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解释，是“鲁迅与孔子的比较研究”，没有暗示褒贬取舍，是中性的。但是，这样，不如干脆加上“比较研究”四个字，消除歧义。可是，如果加上，理应扩大研究的内容，必得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等诸多和他们俩有关的方面，才名实相符。而我，目前还不愿意这样面面俱到地评议。
另一种解释是：“要鲁迅，还是要孔子？”暗示褒贬取舍的趋向。于是，三十年来致力于破除“二元对立思想”，破除“非此即彼”的考量与选择的读者，就要提出批评了。他们要追问：为什么一定要不是要鲁迅，就是要孔子呢？他们俩不能并存，不能兼容并包吗？是的，在不少方面，他们俩的观点，思想有相同、相近或相通的地方。鲁迅肯定过，称赞过，甚至赞美过孔子的“伟大”。但是，在根本特质上，是不能兼容并包的。鲁迅参与革皇帝的命，终身极力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维护革除皇权专制的、实行“共和”的民国，这和孔子的“君君臣臣”能够兼包并容吗？有所谓“创造性的转化”一说，但三十年来，我并没有看到教授学者论述“君君臣臣”如何“创造性的转化”为现代民主的论述。新儒家所谓儒家和现代民主如何如何，那是新“儒僧”，新“道虚”。至于“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似乎更少有论述了。是不？
三十多年来，思想解放，提出了“二元对立”的思想问题。这大概是对于中国特色的辩证法——“一分为二”的反拨。所以有“一分为三”的哲学问题的提出，有“一分为多”的哲学笔记的记忆。
“二元对立”的思想，是一元与多元问题中的一个子问题。多元是客观存在的。
自然是多元的，人类是多元的，社会是多元的。人本身的多元，产生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多元的。文化的多元性，思想、观点、学说、主义、道德等等都是多元的。不仅是多元，而且是多样的。因之价值的多元性随之而来。二元是多元中的一种；“二元对立”也是一种常态。是非，利害，对错，爱憎，好恶，美丑，高尚与卑鄙等都是“二元对立”的。人，只要保有自己的个性，就有独立的自己的思想，独立的爱憎，就有自己的选择。选择往往是一元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人的一生，常常发生“是，还是不”；“要，还是不要”的选择。孟子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孟子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就是“多元”和“多样”。但在“百家”中人是有选择的。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就是一种选择，一种在儒家和儒家之外的根本特质的思想，即“为我”，还是“为君”；“兼爱”，还是“亲亲”的思想方面，孟子就作出了“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种选择，不能责怪他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只能批评他的选择是否正确。
自然，“二元”并非必然对立。“二元”
之间有相当的空间。“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有“不革命”；“左”和“右”之间，有“中左”，“中左偏右”。“二元对立”的选择，必须审慎分析。
特别是对于“人”，又特别是对于“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家”如鲁迅与孔子。他们思想丰富，复杂，涉及范围非常广泛。鲁迅没有研究过经济，但鲁迅在论及妇女的解放问题的时候，始终强调必须掌握“经济权”，有独立的经济力量，在家庭有平等的经济分配权利。孔子没有研究过军事，“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日：‘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但孔子说出了一段至理名言：“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从社会、人文的不同方面，以“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
的原则，思想丰富、复杂的伟大思想家，都是总有可取之处的，都是可以“择善而从”
的。在这一方面，鲁迅和孔子也不另外。我是要鲁迅，也要孔子的。
但是，在思想的根本特质方面，即在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方面，我是只要鲁迅，而不要孔子的。并且认为，凡是不愿作奴隶的人，不愿从家里到社会甘愿臣服他人的人，大概不会选择孔子吧？我是信服鲁迅的一个人。我也时时警惕自己对于鲁迅是否“偏爱”而产生“偏至”。
孔子当今在我中国的复活，并且不是“乘桴浮于海”，不是只有一个“由”跟随着他，而是乘风破浪，举国护驾，落户世界各国，似乎真的要在彼岸开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样子了。然而，孔子的核心思想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么？那个预言二十一世纪是我中华文化的世纪的长者，不是明确坦承“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门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么！既然“三纲”是中华文化的“定义”，我期待今天的国学家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而直截了当地阐释这“三纲”的内涵、意义、作用，对谁有利，为什么今天还是治国的宝典，国家的“软实力”？为什么世界各国将会信奉孔子，并改弦易辙实行孔子和他的之徒的“三纲”？
我期待青年朋友，想想孔子和他的之徒的“三纲”，想想鲁迅向你们建议的当下的三个当务之急，冷静地想一想：在当今之世，谁是可以信奉的？谁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存和成长有益，有利？
二OO九年八月五日
江青与“文艺革命”
李洁非
上世纪，中国文艺屡兴“革命”。很多着名的例子，文艺史必然讲到。但是，有一场最大的“文艺革命”，自其寿终正寝以来，三十多年不载于史着，论文研讨亦属鲜有。所以如此，与它的“身份”有关。它由江青借政治之力，鼓吹、推动，并在其中充当“旗手”，“文革”结束后，被指为“阴谋文艺”，而“文艺革命”称谓消失。
然而“文艺革命”的存在，是确实的。
一九七六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也是“文艺革命”十年之际，江青等控制的写作班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发表《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人民日报》1976年3月6日），就“文艺革命”表述如下：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对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美术等，进行了深刻的改造，文艺在方向路线、创作思想、艺术形式、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表述，明确、具体、完整。指出“文艺革命”有三大特征：一、以“样板戏”为标志；二、全面涉及文学艺术所有门类；三、在“方向路线、创作思想、艺术形式、队伍建设”四大方面取得成果。三个特征是否成立，是否属实，只须揆以当年实际，即可验明。对这场“文艺革命”的政治含义及性质，可另行批判，但它作为一项事实，却不必回避。
江青出场
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一九六四年六月四日《对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的批语》写道：
江青阅。并于六月五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这个材料清楚地证明，毛泽东已经做出安排，让江青出面代表他介入文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迹象。
事情应追溯到一九六三年。这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一份《文艺情况汇报》
上做出批示，指责“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文化部党组立即检查近几年的工作，并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下旬，决定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两个月后，中央宣传部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未定稿）。毛泽东拿到后，又写下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此即着名的“两个批示”。薄一波曾说：“现在重新回顾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两个批示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可以合理地推断，严厉批评文艺，是为即将开展的狂风暴雨式阶级斗争运动服务的，此后，毛泽东继续对文艺谴责，希望看到突破性的事态：“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八月二十日，我向毛主席汇报计划工作方法革命化问题时，他又说：文化团体也要赶下去。
文化部可以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农村工作部可以取消，为什么文化部不可以取消？十一月十六日，他在听取三线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文化系统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他甚至说：整个文化部都垮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把他们统统赶下去”的思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就提到过。文化团体“要赶下去”，文化部则“可以取消”
——实际上是要把现有文化战线推倒、打烂，或者说，开展一场革命。
时任中宣部、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写道：
一九六三年以后，我同江青的接触多了。同江青打交道，本来应该是周扬的事，但他不愿意管，要我同她联系，我无法推辞。江青曾对我说，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一九六三年以后”，“江青元素”突然变得活跃，主管文艺的官员发现不得不经常跟她打交道、接受她的来访，而她则四面出击、指手画脚、臧否是非……现在我们知道，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就是江青亲口所说的“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文艺事务的管理，有相当完备的体制。从上到下，诸多环节，百密无一疏。中宣部、文化部、文联作协，层层相叠，各司其责。这种文艺体制的运转和工作流程，当时业已非常成熟，无论在日常事务和重大运动斗争中，历来显示出有力良好的效率。而这种缜密管理，体现了党的意识形态对文艺的高度组织化要求，是非常严肃和必须保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江青当时在文艺体制中并无正式身份与职权，她这样具体、深入地介入文艺事务，既缺乏合法性，更不可避免对正常的文艺管理造成严重干扰。对此，毛泽东应该最清楚。现有文艺秩序，是他本人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一手建立和努力加强的，现在，却放出了“江青元素”——一种明显意在解构以致摧毁原有秩序的元素。
没有这个背景，“文艺革命”既不可能那样波澜壮阔，也无法持续十年之久。不过，毛泽东的目标，并不在于文艺。“文艺革命”是他整体政治运动方案的突破口，在实现这样一个作用之后，就降为比较次要的方面。而接过“文艺革命”旗帜，把它当做主业来经营，加以发挥和具体实践，取得建树并从中取得利益和资本的，是江青。
京剧革命
第一个批示做出，除了引起全国文艺界整风，另一重要事件是以文化部名义举行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联系毛泽东反复指责“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这个行动可以解释为受到批评的文化部，起来积极改正错误。然而事后人们才看清，观摩演出大会的实质并不在此。这次盛大活动真正的历史意义，是为江青走向文艺领导者地位铺平道路。
自从一九三七年进入延安并于翌年成为毛泽东夫人，过去二十七年，江青极少公开抛头露面。批判《武训传》时，她活跃过一阵子，一九五一年《人民日报》和文化部发起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成员十三人，其中一个叫李进的，就是江青。《武训传》事件的前前后后，江青的确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那是幕后的、隐蔽的，仅为内部所知。后来，江青一直作为毛泽东秘书之一，影响未逾红墙之外。
以今所知，江青最早着手抓京剧现代戏，在一九六三年初。当年二月二十二日，她在上海红都剧场观看由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说：“这个戏很不错。”
（顾保孜：《实话实说红舞台》）结合薄一波所回忆的毛泽东于一九六二年底第一次提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话头，江青一九六三年初光临沪剧《红灯记》演出现场，显然有备而来。限于身份，当时江青“还不能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所以她让林默涵（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布置将沪剧改编为京剧，林便指派阿甲担任京剧《红灯记》的编导。
不久，情况有值得注意的变化——一九六三年底北京京剧院排演《沙家浜》
（《芦荡火种》）时，江青已不再委托他人布置任务，而是直接出面组织其事。北京京剧一团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篇大批判文章《旧北京市委破坏京剧革命罪责难逃》中透露：“江青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底，就开始亲自指导我团进行京剧改革，排演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文章说：
在这个剧本的创作和修改过程中，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体现人民战争思想，要加强正面英雄人物形象。江青同志具体指出，要删掉破坏剧情的“三茶馆”一场戏，削减反面人物刁小三的戏，加强正面人物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的形象。
数月之间，江青身影迅速趋于活跃。
这样一个身影，不知有没有引起当时人们足够重视。数年之后，它被证实是改变整个文艺领导格局的迹象。表面上，此时江青实际职务没有变化。但异乎寻常之处在于，她以“口唧天宪”姿态亮相文艺事务。
考之于历史，这种人物出现，往往蕴涵不可思议的力量。
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隆重揭幕。历史地看，这就是江青执中国文艺之牛耳的揭幕式。大会持续近两个月之久，七月三十一日方才落下帷幕。中国党政最高领导，除毛泽东外，悉数在会演期间现身捧场。新华社欢呼“社会主义的新京剧诞生了”，《人民日报》
刊登社论《把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祝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胜利闭幕》，《红旗》杂志也发表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称“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一切都被提到最高层面上，竭力颂扬其远超出文艺本身的意义。
就像恢宏壮丽的加冕典礼，有人在庄严圣歌、匍匐者的膜拜与欢呼、硕大耀烨的礼花衬托下，光辉登场。但当时，那个神秘受益人的名字在相关报道里并未提及。
这罕见的气势，这无尚的荣耀，究竟归于谁，为谁而呈现呢？事隔三载，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谜底揭开。这一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第六期《红旗》月刊，一同发表江青的《谈京剧革命——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人们于是恍然大悟，当年的超高规格，是为第一夫人步出深宫、临朝问政铺就的红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