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没结婚
蓝英年
果戈理一生充满矛盾。他的作品真实地揭示出十九世纪俄国愚昧、野蛮和残酷的现实，剖析了俄国人身上的民族劣根性，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果戈理笃信宗教，交往的多是农奴主（地主贵族），是他们的座上宾。果戈理的思想与他的作品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他的真实社会地位与他的文学声望同样存在巨大的差异。他的作品尖锐地嘲讽了俄国地主和官吏身上一切丑陋的东西，他笔下的人物可以称为丑陋的俄国人。直到如今，多数俄国人身上或多或少仍存在果戈理笔下人物的影子。
果戈理时代贪污受贿风行，无处不在，同今日的俄罗斯没有区别。果戈理曾敏锐地预言，贪污腐败已成顽症，如不根除，必将导致俄国灭亡。在烧剩的《死魂灵》第二卷最后几页残页中，果戈理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几页没头没尾，一般人不会注意。乞乞科夫被释放后，公爵召集全城达官显贵，对他们讲了一段话，大意是：现在贪污腐败成风，你撤换贪污腐败分子，换上诚实的人，但过不了多久，诚实的人又变成贪污腐败分子，这样不断撤换，直到无人撤换为止。下面是果戈理的原话：“公爵对达官显贵说……重要的是，我们面临拯救祖国的重任，我们的国土已在日益沦亡，敌人不是二十种外族语言（指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军队。这支军队由各种民族组成）的入侵，而是我们的自身；在合法统治之外，已经形成了另外一股统治势力，它比任何一种合法势力都强大得多。
它制定出自己的条件，给一切都标上价格，甚至使这些价格达到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地步。这种邪恶风尚，是任何一位国君无法加以纠正的，纵然他比天下所有立法治国的君主都贤明，纵然他设置监察员竭力限制品格恶劣的官员的行动，也无济于事。只要我们每个人还不知醒悟，觉得自己应该如同起义时代人民武装反抗入侵之敌一样，奋起反抗不义，一切都将是徒劳无益的。”（《死魂灵》，第466页一第4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百五十年前果戈理就看到国家法令之外还存在着潜规则，而社会的运转依赖的就是这种潜规则。一切政府法令和规章通通没用。今天俄罗斯怎么样了呢？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俄罗斯内务部经济安全局发布了全国贪污腐败数据。数据显示：俄罗斯平均每次贿赂金额已攀升到二万七千卢布（约合人民币7000元）．比此前增长了三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虽然大张旗鼓地反贪腐，但收效甚微。俄罗斯反腐调查中心认为反贪腐工作只触及皮毛，执法部门不愿意插手危险的“灰色地带”，以免触犯禁忌，招来横祸。反腐调查中心负责人巴菲洛娃女士坦言道：“二万七千卢布仅仅是贿赂医生或因行车超速而通融警察的数目，真正的商业贿赂尚未曝光。”她认为俄罗斯目前的反腐还仅限于基层，无力在政府中层展开，如对俄罗斯各州首长和国家各部委官员肃贪。执法人员不敢对俄罗斯权贵阶层肃贪，投鼠忌器。如对大权在握的政府大员的贪污腐败案件处理不当，执法人员往往会丢掉鸟纱帽，甚至沦为“阶下囚”。（《世界博览》2009年17期）果戈理一百五十年前的话不幸成为谶语。潜规则代替了国家法令。前些日子俄罗斯领导人封闭了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市场，使中国商人损失惨重，有的血本无归，也是潜规则运作的结果。中国商人想走“白色清关”，但俄罗斯伙伴却千方百计地让他们走“灰色清关”。因为这样海关才能获益，伙伴才能任意宰割中国商人。如一定要走“白色清关”，货物不知要扣压多久。与俄国人接触多了，便会发现其中有不少人不讲信用，夸夸其谈，懒惰酗酒，使你不禁想起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他的人物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快快活活地活到今天。
果戈理出生于乌克兰小地主家，社会地位不高。他中学毕业后来到彼得堡，二十三四岁出版了《狄康卡近乡夜话》，接着又出版了《密尔格拉德》，成为普希金之后文坛上又一颗耀眼的明星，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普希金也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青年人更不用说了，果戈理成为他们的偶像。一九四二年《死魂灵》出版后，大学生们不上课，在教室里轮流朗诵《死魂灵》。
但在沙皇和保守的大臣眼里果戈理不过是弄臣，捅科打诨的人，而对这类人沙皇的态度是宽宏大量的，说出过头话也不见怪。一八三六年喜剧《钦差大臣》上演，沙皇尼古拉一世率领大臣们观看。他们是到剧场寻开心的。特别是主角赫列斯塔科夫由着名喜剧演员丢尔扮演，更让沙皇和大臣们相信喜剧一定逗乐。但他们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脸色越来越阴沉，演出结束后，沙皇走出剧院说道：“大家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但沙皇并没有把果戈理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宽恕了果戈理，因为果戈理在他眼中不过是弄臣。试想一下，如果斯大林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看戏，闭幕后，斯大林说：“大家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
剧作家的下场如何，导演和演员的下场如何，不难想象。因为斯大林把作家看成人类灵魂工程师。苏联作家的神圣使命就是歌颂斯大林所领导的体制。一八四六年果戈理准备到耶路撒冷圣地旅行，他请求沙皇尼古拉一世发给他一本特殊护照，他经过的所有地区都要接待他。沙皇说俄国没有这样的护照，但仍令果戈理途经地区的俄国使馆接待他。沙皇满足了弄臣果戈理过分的请求。其实中国伟大的诗人李白在唐玄宗眼里何尝不是弄臣呢？李白要唐玄宗的大太监高力士为他脱靴，杨贵妃为他研墨，但他写的《清平乐》是赞美杨贵妃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欣赏牡丹，要人助兴，便把李白叫去了。李白和果戈理当然不是弄臣，但在唐玄宗和尼古拉一世的眼里未必不是弄臣。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沙皇宫廷女官斯米尔诺娃·罗谢特回忆道，一位公爵问他，果戈理是何许人？当时果戈理已名满天下，可公爵却不知道果戈理。当然不只他一人不知道，很多脑满肠肥的大贵族也不知道果戈理。果戈理的求婚被拒绝是贵族对他的蔑视的露骨表现。果戈理与维利耶戈尔斯基公爵一家关系良好，不时拜访，有时还给他们朗诵自己的作品。维利耶戈尔斯基一家待果戈理也很好，每次果戈理来访都热情接待。维利耶戈尔斯基公爵是亲近沙皇的重臣，为《死魂灵》的出版出过力。
果戈理爱上公爵的女儿安娜公爵小姐，托安娜的姐夫代他向安娜小姐求婚。但果戈理的求婚激怒了维利耶戈尔斯基公爵一家，遭到断然拒绝，并从此不许果戈理踏入他们家门。这件事在上流社会传开，等于打了果戈理一记响亮的耳光，使他无地自容。
果戈理从此患上忧郁症。维利耶戈尔斯基是世袭贵族，安娜的母系更加显赫，出自比龙家族。比龙是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的宠臣兼面首。他们怎么看得起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果戈理呢？作为作家的果戈理他们可以接待，就像接待各类艺人一样，但决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身份比他们低下得多的人。在他们眼里果戈理同样是弄臣。果戈理活了四十三岁，没有再看到果戈理向女人求婚或与女人恋爱的记载。
果戈理的作品无情地鞭笞了俄国的现实，但他却没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赋予他的推翻农奴制的使命。俄国朋友送了我一本最新出版的《果戈理百科辞典》，我翻了一下，看到他与贵族地主的交往，他们的通信。他的思想与这些大农奴主的思想没有多少区别。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农奴给地主干活是上帝的意志，所以要好好干活。女人守寡也是上帝的意志，那就好好守寡吧。他对贵族的那种阿谀口吻让人看了反感。别林斯基特别看重果戈理的作品，因为果戈理展现了俄国丑恶的现实，抨击了农奴制。果戈理写的是他亲眼看到的，他不得不这样写，但他并没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主观上要推翻农奴制。他出版《与友人书信选》是他一贯思想的集中表露。世界观与创作之间的矛盾在不少作家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在果戈理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我们常说，作家要改造思想，深入生活，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但在果戈理这儿得到的恰恰是反证。为什么会这样？我一直想不明白。
孟什维克的路线
萧文泉
中国革命开创的时候，造反的知识分子喜欢使用许多苏俄新名词，例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等等，不一而足，常常使不入门的人一头雾水，根据地的农民们还以为“苏维埃”是一个姓苏的大官的名字。然而对于革命党人，这些词都有性命攸关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苏联党的名称后一直附着个“布”字，明示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受《联共（布）简明党史》的影响，在中文里这两个名词也褒贬明确，只有忠贞坚定的革命者才配得上称布尔什维克，堕落邪道的就是孟什维克。斯大林时代出产的那些所谓的“红色经典”更让百姓们爱憎分明，布尔什维克是好人，孟什维克是奸贼。虽然由于时代关系，中国共产党内只曾跟着斯大林大抓严捕“托派”而似乎没有开展过反“孟什维克”的运动，但是在我们的理论文章里和正式史书里将“孟什维克”作为党内反动派的别号，却是屡见不鲜的。
那些背着恶名的孟什维克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历史书上都解释说，“孟什维克”是俄语“少数派”的意思，而“布尔什维克”则是“多数派”的意思，典故出自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建党原则而进行的一次争论，列宁的正确路线获多数代表的支持，成了多数派，而错误路线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故称他们为孟什维克。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九〇三年七八月间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的，说是代表大会，参加者也只有几十个人，都是流亡者。分歧出现在如何写党章第一条的问题上，即什么样的人能算党员。其实，讨论中谁也没有把这个条款太当一回事，对两个草案的区别更没有什么理论上的考虑和阐述。列宁主张党员标准严格一点，马尔托夫则认为要宽松一点。列宁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他的这个多数派实际上也只比反对意见多四票而已。据与会者的回忆，当时党内在许多问题上虽有不同意见，但是各人之间并没有深刻的和全面的立场和观点上的分歧，党是一个非常小的党，大家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上的共同点大大超过不同看法。后来党壮大了，卷入国内政治事务深了，互相之间也分歧大了。理论家们和历史学家们才把许多思想内涵追加到那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中去，演绎出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而且苏联党越强大，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间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的对立的阐述越深入。这颇有点像中国古史上的所谓“层累地”建立的模式。政治正统的确立需要一个创世神话，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之间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恰好适合了这个需要，所以革命胜利后列宁会说，如果我们没有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战胜孟什维克，那么我们也无法在一九一七年赢得革命。实际上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产生的派系更主要是按人事分的，进入了《火星报》编辑部的人和没能进的人之间的区分要更加重要得多。同是《火星报》编辑的列宁和马尔托夫，虽然后来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首脑，一个是孟什维克的领袖，两人之间原来的关系却是相当密切的。分裂发生后许多党员都惊讶万分，托洛茨基称之为“晴天霹雳”，没参加大会的党员们在会后想从代表们那里弄清楚分裂的原因，却发现两派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实在没什么区别，于是大家就按照个人关系的亲疏来选择阵营。这样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系由此形成了。
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间，双方都作过努力要团结起来，一九〇六年在斯德哥尔摩共同举行过团结的大会，他们之间在政见上并没有截然的区别，而且两个派别内部还有许多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见解，并没有后来意识形态专家们所说的纯一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对俄国国内问题，两派内部有许多立场其实是非常相似和重合的。特别是孟什维克的左翼常常和布尔什维克的右翼具有相同的观点，例如一九〇九年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孟什维克左翼和列宁支持的布尔什维克右翼就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左翼抵制杜马的立场。在工人阶级自发革命性问题上，在是否与工会合作的问题上，在应该不应该参与杜马的问题上，一会儿布尔什维克采用了原来是孟什维克的立场，一会儿孟什维克采取了原来是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在都参加了杜马后，各自的成员在杜马里也能密切合作一致对外。一九〇五年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临时政府，并要参加进去，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则是孟什维克主张建立临时政府并参加进去。两派互相间的指责也一样，都说对方是分裂主义、小团体主义、机会主义、背离工人阶级等等。最说明两个派别的一致性的是，尽管他们各自独立，一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后，他们都处于同一个党内，都还遵循着一九〇三年大会通过的党章，孟什维克派在一九〇七年还投票通过了那个造成最初分裂的党章第一条。
但是，政治历史告诉我们，因个人恩怨和利害关系而造成的分裂要比由思想不同造成的分歧更难以弥合。尽管基层党员们很厌恶那些上层知识分子之间的吵闹，这促使领袖们不时做出要团结起来的姿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依然互相对立。为了取得正统的地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转向国外的同志们，期望自己而不是对方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可和支持。首先当然要争取当时国际共运的精神领袖考茨基的举足轻重的支持。考茨基开始一直拿不定主意，他既为俄国人互相攻击所用的恶毒语言而震惊，更觉得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无甚意义。和其他关注俄国问题的国际社会主义领袖一样，他认为从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出发，最重要的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样他决定由社会国际执行局出面在布鲁塞尔召开俄国党所有派系的会议，以实现全党的团结。孟什维克积极参加，但是布尔什维克的表现令人失望，列宁没有出席会议，布尔什维克最后拒绝接受会议的团结决议。
这样，在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眼里，布尔什维克显然应该负分裂的罪责了，这也埋下了以后列宁从第二国际脱离出来建立第三国际的根子。
一九一四年布鲁塞尔会议后布尔什维克的处境相当不妙，无论在国内国际都非常孤立。是俄国革命救了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