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光辉永存——贾植芳先生去世一周年祭
先生走了，走得很突然。我清楚地记得，去年的这个日子，即农历大年初二（公历是2008年2月8日），我照例是和内子曼娜（先生总亲切地称呼她“小金”）一起要上门去给先生拜年的。这已经是我们好多年来每年春节生活中的“固定节目”了：
年前我总是与思和先约好，我们两家一起于大年初二去给先生拜年，同时在先生家一起吃午饭。但这次我事先打电话过去，却获悉先生不在家，住进医院了，我听了不禁一怔。于是年初二一早我就与内子赶紧赶往医院探望。进得病房，先生还睡着没醒，陪在一旁的先生的侄女桂芙把他推醒。先生见我们来了，显得很高兴，兴奋地讲了不少话，问我最近又去哪里开会讲学。他把上海作协新出的一套小说丛书拿出来给我们看，还要内子挑几本带回家去看。桂芙告诉我先生其实并无大病，之所以住到医院里来，主要是看中这里比较暖和，另外医疗条件也有保障，万一有什么不适，随时叫得应。桂芙说他们打算等天气转暖和些就出院回家。我看先生的脸色、神气，也确实不错，红光满面，讲话的声音也依然是那么洪亮，所以倒也放心不少。临走前先生还与我开玩笑，说要我请他上饭馆吃饭，我说：“好，待您出院后我们就去。”然而我们怎么也不曾料想到，我这句话竟然成了一张永远也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三月底四月初时，先生的身体情况好像还很正常，没什么异样，但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六点刚过，我还未起床，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我拿起听筒，只听见听筒那头先生的养女桂英带着哭音对我说：“谢老师，先生不好了，你赶快过来看一看吧！”我听了大吃一惊，赶紧起床，匆匆漱洗完毕，就在大门口拦了辆车赶往医院。
到了医院，只见先生的情况的确很紧急：
双目紧闭，鼻孔塞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一起一伏，显得很吃力，一旁的支架上吊着葡萄糖盐水瓶。桂英凑在先生耳朵边大声说：“谢老师来看你啦！”但没有什么反应，眼睛似乎睁了一睁，但终究没有睁开。我对桂英说：“不要叫了，就让先生静静地躺一会儿吧。”我发现先生的肚子显得很大，桂英说医生怀疑先生是肠梗阻，但因为前不久刚装了心脏起搏器，所以不能开刀。看着先生上气不接下气地吃力地喘气，我们在一旁看着的人也都很难受，但又帮不上忙，只能在心中暗暗祈祷上苍保佑先生能尽快度过这个难关。因为那天正好是我们学院研究生考生入学口试，我必须参加，所以八点多我也就只得匆匆离开医院回学校了。下午四点多，口试结束，我立即给医院打电话。桂英告诉我，作家沈善增先生来过了，沈先生对气功颇有研究，他给先生发功，似乎有些效果：先生放了几个屁，还有了想如厕的感觉，这说明上下通了。听了这个消息，我心中宽慰不少，心想先生这一辈子捱过了不少人生的难关，现在这个难关最终应该还是能捱过去的吧。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多，我在复旦光华楼会议室参加一个文艺学研讨会，我和上海师大的孙景尧教授刚刚发完言不久，突然接到宋炳辉从医院打来的电话，称先生现在的情况很不好，如果走得开的话，希望我能立即去医院。我们于是向主持会议的同志打了个招呼，便急匆匆地离开会场，直奔医院。
赶到医院，先生的病房里里外外已经站满了人，约有二三十个。大多是先生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也有几个是报社的记者，表情都很凝重。医生和护士紧张地一会儿进，一会儿出。我穿过人群，挤到先生的病床前。桂英看见我，便凑到先生耳朵旁边说：“谢老师来看你了！”我也凑上去大声叫了两声：“贾先生！贾先生！”
但是都没有反应，只见先生闭着双眼，非常吃力地、甚至不无痛苦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床头上监护器屏幕上的绿色波线则不停地在忽高忽低地跃动，显示老人正在和病魔作最后的抗争。病房门口的走廊里，刚从北京特地赶来的李辉告诉我说，他中午刚到时与先生说话先生还有反应，眼睛也能睁开，似乎还有一点交流，但两点以后先生的眼睛就睁不开了，跟他说话也没有了反应。五点半多，王生洪校长又一次来到病房，他关切地看着先生，仔细地听桂英和桂芙对先生病情进展的介绍，宽慰了她们几句，又对陪同在一旁的思和关照了好些话。
人越来越多，连远在苏州的范伯群教授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闻讯后立即要了辆车，急切地往医院赶来。（可惜的是，因道路拥堵，他未能赶上见先生最后一面。
待他赶到时，先生的遗体已经送太平间了。）大家都不说话了，默默地看着医生和护士不断地进进出出病房，心中一边在暗暗希冀奇迹的发生，但另一边，根据医生护士的表情也理智地意识到，也许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突然，传来桂英、桂芙以及一些女同学在病房里的哭声，随即又听到了孙正荃老师的朗朗声音：“先生，您走好！先生，您走好！”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表：六点三刻。有好几个人急着挤进病房，想与先生作最后的告别。病房里显得有些忙乱，我没有立即走进病房。我站在电梯口走廊的窗户边，望着窗外城市上空渐渐降临的暮色，强忍已久的眼泪这时不由分说地夺眶而出。我突然意识到：对我人生道路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一个人已经离我而去了！我感到悔恨：因为近一年多来，由于教学、会议、讲学、赶稿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去看望先生的次数比以前少了很多，心里总想自己离先生这么近，随时随刻都可以去看先生的，先生也永远会怡然地坐在他书房的藤靠椅上，手中拿着一本书，等着我去跟他说话。然而从现在起，我却再也看不到先生了！我再也听不到先生那爽朗开怀的笑声、那风趣幽默的话语、那充满睿智的评点、那语重心长的叮咛了！远处天边有一朵小小的云彩正渐行渐远，那是先生不朽的灵魂正在向天堂升去么？暮色渐浓，但先生的音容笑貌、他支着拐杖禹禹而行的身影，以及我与先生相知、相识、聆听先生教诲的往事，却犹如电影中的画面，一个接一个，无比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与先生交往，首先感受到的是他的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先生是名闻海内外的着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但你与他交往时从来也不会觉得他有一丝一毫的名人、大学者的架子。如果你为他做了点事，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都会放在心上，而决不以名人或长辈自居，觉得享受人家对他的帮助或效劳是理所当然的。我与先生建立起比较经常和深入的交往，也正是由一件小事开始的。一九八五年九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比较文学研讨会，邀请海峡两岸的比较文学学者、包括十多名大陆学者参加。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文学界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学者同时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学术会议，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对此非常重视，专门把这十几名学者组成一个代表团，委派先生担任代表团团长。当时各学校和单位的经济条件没有现在好，不可能为大家都提供直飞香港的机票，所以规定大家先到深圳集合，然后由深圳过罗湖海关，再搭乘火车去香港中文大学。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特准其直飞香港。但先生的独立行动及生活自理能力不是很强，需要人照顾，我于是表示我可以全程陪同先生，同时负责照顾先生在港期间的生活起居。然而好事多磨，申办赴香港开会的手续比出国要复杂得多，好不容易我和其他代表都先后拿到了各自的签证，偏偏先生的签证老是没有批下来。当时国门初开，有一个出境的机会极为难得，先生很体谅人，所以一次次地对我说：“你不要等我了，你管你先去吧，我自己会来的。”而我既然已经承诺在先，当然也不会弃先生不管而顾自赴港开会的，所以我也一次次地安慰先生说：“不用担心，我会等你的。”后来我们一直等到距开会只有一两天的时候，思和专门从上海飞到北京去把先生的签证取来，这才圆满解决了先生赴港开会的事。先生事后对我说：“如果你一人先去了香港，那我一个人是不会再去开这个会的了。”香港回来后没几天，先生打电话邀我去他家吃午饭。我原以为这大概是先生正好要招待他的朋友或其他什么人，顺便让我也去一起吃饭的吧。谁知到了先生家里，一看只有我一个人，我这才明白，原来先生是特意准备了这顿午饭来专门答谢我对他赴港开会的照顾的。我很感动，因为陪先生赴港开会于我来说其实并不需要付出特别的精力和心思，至多也就是每天陪着他从我们下榻的宾馆走到会场，然后在会议结束后从会场走回宾馆罢了。相反，我倒还因此沾了先生的光：
先生有一批解放前留在香港做生意的老朋友，几十年不见，获悉先生来香港开会，特地在一家非常高档的大酒店设宴招待先生，与先生叙旧。我因为要陪先生，也就有幸忝陪末座，我也因此生平第一次走进如此豪华的大酒店，第一次尝到了以前只在小说中读到过的鱼翅、鲍鱼等山珍海味。但先生不这么看，他觉得你照顾了他，他就要设法有所表示，甚至回报。这也是先生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先生的平等待人并不限于我们这些与他有共同专业的人士之间。有一次内子帮我去先生家还书，结果回来后她告诉我，先生与她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得津津有味。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内子是高分子专业，与我们这些搞文学的简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但先生就是有这样的本领，他与各行各业的人都能谈得来，还能与他们交朋友。在先生家的客厅和书房里，你不仅能见到来自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等海内外、国内外的着名作家、诗人、学者，你同样也能见到一些非文学专业的人，见到普通的工人师傅、小男孩等等。先生对他们都一视同仁，都同样热情地接待。我们好多次在先生家吃饭，那位工人师傅都与我们同席。那个小男孩更是有趣，他把先生家就当做他自己的家了，下午三四点钟放学不回自己的家，径直走进先生家的厨房（先生家的厨房门永远是敞开的），大声叫嚷着：“我肚子饿了，给我做碗面吃！”
先生也就赶紧让桂英或师母给他做面。
先生这种平等待人的态度折射出的是他内心深处对每一个人的关爱，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
先生一生坎坷，坐了四个朝代的牢，一生最宝贵的岁月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所以他一生在物质上其实并没有富裕过，然而他对物质生活、对金钱，却看得很淡。他有一种快乐的金钱观，他经常对我说：“小谢，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身上只有八分钱。到现在这八分钱还没用完呢。”
说完后爽朗地哈哈大笑，言下之意，现在能过这样的生活，能有这么点钱，都已经是白赚的了。所以我与先生交往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听他说起钱的事。特别是在他晚年，与日渐上涨的物价和他的家庭开销相比（除日常开销，他还要支付一个全职保姆的工资），与我们这些后辈的工资收入相比，他的退休工资就显得相当微薄、甚至很不合理，但我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对此有所抱怨。他仍然一如既往，永远是那么的乐观、开朗、豁达。
尽管并不富裕，但先生对朋友、对学生，却是极其慷慨大方、从不吝啬的。我听先生说过一件往事：解放前他还年轻的时候，和一帮朋友都还在上海滩上奋斗打拼。他靠写文章、译书赚些稿费，黄永玉、方成（那时他们也还都是小青年，也还没成家）靠给报纸画画赚点钱，相对而言，他赚的稿费还比他们画画的钱多一点。有一天黄、方两人来到先生家，但家里没有什么可吃的，于是师母便悄悄地把一件大衣拿到当铺里去当了，换回几个钱，然后买了阳春面、猪头肉回来，让大家饱餐一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出以后，先生仍然是这样的作风，朋友、学生也都喜欢上他家去，高晓声、孙立川等，都在先生家住过。其中接连有好多年，几乎每个星期五，我们好些人都会在先生家午餐。为了让朋友、学生吃得好，先生还特地让桂英和他先生去专门进修了厨艺，家里还专门添置了圆桌面和转盘。台湾诗人罗门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访大陆，他们先到北京等地，后到上海拜访先生，并在先生家与我们一起共进晚餐。饭后他们对我们说，这是他们在大陆吃到的最好吃的一顿饭。美国的李欧梵教授也喜欢到先生家来吃饭，与先生聊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欧梵先生好像正在为写一本关于现代主义的书来上海找资料。有一天晚上，他来先生家晚餐，先生约我作陪。饭后送别时李欧梵教授对我说，听贾先生讲话，很过瘾，对他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很有帮助。
说到吃饭，我还想起一件趣事：有一次先生请伍蠡甫先生夫妇吃饭，也是让我作陪。我因为经常在先生家吃饭，所以吃饭时并没有什么顾忌，想吃什么就夹什么菜吃。伍先生见状大吃一惊，说：“你是真吃啊？”我们听了都大笑，因为先生请人吃饭，都是很真诚的，真心实意地希望客人吃好、喝好，所以大家从来都是畅开怀喝酒，无拘无束地吃菜的。
尽管并不富裕，先生在还有一件事上也是出手非常大方的，那就是买书和赠书。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内部发行过一套装帧豪华的线装本《金瓶梅》，定价要好几百元，相当于先生好几个月的工资，但先生毫不犹豫就买下了。我每回到香港去开会，先生总会开出几本书的书名，要我到香港去帮忙代购。香港的图书比内地的图书要贵好多倍，但先生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他买书时大方，赠书时也同样大方。每逢先生有新出版的书，他总要买下好几百本书分别赠送给朋友和学生。
有时候并不很熟悉的人正好到他家去，他也会热情地把刚出版的新书签上名赠送给大家。国内图书的稿酬普遍都不怎么高，所以我对桂英说，像先生这样买这么多书送人，恐怕他的稿酬还抵不上他的买书钱呢。但先生从来不计较这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在为改善家里的物质条件花钱时却显得很“小气”：一台十六英寸的彩电，还是一九八五年与我一起到香港开会时带回来的，一直看了十多年后才换了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洗衣机、空调等，也都是在他晚年的最后几年才添置的。而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好几次出国回来，都拥有买这些家用电器的“指标”（当时都是极其难得的紧俏商品），但他都让给人家了。对物质生活，先生从来就没有什么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