定汉武帝、董仲舒此举，认为从此只剩儒家一条，以此造成中国正是这个制度，使武帝时代人才鼎盛，提高了官吏的文化素养，并使政府崇尚文治，传扬文化。
毋庸讳言，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特别是用兵四方，历代争议颇多，持批评、否定意见者不在少数。认为武帝徒费劳财，虚耗民力，奢侈无度，百姓流离，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而征战却仍无停止。清时有人说汉武帝“穷兵黩武，征伐不休，至于末年，户口减半，几至亡国”。这些批评多为揭发事实，自有其正确性。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否认武帝开边的事实，其实武帝的功过是非都要结合历史和实际作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