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爪掠影（二）
王学泰
王学泰先生是读者熟悉的一位学者，他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发现另一个中国》等着作，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人们对他的学养很钦佩，但对他在那荒唐的年代里因言获罪，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知之甚少。本书第十一卷刊登的由他撰写的《鸿爪掠影（一）》，介绍了当年进第一个监狱的情景，受到了读者的关注。最近，作者写完了《鸿爪掠影（二）》，由于文章较长，本书将分两卷刊登。
编者
我的第二个监狱
一、摩托车上间隙
上篇自述写到我从房山传讯室出来，以为完事了，要放我回家了。没想到正从拘留所往外走的时候，另一间屋子出来一个警察，喊住了我，要我在院子等一会，我觉得有点不妙。过了十来分钟，开来了一辆带帆布篷子的三轮摩托。那个警察要我上车，我问去哪里？“市局还找你有点事，咱们一块去北京吧。”我要上车之前，突然警察拿出一副手铐，“这是干什么？”我有些吃惊。他说了一句通俗小说中的公差常说的一句话：“这是公事。”这一天是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今天，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忆述此事，整整过去三十四年半。
三轮摩托离开了房山县城，并未一直驶往北京，在向东行驶过程中，进了良乡镇。摩托七拐八拐进入一个小胡同突然停了下来。警察下了摩托座位，从车棚子里拿出半麻袋东西，背到身上就走，刚走出去又回过头对我说：“我给家里送土豆母子去，你在车上等一会，不要乱跑。”他这一去有两三个小时，估计是吃饭喝酒去了。因为从房山分局出来，已经十一点了，可能还没有吃饭。不过这个警察对我还真的挺信任，相信我不会跑。虽然上车前给我戴上了手铐，但铐子是狗牙形的活铐，可松可紧，他给我戴得很松，只要缩一缩手就可以退出来。另外，稍有经验的，用硬细棍状（如火柴棍、头发卡子、曲别针等）的东西就能把这活手铐捅开。如果我想逃走，转个弯就到良乡火车站了，上了火车，在这两三个小时中也到了天津或保定了。
此时已经是春分时节，路旁的小草都已经冒出新芽，麻雀在屋顶上叽叽喳喳飞来蹦去，想起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的“蜩与学鸠”：感到在中国当个老百姓也都不容易，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不虞之灾的降临。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后来，我的同事里，也有位“文革”中坐过监狱的，常一起聊天。在坐监狱之前，他的工作与我的工作却有天壤之别。那时我在农村中学，他在中央文革。当然“伴君如伴虎”，靠近权力中心更危险。最后他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进了监狱。有一次，我对他说起押送这件事。他说，这个警察没有警惕性。他也说起自己的押送过程。那还是“文革”热潮中，他被从北京押送回老家贵州遵义，坐的是212吉普。深夜里，汽车在黑黢黢的十万大山中穿行。突然车停了，押送人员要他面对万丈深渊站立，不许回头。他说：“我望着黢黑的夜和山谷，心想这下子可完了。他们会从后面送来一枪，我就扑倒在深谷之中，从此消失于人间。不料半天，后面没有一点动静。好像有人在撒尿，我也不敢回头看。过了一会，他们要我转过身来上车。原来是他们要撒尿，怕我跑了。这可比押送你的那个警察的警惕性高多了。”
二、半步桥边K字楼
摩托三轮进了北京，拉到一个大铁门跟前，铁门仿佛大舞台的幕布徐徐开启，原来这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看守所与清朝末年实行新政时盖的第一模范监狱相邻，监狱门向自新路开，看守所大门向半步桥开。不过“自新路”是清末盖了第一模范监狱后，新开辟的一条路（原来这里都是农田），“自新”是囚监狱而得名：而半步桥则是老名字了，据说明朝时就有了，大约是囚有此路名而建此设施吧，一九八〇年代，一次与何满子先生（前不久先生辞世，这里谨致悼念）聊天，他也数次倒霉，坐过数个监狱。他对我说：“很怪，为什么监狱老临桥而设呢？上海是提篮桥，南京是老虎桥，杭州是六渡桥”。我补充说“北京是半步桥”。“半步桥”，有深意焉，人间、地狱（鲁迅曾说，中国的旧式监狱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不但禁锢人犯，而且又要给他吃苦的责任），半步而已。
半步桥在北京南城西南角，过去北京水多，南城地势低洼，水聚尤多，故桥也多。
再向西南就是北京西南角的右安门和护城河了。公安局预审处（七处）就设在半步桥看守所，各个分局履行了逮捕手续的犯人也要到这里来结案。犯人称这里为四〇二（信箱号码）或K字楼（这里关押犯人的主建筑）。关于K字楼，诗人聂绀弩有诗云：
奇书一本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
天地古今诗刻划，乾坤昼夜酒漂浮。
燕山易水歌红日，曲妇词夫惦楚囚。
多谢群公问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岁尾年头有以诗见惠者赋谢》
本来寒士切盼得到广厦千间的庇护，而“文革”期间许多有向往的读书人却无缘无故被收进了看守所的K字楼，何其荒诞！K字楼监室多，功能齐全，超出其他两处数倍，乃至十数倍，虽然说不上“广厦千间”，但“百间”总是有的，可以住上千个“寒士”。半步桥看守所关押犯人的处所主要有三处：
一，K字楼：这是看守所的主建筑，由钢筋水泥建筑，呈K字形。中间是大厅，四只腿是筒道，大楼三层，共有十二个筒道。
一九七〇年代各筒的安排大体是：一筒关押的是重要政治犯；二筒、四筒关押外国人或特殊犯人：以上三个筒大多是单人牢房。三筒关押的是重病犯人，人称病号筒。
五至十二筒关押的都是男犯人。我在二层的五筒几个号呆过，聂绀弩先生一九六六年冬至次年秋住九筒一号。
二，五角楼：俗称“王八楼”。它是个红砖建筑物，是关押女犯的。共有两层，每层有五个筒道，共十个筒道，排号接着K字楼，是十三筒至二十二筒。“文革”当中着名导演孙维世和杨宪益先生夫人戴乃迭女士关押在此。郁达夫先生的侄女、女画家郁风曾着文说戴乃迭女士受杨宪益先生牵连也关在半步桥，“碰巧我当时也被关在半步桥同一所监狱，同一条甬道的不同监号里。我当时还不认识她，只是每天听到她在有人送饭时说谢谢”。
三，死刑小号院：这里有两个筒，排号为二十三筒、二十四筒。为死刑筒，俗称“枪号”。有的老犯人说，这里平房原来是关押“高饶事件”中的饶漱石的。一人一个小院，挺清静的。“文革”起来后，把饶漱石转移了，这里才改造为死刑筒，成了令人恐怖的地方。遇罗克、沈元等都是从这里拉出枪毙的。张郎郎有《宁静的地平线》
（见三联书店的《七十年代》）详记其事。张郎郎是极少的活着走出死刑筒的犯人。这两个筒在一九七五年被拆，在这里建起工作人员的宿舍楼，死刑待决的都被分到“K字楼”、“王八楼”相应的各筒，监管人员对他们说，把你们提到大号，有不死的希望了，要好好表现。这些带着沉重的死镣、死铐的待决犯分到各筒，在放茅（上厕所）和放风的时候，他们沉重的镣子在“K字楼”
的水泥地板上拖出巨响，仿佛在过坦克车。
看守所本来应该是关押未决犯的地方。也就是实施了逮捕（签了逮捕证）以后，法院尚未判决的犯人。可是“文革”当中“无法无天”，这儿关押的有已经判刑的，但当局认为不宜于送到监狱与大量犯人接触的也押在这里，听说“反右”时期着名的“右派分子”葛佩琦后被判十五年，就没去劳改场，而在看守所服刑。一九七六年，我被判十三年后调到关押已判刑号里，遇到号称“苏修第一特务”的老谭被判二十年，也没去劳改场，就押在这里。他的妻子（苏联人）判十五年，关押在“王八楼”。更多的是以拘代判，有的连逮捕手续都没有履行，甚至没有拘留手续，就在这里关押着，有的一押三四年，我见过有押十来年的。粉碎“四人帮”后，批判这种做法时叫“以拘代押”或“以拘代判”，是典型的“封建法西斯专制”。
“文革”中“K字楼”一度非常兴隆，迎来了许多专家学者，文人墨客，高官显宦，连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大和尚也在这里关了八年。狱中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其中有一个是巨赞法师自述：“‘文革’开始时，我做梦，梦见我在上山时，突然山上有八块巨石滚下，我紧躲慢躲，才脱过挨砸的命运，大约我要坐八年监狱罢。”后来果然是八年期满，赵朴初把他接回佛教协会。
和尚没有家室，被羁押时，都是赵朴初给他送东西。另外如着名的翻译家杨宪益也在这里呆过几年。黄苗子有诗云“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冈”。就是指杨宪益博士“忽于半夜大醉之中，被送进半步桥监狱，酒气熏天，使同牢弟兄，馋羡不已的故事”。其他如王光美女士的母亲、叶帅亲属钢琴家刘诗昆、前宗教局长徐迈进、小提琴演奏家杨秉荪、男高音演唱家刘秉义、作家诗人聂绀弩，还有前面提到的郁风、孙维世等都曾聚集在这里，可以说是才俊云集，极一时之盛。聂翁还有一首诗记录“K字楼”的盛况：
你也来来我也来，一番风雨几帆歪。
刘玄德岂池中物，庞士元非百里才。
天下祸多从口出，号间门偶向人开。
杂花生树群莺乱，笑倒先春报信梅。
这哪里像监狱，简直像开Party一样。
这首诗是赠给老朋友梅洛的，题为《赠老梅》。梅洛曾是国家物资总局科教局长。这些老一代知识人，口无遮拦。在“天下祸多从口出”的时候，进K字楼就不可避免，“号间门偶向人开”是极其自然的。当然“K字楼”不像聂翁写得那样美，“杂花生树群莺乱，笑倒先春报信梅”。首先这里的吃，量太少，质太糟。特别是聂翁进K字楼的一九六〇年末，那时粮食每人每天八两，伙食费每月六元。又规定不准家里送来任何食物，所以在看守所里根本不可能吃饱。长期处在饥饿状态，想吃东西是坐监狱最大的问题，听说这里的定量是解放初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助理制定、局长批准的，“文革”中这位“局长助理”也进了K字楼①才感到伙食标准太低了。不过聂翁笔下的“杂花生树”，大约指的是朋友多了，可以互相安慰。“老梅”也应该是这些杂花的一株。
我是一九七五年到这里的，那时“文革”之初乱抓的情况已有好转，老干部大多被释放了，也有被判刑的，像聂翁就以七十高龄，被判无期徒刑，被押到山西服刑。用当时看守的一句话说，“我们这里与前几年不同了．那时大批的来，大批的走。
现在都已经是神的归庙，是鬼的归坟了。”
此时，大多是“一打三反”进来的。
三、号间门偶向人开
进了K字楼，我从房山分局带来的东西被一搜而空。身上的几十元钱，手表，书包，书包里的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和王夫之的《庄子解》都被留在储物间。把我带进了五筒，进了一道带锁的筒道门，看守打开一个“号”的大铁门，屋子空空的，一个人没有。屋子大约有二十平方米，门在中间，对着门是通道，宽度约八十厘米，通道两边是炕箱，即用木板做的矮炕。高度约二三十厘米，不到三十厘米。
这个炕长约四米，宽约一米八，可并排睡八人。看守所之所以不做高炕是为了防止自杀，因为炕高，晚上睡觉时，把一个重物做个套儿，套在脖子上，就会有上吊的效果。
晚上睡觉时，要把腰带、眼镜等有可能自残的物品统统交出，第二天早上再发还。
有个老看守说，监狱所有的制度和纪律都是血铸成。
我一人呆呆坐在炕箱上，思想集中不起来，不知道该想什么，或不该想什么，大脑一片空白。突然阿Q老兄来相助，“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被关起来的。阿Q真是我们的国粹，历百年而不朽。后来读到聂翁的“号间门偶向人开”感到非有此经历者，很难知此句之妙。一个人在家老老实实地读书，不知什么原因，就把你揪了去，监狱的“号间门”，悄然自开，把一个个吞吃进去，无声无息，一切皆属偶然。当然后来又偶然出来了。
一会儿号子的铁门开了，看守拿来一个半窝头，半碗咸菜，半桶水，放在炕箱上。说这是你的晚饭，你还没吃饭吧？此时我才想起，原来早上从房山分局出来，到现在的下午五点多钟已经快一天了，还什么都没吃呢，但虚火上升，肚子一点也不饿。躺在炕上，胡思乱想。一会儿睡去，一会儿醒了。看守所的号子里，夜间是不关灯的。这是第一次进看守所的人最不习惯的。听老犯人说，解放前在看守所关押是一天顶两天的，因为晚上不关灯，人睡不好觉，等于两个门天。如果你在看守所呆了半年，将来顶一年的刑期。我不知道解放前的监狱制度，不知这是否为真。然而无产阶级专政肯定是不讲资产阶级这一套的。
一进看守所，只要稍有文化都爱讨论为什么这里叫“K字楼”这个怪名字？听老犯人说，“K字楼”国际通行，“K”是英文监狱的第一个字母。“K字楼”是解放初造的，那时抗美援朝还没完，如果仗打到北京了，飞机轰炸，不要炸监狱啊，这里又不是军事目标。所以一打仗这里很安全。说完他还很得意，好像买了安全保险似的，一脸洪福齐天的劲头。实际上英文监狱第一个字母是“P”，俄文监狱的第一字母是“T”，都与K字无关。“K字楼”也不是什么国际通行。我想大约“K”宇就是取看守所的“看”字第一个字母。
看守所是一天三顿饭，早上是玉米面粥一碗、半个窝头、一小撮咸菜，我在K字楼期间，早上的食谱没有变过；中午是窝头两个，一碗汤菜；晚上是窝头一个半，一碗汤菜。星期天、节假日是两顿饭，即把早饭取消，晚上的窝头改为两个。改善伙食也是改善中、晚，早上的几乎是雷打不动。
这里用“几乎”是说也有极罕见的例外，据在这里呆过数年的老号说，有一次早饭是油饼和玉米面粥。这顿“油饼”在K字楼流传了数年之久，为许多老犯人津津乐道。
一天放两次茅，“放茅”是监狱术语，就是上厕所（北方称厕所为茅房）。程序是由看守（通称“队长”）打开监室门，犯人m来进入厕所，厕所与监室在一个筒道里，距离很近，十秒钟就都进入了，此时看守将厕所门从外面插上，大约五六分钟，厕所门打开，队长就要急切地嚷“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是我在监狱听得最多的一个词，乃至出狱之后，对这个词很敏感。正像张郎郎的父亲、大画家张仃先生经过“文革”之后对于红色敏感一样。）待犯人都回到监号，把监号锁上，这次放茅就算结束。碰上心眼、脾气俱好的队长，能够按照规定时间放茅，遇到脾气急、或要拿犯人寻开心的，也许厕所门刚插上不到一分钟，就又开了，随之直着嗓子吆喝“快点”！也有时，筒道就这一个号有人，把犯人轰到厕所，队长插上门走了，也许半个钟头、四十分钟才回来。十几个犯人在这一个六七个平方米的小厕所中熏着。
一周两次或三次放风。放风就要出K字楼，“风场”在K字楼东侧，一排大约有十几间。每间“风场”比监室略大，大约有三十平方米罢。它与监室的最大区别就是没有房顶，但在比房顶略高处有一行走的通道，上面站着几个背枪的军人巡逻，看下面“风场”中的犯人有没有不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