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认为，解放南京这么重大的战功之所以很少见诸报端，是因为吴化文部队的“不光彩历史”。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副主任陈广相上校，纠正了这种看法。陈广相认为，解放南京从军事角度来看，规模、影响都很有限，但三十五军在南京之敌撤退时机动灵活地渡江人城，加快了南京解放的进程。
一〇三师侦察连杨守来有幸目击了这一决策过程。当时他被政委何克希、一〇三师作战科长兼侦查科长沈鸿毅叫去，让他去请示军长吴化文：敌人看起来要逃跑，应该怎么办？
多年之后，在杭州徐传翎的家中，四位侦察连的老战友难得地重聚在一起，互相纠正和印证，回忆当年往事。他们是副排长何鹏，八十三岁；机枪班班长徐传翎，八十二岁；侦察员杨守来，八十二岁；侦察员魏继善，八十一岁。
杨守来记得，二十二日傍晚他是在浦口的西北角某处找到军长的。军长指示，派人过去搞清楚情况。
于是，找船的命令下达了。由于本来没有渡江任务，这支部队事先没有征集一条船（也有说征集后全都支援了兄弟部队）。而国民党军队为了防止解放军渡江，已经烧光了江面上的所有船只。
徐传翎成了全军唯一的“中奖者”。
他带着两个战士，在一条小河汊中找到一条被稻草覆盖的小渔船。当时整个江边都轰动了。
徐传翎是最幸运的，但他又是最不走运的。由于身着军装，他被剥夺了上船的资格。便衣排的副排长何鹏被叫来，让他挑四个人坐船过江，侦察情况并找船。
何鹏挑了魏继善、孙晋海、尹鸿亮和周建喜，五个人、两个船工在万众瞩目下上了船。魏继善记得，当时太阳已经偏西了。
上岸后不久，何鹏他们便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找到了一艘船，就是着名的“京电号”。南京下关电厂的工人接到地下党的指示后，以发电需要运煤为借口，才在国民党的毁船令中保住了这艘钢质蒸汽船。
这艘船在渡江中立下头功，以致后来邓小平、陈毅过江时，也指定要坐这条船，遂成为赫赫有名的“渡江第一船”。
“京电号”靠长江北岸时，天已擦黑。
码头上人山人海，如沸腾了一般，都争着上船。
按照战斗序列，应是一〇四师首先渡江。三十五军共三个师，一〇三师（侦察连直属师部）、一〇四师（管玉泉是312团3营营长）、一〇五师（主要是吴化文的起义部队）。
“眼看一〇四师要上船了，我瞪着已经两天两夜没合过的血红眼睛大声说，不让一〇三师先过，起码让我们师侦察连先过！且不说船是我们冒死找来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和对岸的工人同志建立了联系，熟悉情况。”沈鸿毅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这一理由说服了何克希，他同意第一船由一〇三师侦察连先过，然后再把船交给一〇四师。
晚八九点钟左右，一〇三师侦察连首先乘坐“京电号”抵达下关码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六十多个侦察员们分乘两辆卡车，一辆由沈鸿毅率领去占领国防部二厅（魏继善在这辆车上），另一辆由副连长带队去占领总统府（何鹏、徐传翎、杨守来在这辆车上）。
卡车进入挹江门，沿中山北路向南行驶，车到国民政府司法院外时，十多个国民党兵正在装车准备逃跑。看到卡车驶来。一个国民党兵上来拦车，见卡车不停，对方开了枪。徐传翎的机枪答话了。
机枪打着扣着突然卡壳了，还没等换枪管，对方已经投降。在新街口和总统府附近，他们又两次跟敌人遭遇，对方都是一触即降或逃。
大约二十二日晚十二时左右，卡车到达了一处大门前。这就是总统府了！
在一〇三师侦察连向总统府疾驰的时候，一〇四师先遣营——三一三团三营正分两批，乘“京电号”渡江。
待第二船到岸集结完毕后，营长管玉泉下令：兵分四路进城。他亲率九连去占领总统府，通讯班长王宝仁-步不离地跟着他。徐敏忠则随机炮连去占领水利部。
行经过他的门口。
跟侦察连以车代步不同，三营全靠两条腿走路。“路上走了三四个小时，相当远。敌人打埋伏怎么办？不能跑步，搜索前进。”王宝仁说。
二十三日凌晨五点左右，南京地下党员朱明镜在离总统府不远的住所里，亲眼看着这支部队背着枪，成单线，步他并没有觉得太激动，因为他的桌上放着二十多本地下党编的书，上面是蒋介石党政军各部门人财物情况，就等接管政权了。
他当时还不知道，他要接管的正是总统府。
车还没停稳，一〇三师侦察员们就相继跳了下去。三十多个人分散在门的两边，端着枪高声喊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南京！喊了半天不闻声息。
“总统府好像有三扇门，其中一扇是半开的。我们‘啊——’地喊着冲了进去。我好像是第一个。”徐传翎说。
这时里面走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哆哆嗦嗦地说自己是“看门的”。一心活捉蒋介石的侦察员们厉声问道：“蒋介石住哪里？”那人说：“蒋总统不住这里，他在这里办公。”徐传翎押着他，带着几个战士直往里冲。
蒋介石办公的地方叫子超楼，在总统府最里边。从大门进去，要经过一进一进的院落，中轴线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徐传翎记得，走廊上都铺着地毯，好像是红色的。“你知道那是地毯啊？”“不知道啊！我还说地上都铺‘毡’，蒋介石腐败到什么程度啊！”
踏着地毯上了二楼，那人指着楼梯对面一间屋子说，这就是蒋总统办公室。
“也不是很大，好像有两三间房子连在一起。”徐传翎记得，蒋介石的桌子不是很大，后面有张椅子，其他地方都是空荡荡的，里间有个小床，还有沙发什么的。
桌上有个笔筒，插着毛笔。
八十一岁，当年以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秘书身份接管“总统府”的朱明镜说，现在的东西都不是原物了。一九五一年十月，他陪同当时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等领导参观“总统府”，柯庆施指示：
蒋介石很反动，把他的东西都扫除了！
徐传翎印象最深的，是蒋介石办公桌上有个彩色画册样的东西，里头照片很多，题词很大。读过小学的他认出，封面上是“悼念黄将军伯韬”几个字。“被我们打死的手下败将，什么‘为党国以身殉职’，吹得这么厉害。难怪说蒋介石是‘造谣司令’！”气得他随手把悼念册撕掉了。
不久，徐传翎听到杨守来大喊大叫。
原来他在一间小礼堂模样的房间里发现，墙上挂着孙中山肖像和蒋介石的戎装像。杨守来说要给蒋介石嘴上抹大便，其他人不同意，徐传翎建议把他的像倒立在孙中山像脚下。
搜索完毕后，天色渐亮，侦察员们这才注意到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何鹏对着挂旗子的绳子开了一枪，没有打断，于是上去两个战士，用刺刀割断，把旗子拉了下来，大家上去，用脚踩得一塌糊涂。
听见枪声，大家以为遭遇了特务，纷纷冲了出来。徐传翎后来想，可能就是这时候，被押起来的十几个留守人员趁机跑掉了几个。
解放后，“总统府”留用了五十多个“旧人员”。“镇反”运动时，其中二十人被登记为反革命分子。再后来“三反”运动时，清查他们的朱明镜也成了“右派”。
清晨，沈鸿毅带着魏继善等几个战士，开车来到总统府，除留下两三个人外，把所有人都带回国防部二厅，开始在南京城执行巡逻任务。
“东方出现鱼肚门”的时候，王宝仁跟随管玉泉到达总统府，但他记得的是：旗杆上飘着青天白日旗。
从此刻起直到离开南京，总统府的防务一直由一〇四师负责。五月四日，新华社记者邹健东进入南京城，几天后获准补拍了那张管玉泉和战士们站在总统府门楼上升旗的珍贵照片。
后来，“一〇四师三一二团占领总统府”被写进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一〇三师侦察连的故事从此被历史淡忘。
川岛芳子在长春隐居了三十年？
刘昕
作为汉奸的川岛芳子，早在一九四八年就被枪决了。可是，最近有人提出，当年枪决的是川岛芳子的替身，而她本人则隐居在长春，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去世。真乎？假乎？莫哀一是。有人为此作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证据，这也引起日本专家的兴趣。有的专家认为可能性达百分之九十九。现将《新文化报》刊登的有关情况摘登如下，姑且作为一家之言吧！
川岛芳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她本姓爱新觉罗，是肃王府的十四格格，五岁左右父亲将她送给日本人川岛浪速做养女，从此更名川岛芳子。她曾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等重大秘密活动，并导演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成为日本谍报机关的“一枝花”。受到日军特务头子的极力赞赏。
照理说川岛芳子在一九四八年已被中国军事法庭作为重要战犯处死了。
惊人言论来自于长春市的职业画家张钰。二〇〇八年，张钰曾透露一个大秘密：“姥爷临终前告诉我，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方姥就是川岛芳子。方姥到一九七八年才去世。”这里的“姥爷”。即张钰的姥爷段翔（化名）。
近日，从日本考证归来的中方研究者们得出结论——“张钰所说的方姥，就是川岛芳子！”
爆料者张钰，其母亲段续擎是日本遗孤，一岁时被段翔收养。段翔住在吉林省四平市，家有一妻三儿。在长春，段翔还有一位关系很深的女子，姓方，张钰称其为“方姥”，“当时包括家人在内，都以为方姥是段翔‘外面的女人’。”
“我小时候常去方姥家玩。记得她个子大约在一米六十到一米六十五之间，肤色发黄，挺爱化妆的。”张钰说，“一九七八年，方姥去世了。”
据张钰说，二〇〇四年年末的一个晚上。八十六岁的段翔把她叫到床边，说有话要交代。“姥爷指着墙上一幅画，让我拿下来包好，回长春交给我母亲保管，他说这幅画是方姥画的，留作纪念。”
“接下来，姥爷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方姥就是川岛芳子。”张钰说。“我看到这句话几乎眼前一黑，完全不相信。姥爷接着说，‘伪满’时，他为满铁四平铁路伪警察局局长当翻译官，经常去天津东兴楼饭庄（史料载，川岛芳子曾以东兴楼为据点刺探情报），接触到了川岛芳子。后来有人在刑场上用替身换出了她。在东北挑选了几个供川岛芳子隐居的地方，最后把隐居地点选在新立城。一九四九年，姥爷等三个人带着川岛芳子来到新立城，把她安置在这里。”
张钰说，姥爷说这些话时，身边只有她一个人，没过几天，段翔去世。
此后，张钰在家里的墙壁内发现一个箱子，箱内装有日本关东军的相关文件、法国制望远镜等。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很难找到的物品，张钰声称这些是川岛芳子的遗物。
这些惊人言论爆出之后，专家们很快开始了调查。参与调查的吉林省前艺术学校校长李刚表示，曾有传言，顶替川岛芳子受死的是一名罹患癌症末期的女性，交换条件是十根金条。后来，替身的妹妹只收到四根，于是状告到法院。但此事遭到当时的国民政府否认，认为是“造谣”，于是不了了之。
张钰提到一个“姥爷临终前嘱咐我交给小方八郎（川岛芳子的秘书兼情人，于二〇〇〇年去世）的掐丝景泰蓝狮子”，去年十一月十六日，这个狮子被打开封底火漆，内藏一张手掌大小的纸条，正文是十六个篆字，落款为“秀竹敬具小方阁下”，明显是“秀竹”给小方八郎的信。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冯胜君教授称。这十六个篆字应为：芳魂西去，至未归来，含悲九泉，古今奇才。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这一分析，并以此认定，“方姥”就是川岛芳子。
据他们推测：一九四八年，川岛芳子从北京刑场脱逃后，由秀竹等护送至沈阳，找到段翔，三人一起将川岛芳子送至长春隐居，化名方老太太。“文革”初期，秀竹在浙江某寺削发为僧。一九七八年，川岛芳子病故。一九八一年，秀竹取走骨灰，留下纸条，委托段翔交给小方八郎。段翔后来将纸条封人“蓝狮”内。二〇〇四年，段翔将此事告知张钰。
十一月十九日，张钰和母亲又提供了一些新证言。段续擎称，“方姨”会舞剑，会骑马，还会翻跟头。张钰称方姥信佛。据史料载，川岛芳子擅长骑马。而且一九四七年川岛芳子在狱中写给养父川岛浪速的信上提到：“此次如获释，一定……信奉观世音菩萨……每天诵经，做一个好人。”
考证工作并不顺利。“由于年代久远，多数物品发生变化，同一物件又经多人转手，况且‘方姥’本人不留照片、不留笔迹，明显在隐瞒身份，因此想找到更直接的科学证据，已经很难了。”李刚说，“但在历史、社会、人文方面的考证表明，我们的结论是有充分依据的。”
川岛芳子被押期间所拍的照片和行刑后的照片，经吉林省公安厅副调研员、省公安摄影协会秘书长台禄林以个人身份作出鉴定，认为两张照片并非同一人。
消息传出之后，日本媒体对此也颇为关注。日本专家将川岛芳子行刑后的照片。通过电脑制作将人像立体化，进行骨骼分解，得出的鉴定结论与中方一致——被枪毙的死者不是川岛芳子。
此外，张钰说，“方姥”曾为她画过一幅墨版肖像画，在这幅画的下面，隐约有三个字：“姥留念”。这是“方姥”留下的唯一笔迹。
吉林省知名古董鉴定家郭相武对笔迹进行了校对。困难的是，“姥留念”三个字刻上之后，有人似乎想隐藏什么，又用墨水涂抹在字上，导致只有“念”字比较清晰。
川岛芳子的笔迹留存世上较多，这为笔迹比对提供了保障。郭相武选择的主要比照对象，是川岛芳子在狱中写给其养父川岛浪速的信。
郭相武发现，“念”字上部的“人”，和川岛芳子信中“今”字、“命”字上部的“人”，其书写习惯一致，“这是一般作伪者想不到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郭相武说。由此，他出具了鉴定意见：从字迹看，为同一人所写。这一结论为中方研究者们采信。今年，李刚等人在浙江某寺发现了疑似“方姥”的骨灰。
研究者称，在“方姥”死后第三年，即一九八一年，浙江某寺的一名七旬老僧，来到长春将骨灰取走。研究者怀疑，这位老僧可能是在“文革”时期离开长春的秀竹，而那个十六字纸条，也可能是他那时交给段翔的。
为了进一步鉴定，在日方联系下，三月一日，段续擎、张钰母女，中方研究者李刚、伺景方等人，抵达日本东京。“二〇〇〇年，日本专家阿部由美子博士，取得爱新觉罗·宪东（川岛芳子同父同母的兄弟）的四根头发，这为DNA检测提供了前提条件。”
中日双方针对从浙江找回的疑似“方姥”的“方觉香居士骨灰”，进行了多次DNA检测，但未找到DNA元素。“原因是这些骨灰已深度火化了。”李刚说，“日本的鉴定专家，研究了‘方姥’可能接触过的物品。比如密码箱、望远镜、药勺等。希望从中找到DNA元素，也没成功。”
另一条科学验证路径。是指纹比对。据李刚介绍，日方存有川岛芳子的指纹。“他们希望在‘方姥’留下的望远镜等物品中，找到可以对比的指纹。”但并没能在张钰提供的物品中，寻找到有价值的指纹。据公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称，从技术层面看，指纹留在物体上后。如不经特殊保护，保留期一般不超过半年，即使留在保存环境较好的玻璃等器物上，也很难超过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