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但是，秦帝国的版图不过是汉武帝时代版图的二分之一。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四十四年，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执政。其时匈奴气焰嚣张，西域神秘莫测。汉武帝绝不能忍受乃父乃祖的“和亲外交”，忍气吞声，换取短暂和平。他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去征服、去开拓。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即建元二年（前139年），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借此形成反击匈奴的战略联盟，压缩匈奴的生存空间，实现对匈奴的战略包围。年仅18岁的帝王竟有如此眼光，历朝历皇，谁可比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千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原汉族政权力量延伸到了今天新疆以西。
即位第八年，即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第一次运筹帷幄征战匈奴，马邑之战失利。但是，短暂的失利，丝毫不能影响24岁天子的征战豪情，反而促使汉武帝破釜沉舟，毅然抛弃汉王朝施行近七十年的和亲国策，全力出击匈奴！变和平体制为战争体制，弃祖宗制度启现实制度。其间的勇气和魄力，令人赞叹！
汉武帝曾在一篇求贤《诏》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篇踌躇满志、殷情恳切的求贤《诏》，收录在萧统《文选》中，千百年来，英雄传诵，志士吟咏。当年汉武帝以此“广延天下人才”，今日反观汉武帝一生功过，此语更是恰如其分。汉武帝之所以立下非常之功，皆因他就是非常之人。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武帝曾打算亲自教霍去病兵法（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霍去病虽未学，但可见汉武帝深通兵法，这是他成为卓越的战略军事家的基础。
论及汉武帝一朝的军事战役，人们往往言必称卫青、霍去病、李广，没有人注意到璀璨四射的将星、帅才背后，远在庙堂之上，那位足以与西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相匹敌的最高统帅——汉武帝。
当年，汉武帝决意改变祖制、对匈奴开战，韩安国、汲黯等前朝老臣，公孙弘、主父偃等当朝新锐，纷纷高唱反调。群臣应者寥寥，首战无功而返，年轻的总指挥却岿然不动。此后，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漠北之战，对匈奴作战的三大重要战役，都由汉武帝亲自决策部署，选将调兵。至于具体的用兵时间、出兵地点、兵力部署、攻击方向，汉武帝都事无巨细，总揽无遗。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剑指东方、南方、东南方、东北方，使汉朝的势力到达今天西方的中亚，西南的云贵川，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海南与福建，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
但四十四年旷日持久的征战杀伐，毕竟劳民伤财。对于汉武帝的军事外交战略，司马迁也非常矛盾。《史记·匈奴列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少数民族史，司马迁给匈奴立传，把匈奴看作炎黄子孙之一，表达了他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定位：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场悲剧，战争使双方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虽然当时的汉帝国还无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背景，两个民族最好的办法也应该是和平相处。可惜，到了汉武帝时代，和亲政策已走入绝路。不得已而对匈奴用兵，司马迁对此是理解的；而战线越拉越长，汉武帝偶有任人失当，司马迁也是痛心疾首。
为了宠幸李夫人，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将军，率领数万人出征，讨伐大宛，不过艳羡其汗血宝马。结果，打了两年，军队损失五分之四。如此轻率，可谓草菅人命！
时间是抚平创痛的良药。和平年代，人心思定，我们早已无法体察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所以，今人的评价理智多于感情。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与天下百姓一道，亲历家园变废墟，一代史家的良心，使司马迁不可能面对战争之害无动于衷，必然会对汉武帝连年征战，导致民生凋敝有所批评。
同时，汉武帝也是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
一统江山容易，聚拢人心困难。秦皇汉武深解其中三昧。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窦太后去世前，汉武帝就暗度陈仓，设立五经博士，为尊儒打基础。即位之初，汉武帝迫不及待，举国推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一位寂寞书生董仲舒，凭《天人三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与政治、皇权紧密相连。据此，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秦代至汉初，选拔人才用的是军功爵制；到了汉武帝时代，逐渐转变为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
文景崇黄老，宽厚无为，垂拱而治；汉武帝则一反祖宗定法，尊儒术以约束官吏，效法家而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错为用。而其中尊儒兴教，首立太学，尤予后世以至深影响。倘非此举，儒家学说何以成“教”？倘非此举，华夏文明何以存续？倘非此举，学而优则仕何以体现？
儒家对中国政治：以人为本，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独尊儒术”让人们都懂得礼义教化、精忠报国等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儒家对人才素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一个人品质的标准，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途径。汉武帝时代，对应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权体制。秦始皇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设计一整套执政方针。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分裂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对此，司马迁击节称道。《淮南衡山列传》中，太史公曰：“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
秦朝实行郡县制，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刘邦建汉，首封异姓诸王，后封同姓诸王。从政治体制的发展着眼，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继而，吕后大封诸吕，终酿祸乱。因此，到景帝一朝，乃有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县以推行国家政令，此后两汉四百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患。
不仅如此，汉武帝在强化中央集权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击权贵即其大手笔之一。打击不法豪强与贪官污吏，势在必行。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极端，难免会带来各种后遗症。司马迁对此直言不讳：“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汉武帝称赞这样的杀人魔王，提拔他担任中尉，赐予更多的生杀大权。惨遭宫刑、深受酷吏之苦的司马迁，能不有非议吗？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
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另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如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还敢于破格提拔，只要有能力，如卫青为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摒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
汉武帝备受误解和争议的，就是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施以宫刑。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班固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表明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表扬、批评兼而有之：“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