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牌的时间大体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般是七点开始打到夜里三点。星期天一般是从下午三点打到夜里三点。那个时候小平同志身体特别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我们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又坐下来接着打。当时打牌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说，到了早上还要按时上班。幸亏那时候年轻力壮还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一九六四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吴晗、张明义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参观，我们跟着他参观，晚上陪他打牌。杨尚昆对小平同志开玩笑说，别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这三个都带来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还曾找吴晗、王汉斌和我一起打牌，说明小平同志当时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我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跟我们这些人没关系，如果真要批判吴晗，小平同志怎么还会找他来打牌呢？我完全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吴晗被整得那么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叫我们交代阴谋，说我们不是打扑克，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状。当时曾在养蜂夹道俱乐部旁观我们打牌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关的专案组都找我谈过话，问我在养蜂夹道商量过什么“阴谋”，我说就是打牌，没说过别的事。专案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说我不老实。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俱乐部的主任是万里，邓小平是名誉主任。邓小平当时也没找我们，估计那个时候他也没找过其他人打牌，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他的罪状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乐部”这一条。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小平同志复出。有一次，我跟王汉斌商议觉得，小平同志这次出来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又跟丁关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给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打了电话，说我们想去看看老爷子。很快，张宝忠就通知我们去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他跟我们握握手，叫我们大王、二王，挺高兴的，说了几句话后就开始打牌。从此就又持续下来，每个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
“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虽然年纪大了，但精力还是很充沛，头脑清醒，打起牌来仍然很有兴致。打牌的时间一般还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开始的时间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是晚上七点，星期日是下午三点，结束的时间要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点，一般是到凌晨一点，稍微早一点结束，也得过了十二点。再往后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平同志的身体差一些了，一般打到十一点就结束了。
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话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时，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话题时，他往往会笑，表情非常丰富。后来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了，邓楠有时候在他耳边帮他喊一喊，邓朴方有时候也看一看。邓楠在这边，邓朴方在那边，挺有意思的，打牌出错了，或者讨论牌的时候，互相斗一斗，吵一吵。邓朴方在旁边经常“煽风点火”，小平同志的孙子、孙女还时不时过来亲他一下。气氛非常热烈。
从一九八四年开始，中国桥牌协会曾经专门为小平同志设立了一个名叫“健康与运筹杯”的老同志桥牌赛，小平同志挺愿意参加的。此赛是“复式赛”，每队上场的是四个人，规定这四个人的年龄加在一块必须够二百岁，四个人当中还必须得有领导干部。因为国际上桥牌比赛是六个人一队，有两个人是后备的，所以有时候邓楠、邓朴方也参加。我们拿了第一届冠军。当时还有一个队，四名主力分别是胡耀邦、万里、聂卫平和荣高棠的儿子荣乐弟，他们水平也不错，第一届的时候好像拿的是亚军。后来，比赛组委会就固定我们这两个队算种子队，选拔赛就不用参加了。选拔赛的前两名再加上我们这两个队，四个队争夺冠亚军。小平同志对比赛挺认真，“健康与运筹杯”一共举办了十届，我们拿了九次冠军。有一次是胡耀邦他们拿了冠军，我们是亚军，小平同志挺不服气的，不过那一次确实是我们没有打好。冠军奖杯是流动的，哪个队拿了冠军就放在哪个队。我们拿了冠军，就把奖杯搁在小平同志屋里头，他是很高兴的。小平同志逝世以后，这项比赛就停办了。
小平同志一九八九年退休之后，生活非常有规律，晚上时间的安排，一般是星期一看电影，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打桥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打麻将。打麻将他找的是家里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桥牌就约我们这些牌友。据小平同志家里人说，他比较喜欢的还是打桥牌。
我们最后一次打牌大约是一九九四年国庆节，那天比平常散得要早一点儿，他要去看烟花。从那以后就没有再通知我们去打牌了。那次打牌，他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尽管他手有点儿抖，拿牌拿得比较慢。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在我接触的领导同志里面，小平同志的桥牌水平是最高的。
小平同志的牌风非常好。打桥牌是一种竞技，任何一位坐在牌桌前的人都希望赢。小平同志当然不例外，对胜负是很在乎的。小平同志非常守时，即使打牌这种小事，也是如此。有一次通知我们三点半去打牌，我们刚到就接到小平同志的电话，说他今天有事情可能要晚到一会儿。
其实那一次他只晚到了十五分钟。我们都挺感动的。当然我们也都不敢迟到，到那儿非常准时。
小平同志非常会工作，也非常会休息。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工作任务繁重是可想而知的，但还能拿出那么多时间和我们打牌，而且很有精神，非常不容易。我听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去苏联谈判，很多同志都是很少睡觉，开夜车整理资料，非常辛苦。小平同志不是这样，他每次谈判回来，还没吃饭，就把秘书班子找来，口述给中央的电报，今天的会议讨论了什么，争论了一些什么问题，对于明天的谈判有什么预计。他一口气说完，就是一份完整的电文。吃完饭，他就休息了，找人打牌。毛主席说他人才难得，这的确不是虚言。
俄罗斯拒绝申报财产的官员将被解职
俄罗斯长期受腐败问题困扰，据俄总检察院二〇〇四年初估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官员有腐败行为。数任领导人的反腐努力都没有明显收效。
二〇〇八年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总统后，将反腐败作为中心工作之一。他推动立法，强制高级官员必须每年公布他们的家庭收入和财产，包括配偶的和未成年孩子的财产，目的是阻止官员把财产转移到家人名下。
就任俄总统不久的梅德韦杰夫还主持召开反腐工作会议，并签署总统令。
成立由他本人直接领导的反腐败委员会。
梅德韦杰夫还批准了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和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相继通过的《反腐败法》草案，并正式签署了这一联邦法律。梅德韦杰夫指出：“如果官员拒绝申报，拒绝提交要求提供的信息，那他就会被解职。”
侯宝林“大师”头衔的由来
侯鑫
“大师”这个称谓最近成了热门话题，我这个凡人自然不能免俗，因此也被搅得“好奇心荡漾”起来。于是，我从一九四O年父亲侯宝林首次在媒体上公开露面的天津各报，一直查到“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材料。想弄明白侯宝林曾经有过哪些头衔？“大师”这顶桂冠是什么时间、由什么人戴到父亲头上的？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现将调结果公布如下：
一、相声艺人，二、时代艺人，三、相声大家，四、滑稽大王，五、相声泰斗，六、口技泰斗，七、相声首席，八、口技首席，以上的八种称谓都是建国前报纸广告上的说法，此外还有一些评论文章的叫法，譬如“相声奇才”、“相声革命家”、“相声第一人”之类。因为属于个人发表的看法，并不等于被公认的称谓，可不计算在内。单就以上八种称谓来讲，应该与其艺术成就有一定的关联。最初名字见诸报端，按职业被称做“艺人”或“艺员”，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崭露头角、小有名气后被提升为“名艺人”；在其后，成就显着，被冠以“大家”、“大王”什么的，全都顺理成章。
建国以后，艺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侯宝林有了“人民演员”、“表演艺术家”的称号。政治待遇更是前所未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曲协理事”等等，但唯独不见“大师”冠名的出处。
历经周折谜底终于在一本“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材料中揭晓。那是一本一九六八年九月由“原中国文联批黑线小组”
编辑、北京师范学院《文艺革命》编辑部出版的长达三百七十六页的“参考资料”，书名叫做《送瘟神》。该书的宗旨是要将文艺界的所有“黑线人物”一网打尽，将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然后再“纸船明烛照天烧”。目录上的一百十一人被分为：
文艺黑线头目、文学类、戏剧类、电影类、美术音乐及其他五大类。不可思议的是该书的附录中还揪出了八名外国人，他们被称做“苏修文艺黑头目黑干将”。看来，要不是有国界挡着，“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势必要烧到莫斯科呢。
不幸的是家父正是此书中第一百十一人，其后紧跟的是苏联着名作家肖洛霍夫。
在这本书的三百五十一页有这样一段：
就是这样一个反动家伙，解放后却被广播事业局走资派梅益之流高薪收买，拉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捧为“曲艺权威”、“名演员”。封为“语言专家”、“艺术大师”……打倒反共老手，反动曲艺权威侯宝林！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师”的出处总算有了，只是不太光彩，刚出来就被打倒了。后来我大致翻了一下这本书，为了斗争的需要，一百十一名“黑帮”的头衔都被人有意拔高了（就当时而言）。譬如：周信芳——现实主义大师，丁是娥——反动学术权威，常香玉——反动艺术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