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这篇文章统计，从一九七二年初到一九七六年九月，线装大字本共印了一百二十九种（多卷本书和杂志均作为一种统计）。其中文学艺术类占百分之四十四，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占百分之三十二，马列着作、毛泽东着作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类的书和杂志占百分之二十四。
据一九七三年七月至一九七四年共印一百一十四种统计，其中排印本九十一种，二千多万字；影印本二十三种。排印与影印的比例为四比一。
线装大字本纸张，均用毛边纸（据《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前言》所记，这是“特制的毛边纸”）。
线装大字本，每种印一百部左右，一般上送中央五十至七十部，略有储备。文学艺术类线装大字本中，有“笑话书”一栏，列有《笑林广记》、《历代笑话选》、《滑稽笑话》、《笑话三千》、《新笑林一千种》、《幽默笑话选》、《哈哈笑》、《时代笑话选五百首》、《笑话新谈》等九种。除《笑林广记》外，其余八种似皆为近现代新编书，如《历代笑话选》应即原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今人王利器编选之书；另七种似皆上海租界时代四马路书坊编印，毛泽东读书及此，可见海纳百川之广。跟踪毛的读书轨迹，这部分书也应有一位置。
方厚枢这篇文章末段，小题目相当长，叫“大字线装书伴随毛泽东走完生命的最后几年路程”。其中引用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回忆，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放着新印的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有纸条，有的还是翻开放着的。又引逄先知回忆，亦据徐中远记载，毛泽东要的最后一本书是《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他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也就是临终前的那一天的五时五十分，在医生的抢救下读的，共读了七分钟。以上引文均见于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
从这篇文章，还知道四种类型大字本，互有交叉，此一类型书同时可见于他一类型书。如《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二卷），既有平装大字本，亦有线装大字本；《关于孔丘诛少正卯问题》，有平装，亦有线装；《容斋随笔》、《笑林广记》等亦同。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虽无平装大字本，与《柳文指要》等同规格，但《十批判书》是毛泽东指明“《十批》不是好文章”的，却名列线装书，想是作批判用的了，反而享受到了比《柳文指要》更高的印制规格。
看来对大字本这一个特殊年代产生的特殊出版物，不仅有其版本研究价值，而隐藏在版本后面的一些人和事，也将流传下去，成为人们不断谈论的话题。
大字本：一项不计成本的文化工程按照现在凡属一个文化集体工作或活动事项，都称为“工程”的通行做法，为毛泽东印制大字本，自然也是一项文化工程。这个文化工程与别的项目不同的是，这是一项不计成本的文化工程。此外据闻尚有专为毛泽东晚年生活设立的吟唱小组、戏曲小组等“秘密小组”存在（据《毛泽东生活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亦属文化工程，此处仅谈大字本工程。
这里先引一段方厚枢文章的开场门及其转引的国家出版局政治部于一九七六年编印的第三十九期《情况简报》文字：
从一九七二年初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前，国务院出版口和一九七三年七月出版口撤销后成立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简称国家出版局）一直承担了中央交办的印制大字线装书的任务。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后，国家出版局于九月十五日召开悼念毛泽东逝世的座谈会上，具体经办大字线装书印制工作的同志在会上说：“我们一直在为毛主席印制线装大字本。
我们做了一点工作就受到毛主席的鼓励。他老人家说，谢谢出版局的同志……八月下旬，我们的大字本排印进度赶不上毛主席阅读的需要，先是改为一个分册一个分册地送，以后又改为几个单页地送。当时我们很高兴毛主席精力充沛，我们赶印大字本再累也情愿。可是谁料到九日清晨毛主席永远离开了我们，已经排好的单页毛主席再也不能看了。”
这说明从一九七二年初到一九七三年七月的国务院出版口，以及随后成立的国家出版局，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为止，一直承担着为毛泽东印制线装大字本的任务。线装只是几种大字本类型中的一种，但已可据此推想或测算在物资极度匮乏、城乡居民靠票证生活的年代里，其他几种以及中央至京沪津三地动用的大量有形或无形人力物力情况。
据方厚枢文章说，“排印大字线装书费工相当于一般图书的四倍至六倍”，“迫切需要增加生产能力。国家出版局与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协商，并取得国家计委同意，建立专业车间四个（北京两个，沪、津各一个）。要求三市解决基建、投资和人员问题，一机部解决机械设备问题”。
“国家出版局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七日向中央写了汇报，姚文元当天即批：‘请先念、国锋、秋里、谷牧、宝华同志阅批。拟同意。’李先念、华国锋等均圈阅同意，余秋里圈阅后批：‘遵照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办’。”足见当时中央动用各种资源为这项工作服务，而起领头作用的正是姚文元。
上海的印制工作也很紧张，刘修明注释、印制两头跑，他的文章对此有较详的记载：“注释本搞好后，送到上海普陀区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印制装订，因为中华印刷厂印刷古籍比较有经验。不料，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氛围下，中华厂印制繁体字的铜模，已经卖给了内地（记得是江西）一家小印刷厂。为了赶印这份只有几页的大字本，中华印刷厂赶紧用一套新的简体字铜模把那套繁体字铜模换了回来，才得以完成任务。正文用四号老宋，注文用小四号老宋。这种大字本的版本长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版心宽二十点五厘米，宽十四厘米。”“一九七三年八月以后，字体放大，改为正文三宋，注文四宋。用了不同的纸张，除用原来的六十克米色道林纸，还用宣纸，封面是定制的蓝色封面纸。还有一本在顶部装订，便于竖翻加批注。”
“一九七五年三月到十月，大字本的字号再次放大，即从正文二号老宋、注文三号老宋改成正文、注文均用特大字号二十六磅的长宋体。国家出版局将新铸造的三十六磅铜模发至上海，并专门建造了一个印大字本的车间——上海印刷十二厂（北京也建立了同样的车间）。都是简体字，每字高为十二毫米，宽为八毫米，新版本高为二十九厘米，宽十八厘米；版心高二十一点五厘米，宽十五厘米。每半页只有九十八个字，对折全页共一百九十六个字，对折缝印有鱼尾和篇名。纸张内芯用的是特制的毛边纸，灰黄色的封面纸也是特制的，另有蓝色绢面装。”
以上这些，当然不包括北京上海两地那些教授、学者和协助人员为大字本工作付出的精力与时间，他们都是无偿征用，无私奉献，无从量化，要说成本的话，如何计算，既然算的是政治账，这些就一抹而过了。
2009年3月26日，于上海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转向
一百六十年前，即一八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深夜，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而遭当局逮捕。
关押八个月之后，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与其他二十三名同案犯一起被押赴刑场。检察官宣读死刑判决书后，刽子手按照惯例将钢剑在冈犯头顶上折成两半，再给他们换上门色尸衣，绑到行刑柱上。随着行刑官的口令，士兵们举起枪，瞄准了这些死刑犯。就在他们扣动扳机之前，一名侍从官飞马而至，带来了沙皇赦免的信息。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期满后罚为士兵。三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钉上十来斤重的铁镣，坐上一辆无篷马车，在弥漫的风雪中，被押往寒冷而遥远的西伯利亚……从此，他开始了苦难的流放生涯，也开始了他的思想转向。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四三年从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进军事绘图局工作。
但他的志向是文学而不是工程技术，于是一年后辞去公职，专事文学创作。一八四五年，他完成中篇小说《穷人》。他的一位朋友把小说推荐给正在编“彼得堡文集”的涅克拉索夫。为了判断作品的质量，涅克拉索夫打算先看上十来页。谁知越看越放不下手，竟一口气读完了全文。涅克拉索夫带着文稿去见大批评家别林斯基，一进门就激动地宣称“出现了一个新的果戈理”！别林斯基很不以为然，调侃说，优秀作家不像雨后的蘑菇，可以迅速冒出来。
但是，当他看完小说，情不自禁地赞叹说：
“只有天才，才能在二十五岁的年纪写出这样的作品！”“他身上最令人惊异的东西就是他那卓越的描写技巧，寥寥几笔就能使一个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对贫穷和苦难抱有一种极其深厚并充满热忱的同情。”《穷人》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其作者被誉为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和以别林斯基为旗帜的“自然派”的得力干将。
在一片赞扬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态起了变化，从自卑到自信，从战战兢兢变成自我感觉良好，甚至有点飘飘然了：“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别林斯基都认为我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果戈理……他们认为我身上有新的独创的东西，即我是进行分析，而不是综合，也就是说，我是深入到事物的内部，通过分析原子探求整体的东西。果戈理是直接撷取整体的东西，因而不像我这样深刻……我的前途光辉灿烂。”
也从这时候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与别林斯基密切交往，并且深受他的影响，诚如他自己所说：“别林斯基当时是一名狂热的社会主义者”，“我狂热地接受了他的全部学说”。“别林斯基向我描绘了新世界的未来景象……现代社会不道德，宗教不道德，家庭不道德，私有制不道德。
为了实现世界大同，就要消灭民族，蔑视祖国，要铲除妨碍发展的种种阻力。”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是从最美好、最纯真的道德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对基督教的修正和完善……我十分欣赏这些新思想，认为这是最神圣、最崇高、更是全人类的未来法则。这些思想占据了我的心灵和头脑”。“我要去接近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努力成为像他们那样优秀的人”。他对别林斯基的钦佩和对社会主义的迷恋溢于言表。
一八四七年，他参加了秘密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继而又出席其左翼成员斯彼什涅夫主持的集会。在一次会上他当众朗读了别林斯基针对果戈理《与友人书简选》一书而给作者的那封着名信件。
在这封被誉为“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的信件里，别林斯基狠批俄国的僧侣界卑鄙龌龊到极点，官僚集团是强盗和掠夺者，教会献媚于当局，成了人民的敌人；认为目前俄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民族问题是要废除农奴制，取消体刑，尽可能严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律付诸实施；还愤怒谴责果戈理与现实妥协的背叛行为。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完全同意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批判，认为“官僚阶层并未彻底腐败，也有些好人”，“农民并非全是无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但是当众朗读这封违禁信件这个事实就说明了他的基本立场和倾向。
在斯彼什涅夫的影响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采取实际行动。斯彼什涅夫主张在俄国发动政变，搞恐怖活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打算拿起武器，更不愿意实施恐怖活动，他只参与建立秘密印刷所的工作，准备印刷书刊宣传革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言论与行动，构成了沙皇当局逮捕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判他死刑的三大罪名：“参与罪恶的阴谋活动，公开传播一封肆意攻击东正教会和最高当局的私人信件，妄图使用石印方法传播反政府书刊。”档案文件证明，沙皇政府的特务机构第三厅早就在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安插了卧底的密探，对他们的活动监视了十四个月，最后将他们一网打尽。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对彼特拉舍夫斯基案件作了批示：“此案重大，即使他们所说全是昏话，也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至于假行刑的场面，那是沙皇当局精心设计的一场戏码，目的在于恐吓，妄图从精神和心理上摧毁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再一次暴露了这个专制政权的阴险、狡诈和卑鄙。
在审讯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公开申明自己的信念、思想倾向和爱好，而且大胆揭露并控诉侦查人员和法官对他采取强制手段，当面指责他们压制思想言论自由，把当代作家置于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事隔多年之后，他还不无自傲地说：
“我在法庭上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我没有把自己的过错推诿到别人身上，只要有机会能以自己的供词去庇护别人，我总是宁肯牺牲自己。”尽管身陷囹圄，他并没有灰心丧气，也没有悲观失望，他在狱中构思了三部中篇小说和两部长篇小说，完成了短篇小说《小英雄》。
即使在刑场上，面对刽子手的枪口，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同其他难友一样，没有恐惧，也没有后悔，可以说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站在断头台上，听到死刑的判决一点也不感到后悔，认为抛弃自己的信念是可耻的事情。在生命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我赶快拥抱站在身旁的普列谢耶夫和杜罗夫，跟他们告别。”就在他们重新从刑场被押回彼得保罗要塞的当天，他给哥哥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这样一些话：“我不忧伤，也不泄气。生命终究是生命，生命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而不在于自身之外。以后我身边会有许多人，我将在他们中间做一个人；不管有多么不幸，永不灰心和泄气，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和宗旨……我的心还在跳动，还是原来那样的血肉之躯，还有爱，有痛苦，有怜悯，有记忆，这一切终究是生命，阳光普照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