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的时候，写《三重门》占用了韩寒的大部分时间。他本来对数理化就失去兴趣了，后来就根本跟不上，跟不上就更不感兴趣。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导致了他高一那年留级。一九九九年七月底，留级后第二个高一一开学，留级生韩寒就“犯事”了。有一天上语文课，老师讲如何阅读课文，其他同学都在记笔记，只有韩寒坐着不动。老师问韩寒：“这位同学，你为什么不记笔记？”韩寒回答说：“我上课从来不记笔记，我语文成绩是班级最好的。”老师说：“这位同学话不能这么说，去年考试考了多少分？”韩寒说：“六十分。”随后韩寒和老师争吵了起来。
这一学期，韩寒数理化的成绩仍然“红灯”高挂。后来，韩寒连语文也考不到六十分了，他几乎门门科目挂红灯，他自己则自我调侃说：“看上去很美，成绩单挂红灯七盏。”
韩寒已经不把功课当回事，以致老师和校领导常常说：韩寒经常上课迟到，晚自修出去买东西吃，上课睡觉、看课外书、听音乐。最后校方提出，希望韩寒休学一年，这一年中，如果韩寒走得出自己的一条路，最好；如果一年以后韩寒还想回学校读书，他还可以回到学校，学校将为其保留一年学籍。韩寒表示愿意休学。离校时，韩寒带回家许多“闲书”。他的教科书没有了，他说：“所谓教科书，就是指你过了九月份就要被当成废纸卖掉的书，而所谓闲书野书也许就是你会受用一辈子的书。”
韩寒休学后，学校一位老师曾语带嘲讽地对韩寒爸爸说：“韩寒在学校里说，大不了以后拿版税吃饭。”韩寒则对父亲说：
“爸爸，你放心，我会做出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别人看不起我，我自己要看得起自己。
再说我又不是一点理科基础也没有，将来用得到，我会自学的。”
关于语文，韩寒不止一次地讲过：“除了作文好，还有什么能代表语文好？语文的一切几乎都体现在作文章上。文章写得好，就是真的好。”韩寒还说：“文章这个东西，在语句通顺，错别字不多到影响阅读的情况下，好坏完全没有评判的标准。我随便拿一篇朱自清的文章交上去，没有一个老师会觉得自己的学生写作文好到有名家的水平了，他照样会做出很多修改。”
韩寒的语文成绩经常不及格，以至于有人认为，韩寒连偏科都算不上，他也没有偏什么文，他只是作文，而且还不是应试作文写得好罢了。对此，上海复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说：“像韩寒这样的语文水平只得五十分，到底是韩寒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语文的教学评估出了问题？”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韩寒在松江二中第一次接受上海东方电视台《东视广角》
记者采访时，曾经说到写好作文有两个要诀：“第一就是不看语文书，第二就是不看作文书。他说作文书上的文章都是那种矫揉造作的，‘啊，我真崇拜他’‘啊，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真深’‘啊’什么什么的，这种文章一点都没有意思。现在学生的文章，尤其是散文问题最大，用词华丽，就像以前的那种骈体文一样，而老师看到这种文章，一般都是很称赞的，而且都能够获奖。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大概是文学的一大退步。”
二〇〇〇年，韩寒在《三重门》封面上的介绍中赫然写着“一个都不能少，还是七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
初识汉字以后，韩寒就开始像模像样地看起了《故事大王》等刊物。大量阅读让韩寒积累了知识，拓宽了思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韩寒写作文就开始虚构情节，他似乎从没为许多小学生都感到头痛的作文烦恼过。
小学的时候，韩寒曾在《故事会》和《故事大王》上发表过几则小幽默和笑话。
初中以后，韩寒对课外书籍的涉猎越来越广泛了。一九九七年春节过后，韩寒念初二第二学期，他在县图书馆办了个借阅证。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众多的少儿报刊，这使韩寒对他的同龄人的写作水平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他说：“那些少儿报刊上的文章写得太幼稚了，我可以比他们写得更好。”一九九七年三月，韩寒每天晚上放学后做完作业，就着了魔似的开始写作。
一篇几千字的小说，他常常一个晚上就写好了。在这一个月里，韩寒写了十多篇小说、散文，寄出去后他甚至连底稿也没留。
一个月以后，江苏少儿出版社的《少年文艺》编辑饶雪漫最早给了韩寒回音，说准备刊用他的小说《弯弯柳月河》。
韩寒善于观察社会，他那一阶段写的文章，虽然字里行间已经有一些个人风格，但大部分文章还有“作文”的痕迹，是比较稚嫩的。他真正思想比较成熟的文章应该是《少年文艺》一九九七年九月号刊登的《书店》，《书店》是韩寒真正有思想的作品，它和应试作文完全不同。说这种文章是个初二学生写的，简直有点令人不可思议。韩寒当时的班主任就认为《书店》：
“恶心，文笔下流”，听得韩寒非常气愤，当即宣称：“今后一百年里，初中学生里没有哪个人的文章可以超过我韩某人。”
一九九七年《少年文艺》九月号有关《书店》的简评中说：“韩寒把自己的笔瞄准了书籍出版中的弊端，用少年纯真明亮的眸子，透视出当代图书种种可笑可悲之处，毫不留情地将其中的荒谬乖戾、欺骗蛊惑人之处揭示出来。在写法上，借用了杂文常用的白描、比喻、夸张、幽默、嘲讽等笔法，把漂亮外表下的种种花招解剖得淋漓尽致。思想开阔，想象丰富，信手拈来，左右逢源，辛辣老到，冷峻犀利……”
一九九九年，韩寒参加了《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他参赛是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不收参赛费，这说明举办此次比赛的目的不是从学生身上赚钱。韩寒当时就有这样一种想法：“要是我的文章能得一等奖，那么说明是真的‘新概念’，反之就不是。”
由于没收到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的通知，错过了复赛时间，新概念作文大赛组委会特别给了韩寒一个“补考”的机会，正是这个“补考”的机会，使韩寒写下了《杯中窥人》这篇文章。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即韩寒进入松江二中读高一时，韩寒就已经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的写作。
韩寒的爸爸对韩寒是如何写作《三重门》感到很好奇，就问他：“你是用什么时间写的，是不是熄灯后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写的？”韩寒回答说：“不是。你试试，在被窝里连稿纸都摊不开，能写东西吗？我是在上课时写的。”他爸爸又问：“你都上什么课写？”韩寒回答说：“上什么课都写，只要灵感来了。”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韩寒去上海市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复赛时，《萌芽》
杂志的胡玮莳和赵长天知道了韩寒写长篇小说的事情，于是就告诉韩寒，让他写好后一定给他们看看。参赛回来，韩寒将书稿订正一遍后，四月份把《三重门》书稿送到了胡玮莳那里，胡玮莳看后赞叹不已，马上拿给赵长天看。赵长天读后，便推荐给了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可是半年过去了，这家出版社没有给韩寒回音。最后，这家出版社的编辑在给韩寒的退稿信中说：
“人物描写概念化，缺少生动的情节和细节，小说的青春味、校园味不足，缺少生活气息……小说的文字较油滑调侃，表现了中学生的某些阴暗心理……小说某些地方格调不高，使人怀疑作者本身的品位。”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作家出版社编辑袁敏了解到《萌芽》两位看过韩寒《三重门》的编辑都对韩寒的才华表示赞赏，同时也对这部小说能否出版表示出担忧。随后，袁敏立刻和韩寒联系，当韩寒捧着厚厚的一沓稿子坐在袁敏面前时，他充满自信地说：“我要的不是比《花季·雨季》好一点点的东西，我要的是独一无二，旁人无法替代的最棒的东西。”
后来袁敏撰文《我编（三重门）》，她在这篇文章中说：“他（指韩寒）的大言不惭表现得如此坦荡和率真，让你无法计较他的狂傲。它写的是一部校园小说，但却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对社会、对人生、对世事、对周围的一切，常能发出一些深刻、独到、直抵要害的见解来，那份智慧和敏锐，足以让成年人都汗颜。”
二〇〇〇年初，袁敏给了韩寒一个新千年的惊喜：《三重门》终于顺利地通过了终审。这也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高一在校学生写的长篇小说。
二〇〇〇年五月，《三重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立刻风行全国，在全国图书销售排行榜上上榜时间长达三十三个月，并连续十个月排名第一，成为当年年度最畅销图书。累计发行超过两百万册，是中国近二十年销量最大的文学类作品。本书的出版还引发了一场由“韩寒现象”引起的大范围讨论，并引出了一场八〇后写作的风暴。
继《三重门》后，韩寒又出版了《零下一度》、《像少年啦飞驰》、《通稿2003》、《长安乱》、《一座城池》、《光荣日》、《他的国》
等。
韩寒口才好，他说过很多让人觉得叛逆的话，例如：
“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成为现象。思想品德不及格总比没思想好。”
“我是一块上海大金子，我会让很多人反思自己。”
“无知者无畏，有人说我无知——那些没有文化只有文凭的庸人。”
这些话听起来叛逆，但是也很有道理，能让人反思。然而，韩寒认为自己不叛逆，他说：“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叛逆的，其实不是。叛逆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当今中国是两回事情。”
韩寒还说：“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情都特普通，可能我接受的教育比较少，当你跟我说一个观点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一定。比如说前一阵子人家一说到徐志摩，可能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大才子，我就会想不一定，为什么？然后我就会去看他的东西，看了以后我觉得一般。我觉得他也不算什么大才子，泡妞只是一种才能不是一种才华，不能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大家会觉得这就是叛逆，我其实并不这么觉得。”
有人说：“要写有人性的作品。”韩寒回应说：“其实怎么写都是有人性的。你以为《故事会》里的文章没有人性吗？虽然它们看着好像题材档次挺低的，但是其中很多人物，很多描写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芒。
不一定非得在小说里花这么大的篇幅教人家一个道理，原来人之初，性本什么的，我觉得那就是在玩弄人，完全不需要。”
韩寒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说自己想说的话，也许正因为他直率的性格、口无遮拦的脾气，让很多人觉得他叛逆。
二〇〇六年，韩寒和文学评论家白烨展开了一场“韩门之争”。关于“韩门之争”，我觉得可以用韩寒说的话来作为结语：“文学就是认真的随意写。人能做的只有这些，其他都看造化了。文学是唯一不能死磕和苦练的东西，更不能如虚伪的大多数前辈们一样。文学的最危险境界就是，着实虚伪，但自己还觉得自己特真诚。”
二〇〇八年六月，韩寒说巴金、茅盾和冰心三人文笔不好，被很多人认为是“炮轰和侮辱文学大师”，并由此引发了大范围的“口水战”。我觉得这件事仍然可以用韩寒说的话作为结语：“我的心里自然会评判我自己认为的大师，你们的大师不是我的大师，他们在我眼里只是作家或者成功作家，我自然可以决定自己是否喜欢读他们的东西。这和一个人的道德没有任何的关联。纵然是我自己认为的大师，我也可以对他说，我觉得大师您的这个地方我不是很喜欢。还是那句以前用过的话，这是你我最基本的权利，大家其实都有这个权利。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权利。放弃自己的权利也是你的权利，咱不是最喜欢行使这个权利吗？”
韩寒说：“我也没有去参加过那些研讨会，我真是一心想着自己写的东西，可能我现在能力有限，写得不够好，但是那些东西都是我想写的，不会有人逼着我写，不会有出版商逼迫我，说最近什么题材特别火，你马上跟风写一个。没有人可以要挟我这么做，我纯粹是在写我自己的东西，纯文学就是写自己心里要表达的，你卖得好，卖得不好，不关这个文学的事情。”
韩寒的写作方向，是为了把事情用更加智慧的方式表达出来。韩寒说：“那时候刻意要那么做，因为我从小模仿能力挺强的，当时刻意模仿一些我比较喜欢的人的文笔。我喜欢看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鲁迅这些人的东西，因为他们时不时有些特别智慧的东西，特别幽默的东西。我之所以不喜欢看朱自清或者现在的好多散文家和小说家的作品，是因为他们的文字特别平淡——太淡了。我不喜欢很淡的文字，所以我会觉得看这种东西特别无聊。
我也特别害怕别人在看我的东西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无聊，哪怕你在讲一件多么深刻的事，但是我觉得总能有更加智慧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韩寒说：“我的写作特点更像钱锺书的《围城》，因为我很欣赏他骂人骂得深刻又不露骨。”韩寒还说：“我不喜欢看小说，我就喜欢看杂志、军事类的东西。小说我自己会写，我自己能写，我干吗要看你们是怎么写的？”
韩寒喜欢用自己的作品说话，他反感签售，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公告拒绝签售会。
韩寒也不希望别人把他当榜样来模仿，二〇〇八年他曾在博客中说：“不要学我，你让我重来，我都学不像自己。”
（摘自《八〇后作家访谈录》陈平主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韩寒的话
大部分的现代诗其实就是把一篇三流散文拆成一句一行写，而所谓比较大师的或者先锋的就是把一篇三流散文每句句子的顺序捣乱了再拆成一句一行写。
我这辈子说得最让人无从反驳的话就是被子不用叠——本来就是要摊开睡的——然而这也是第一个被人反驳掉的。
懂么，这就是规矩。我们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有太多规矩。
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绝顶的人。因为有些博士其实见识没有多少长进，只是学会了怎么把一句人都听得懂的话写得鬼都看不懂。
中国看不起说大话的人。而在我看来大话并无甚，好比古代妇女缠惯了小脚，碰上正常的脚就称“大脚”；中国人说惯了“小话”，碰上正常的话，理所当然就叫“大话”了。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下场，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
一个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居然还不知道自己以后的理想是什么，自己喜欢的是什么，那真是教育的失败。
什么东西被神化以后下一步必然是说很多胡话。
部分前辈们应该认真写点东西，别非黄既暴，其实内心比年轻人还骚动，别凑一起搞些什么东西假装什么坛什么圈的，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
你是否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一点就着的下场就是炮灰。
不管八〇后是多么的粗俗，多么的幼稚，写的多么的差，以后的文学界是属于他们的，因为他们要活的更长一点，别人都死了，还剩下他们活着。这些人更加应该清高一点，一个写作的人必须要更加的清高。为什么现在的那些作家写的东西，不管是八〇后、七〇后、六〇后他们写的东西，没有梁实秋、鲁迅那批人写得好，是因为他们更贱，没有那些人清高。
她们小小年纪就知道用自己的资本去得到更好的生活，无可厚非。贪官污吏才是我们指责的对象。如果她们傍了贪官污吏，势必加速了他们的暴露，对社会也是好事。男人最容易栽在这方面。
政府机关大门敞开，里面却空无一人。这镇上的机关工作人员干什么事都慢，唯一可以引以自豪的是下班跑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