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们自己不发表注释的，不能怪我们。下一期我们不签署。”所以特瓦尔多夫斯基坚持日记和注释同时发表。他一趟趟找杰米切夫，最后达成协议：西蒙诺夫删去有关斯大林的部分，日记与注释一起发表。《新世界》立即发排，免得文艺处中途变卦。日记和注释印好，接到报刊审查总局的电话：“停止印刷。”《新世界》回答：“已经排版了。”电话那头有些犹豫，几分钟后又打过来：“审查总局撤销同意发排的签署。”“已经付印了。”《新世界》回答。“那就给文化部部长罗曼诺夫打电话。”编辑粗算了一下，毁版要白白浪费十万卢布。编辑硬着头皮给部长打电话，说明日记和注释已经付印了，支付了十万卢布。部长回答道：“涉及到意识形态的时候怎能谈钱呢？”排好的大样毁版了。九月初报刊审查总局的正式批文到了：西蒙诺夫的日记和注释不能在《新世界》上发表。这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向中央施加压力的结果。他写道：“西蒙诺夫的新书有严重错误。苏联作家不应写这种书……鉴于西蒙诺夫的《战争的一百个昼夜》可能造成的危害，总政治部认为发表这样的东西是不合适的。”叶皮谢夫痛恨《新世界》，下令军队不许订阅《新世界》。支持发表西蒙诺夫日记的中央主管文化的书记杰米切夫被撤职。
西蒙诺夫是个谨慎的人，他在注释中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公开发表过的，有的引自苏共中央书记、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波斯佩洛夫院士编写的《苏联史》。西蒙诺夫在勃列日涅夫当选为总书记后给他写信，担心斯大林主义死灰复燃，勃列日涅夫接见了西蒙诺夫，对他说：“只要我活着，”马上又改为：“只要我在这间办公室里，就不会流血。”但赫鲁晓夫下台不到两年，勃列日涅夫的话犹在耳边，政治空气完全变了。禁止批判斯大林，不许谈论镇压，不许谈论劳改营，不许谈论战争初期的灾难。两年前可以谈论的，公开发表的，现在不许谈论，不许引用。宣传部门要求作家为勃列日涅夫的新政大唱赞歌。《新世界》仍坚持自己的路线，与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唱对台戏。苏共领导把特瓦尔多斯基和《新世界》视为洪水猛兽。
格鲁吉亚中央书记说得最为露骨：“我必须指出，今天《新世界》的路线是那些对党的政策不满的人的路线，在这本杂志上看见敌人向我们龇牙。”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处境可想而知，但他拒不辞职。他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请求总书记接见他。勃列日涅夫很快回了电话，说他也想和特瓦尔多夫斯基谈谈，但工作太忙，分不开身，等送走埃及总统纳赛尔再见面，并嘱咐特瓦尔多夫斯基提醒他。勃列日涅夫的电话极大地鼓舞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新世界》编辑部。但勃列日涅夫大概忘了自己的允诺，特瓦尔多夫斯基多次给他打电话、写信，他都没回答。勃列日涅夫始终没接见他。作协和报刊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态度一天比一天冷淡，压力从各个方面向他逼来，迫他辞职。为纪念航天员加加林首次登上太空，特瓦尔多夫斯基给《真理报》写了一首诗。他的诗一向受到各报刊的欢迎。特瓦尔多夫斯基到《真理报》去看清样，主编对他说：“诗写得真诚感人，至于技巧，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从政治角度看，缺乏爱国主义感情。诗中没提到，是党把他送上太空的。请原谅我这样说，诗缺乏党性。”特瓦尔多夫斯基火了，对总编辑说：“那就把我的诗撤下来。”
《真理报》果然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撤下来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仍不主动辞职。宣传部门准备采取组织措施。作协领导人马尔科夫找文艺处处长绍罗，对他说不能这样对待特瓦尔多夫斯基。如果认为他不称职，把他请到书记处，对他说，我们不满意你的工作，你应当离开《新世界》。绍罗说：“书记处决定不再接见特瓦尔多夫斯基，你们应当对特瓦尔多夫斯基说：‘要么改变路线，要么走人。’”马尔科夫争辩道：“大型刊物的主编是党中央任命的，我们无权对他说这些话。如果作协主席团对他的去留进行表决的话，绝大多数成员都会支持他。很多知识分子都把《新世界》看成文学的中心，以在《新世界》上发表作品为荣。”绍罗说：“我们不强迫你们撤换他。你们应在干部调整上做文章，逼他自己离开《新世界》。这是中央交给你们的任务，执行吧。”几位政治局委员要求撤销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职务，但勃列日涅夫不想采取过激的措施。
作协书记处无权撤销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职务，但有权撤换《新世界》的编辑。
他们采取苏斯洛夫最先提出的办法，撤换与特瓦尔多夫斯基多年风雨同舟的编辑，换上特瓦尔多夫斯基完全不熟悉的人。
作协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沃龙科夫找特瓦尔多夫斯基谈话，态度和蔼，建议特瓦尔多夫斯基调整一下编辑部的班子，吸收新鲜的血液，那样便于更好地工作。特瓦尔多夫斯基马上明白沃龙科夫的意思，不客气地说：“你提的人我谁也不认识，既不知道他们的文学观点，也不知道他们的处世为人。我怎能娶一个我没见过面也不喜欢的姑娘呢？”沃龙科夫没有再说什么，客气地与特瓦尔多夫斯基分手。一九六九年五月沃龙科夫再次约见特瓦尔多夫斯基，关心他的健康，对他说，年纪大了，杂志的事多，不如退休，颐养天年。完全出于关怀。特瓦尔多夫斯基被作协书记的话打动，但仔细一想，这仍然是一种逼他离开《新世界》的手段，表示还未想到退休，沃龙科夫没再说什么，客客气气同他分手。但这次会见之后，报刊开始猛烈攻击《新世界》。《星火画报》发表了一篇十一位文学家签名的批评文章《（新世界）反对什么》，指责《新世界》缺乏爱国主义精神，一味贬低苏联的伟大成果。接着《苏维埃俄罗斯报》、《文学俄罗斯报》和《社会主义工业报》等报刊也纷纷发表抨击《新世界》
的文章。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三日，《社会主义工业报》发表了镟工扎哈罗夫致《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公开信。镟工代表工人阶级指责特瓦尔多夫斯基：
“……文学期刊的领导人不仅应只对作家协会负责，还应对读者负责……我过去敬重的伟大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但不拥护《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完全赞同《星火画报》的文章。”这种手法十年前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就使用过。街上的出租司机说：“我没读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但我知道他是个大坏蛋，报纸上就这么写的嘛。”但这次却不同，舆论不再一面倒。支持《新世界》的读者给编辑部写来大量的信，坚决支持《新世界》和特瓦尔多夫斯基，批驳报刊上不讲道理的攻击。更令编辑部感动的是读者还寄来当地的土产慰劳敢于坚持真理的编辑们。作协不得不采取果断的措施了。一九七○年二月九日，作协未与特瓦尔多夫斯基商议，便撤换了《新世界》的四名编辑，任命曾在电视台犯过错误的博利绍夫为第一副主编以及另四位编辑，其中还有猛烈批评过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人。不与主编商议就任命副主编和编辑的事并无先例。
二月二十日特瓦尔多夫斯基向中央书记处提出辞呈，二十四日苏联意识形态的最高指挥官苏斯洛夫批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辞呈。二月二十日这天，特瓦尔多夫斯基向《新世界》各部门的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握手告别，感谢大家多年对他工作的支持。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决定把这一天定为《新世界》的解散日。每年这天大家聚会纪念，直到编辑部的人一个一个去世为止。特瓦尔多夫斯基第二年便去世了。其他人也很快走了。一九八九年我到苏联的时候只剩下评论家拉克申，不久听说他也去世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是斯大林极权体制的坚决反对者，他亲身经历了这个体制给苏联人民造成的灾难。他认为必须认清过去的灾难，才能创造光明的未来。办法是讲出“全部真理”。他对斯大林体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一九三六年他写的《春草国》就是歌颂农业集体化的长诗。他一家在农业集体化中受到残酷的迫害。父亲是勤劳的农民，农闲时打马掌，又是铁匠，但被划为富农。除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人外，家庭成员或被流放或关入劳改营。当时他认为这是个别现象，斯大林不是写过《胜利冲昏头脑》吗？后来认识到这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应当尽力使更多人认识到这一点。他自己决不再妥协。一九五四年苏联更换党证，在特瓦尔多夫斯基党证的家庭出身一栏上填的仍是“富农之子”。特瓦尔多夫斯基气得要命，拒绝领取党证。
他找到莫斯科市委书记、后任苏联文化部部长的福尔采娃，要求改为“铁匠之子或农民之子。”福尔采娃不敢做主，特瓦尔多夫斯基就不领党证。他的党证一直放在区委会里。一次赫鲁晓夫接见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向他提出党证上家庭出身的问题。赫鲁晓夫感到奇怪，家庭出身一栏填什么就这么重要？对特瓦尔多夫斯基来说十分重要。赫鲁晓夫说：
“既然对您如此重要，那就改过来好了。”
下令把“富农之子”改为“铁匠之子”，特瓦尔多夫斯基才领取党证。特瓦尔多夫斯基是有良知的苏联作家，认清斯大林极权体制给人民造成的无穷灾难。他和志同道合的战友团结在一起，尽自己的力量呼唤人们反思。但《新世界》编辑部终究抵挡不住强大的压力被驱散了。但人们至今不会忘记特瓦尔多夫斯基和他的《新世界》的战友们所做出的努力。
误读《水浒》：推敲“铁扇子”
不论宋江如何应天宿，成江湖大腕，被尊为“大哥”，在乃翁宋太公眼下，仍一口一个“三郎”。乡党邻里昵称“孝义黑三郎”，颇见其性情之一面。有三郎，当然还有大郎二郎，惜乎《水浒》未传，不得识其究竟。但太公口中确乎有个“四郎”，地俊星铁扇子宋清是也。《水浒》虽传，多是不显山不露水轻轻带过。故其在梁山事业中的重大建树，鲜为人注意。其实宋江生命途程转折关键，去从抉择，均少不了“铁扇子”出谋策划。无宋清，一部《水浒》或许是另一种写法了。往古今世，因种种原因而功业不传、声符名不着之人物甚多，宋清即属其类。近人邓狂言撰《晁盖及一百八人赞》，给宋清的赞语是：“富于性情，淡于浮荣。”也算慧眼识君了。
小说大家张恨水也有《水浒人物论赞》，不乏高见。但于宋清则深恶而痛绝之，几乎打入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中。张赞分三段，先抄后两段，看张先生如何说“铁扇子”：
宋清之外号，非铁扇子乎？扇子扇风，必须轻巧可携，以铁制之，何堪使用？于其绰号以窥其人，可知矣。而梁山诸寇，每次分配工作之时，必以宋清司庖厨之事，殆故意使与饭桶为伍乎？
虽然，与饭桶为伍，固尤差也。与其谓之笑谑，毋宁谓之提携矣。
饭桶也，何故提携之？则以其为首领介弟耳。人有好哥哥好弟弟，或有好姐姐好妹妹，虽生而为饭桶，又何害哉？（《张恨水文集》第三卷，295页）张恨水或意在言外，拉宋清为靶子，讽世间有好哥好弟好姐好妹、大大小小生而为“饭桶”又能与鸡犬一路升天者。其意可以理解，其言则不能不辩。因为与《水浒》书中描述宋四郎之笔相去太远。
查张文两段，其误有三：一误“铁扇子”之义；二误“司庖厨”之事；三误“提携”之说。
有此三误，所以张文第一段为宋清在梁山群雄中之定位，就不能不误。试读原文：
梁山一百零八人，少数原来为盗，多数则不得已而为盗。然不论原来为盗与否，皆必有一技之长，足以啖饭。
而吾与宋清，则无以别之。当宋江之在郓城为吏也，宋清寄食家庭，无所事事。及宋江之身为盗魁也，宋清奉父命入山，滥竽混食，又无所事事。试执而问之曰：“客何好乎？”答：“无所好也。”
“客何能乎？”“无所能也。”无所好与无所能，在一百八人中，居然坐上一把交椅。梁山人才荟萃，智勇兼全者比比皆是。虽彻如郁保四，则技可盗马；虽庸如王定六，面貌亦惊人。然于宋清，实无一可取。一百七人，甘与此君同列座位，上应天宿，而不以为耻，真可怪之事也。（引文出处同上）
以下，即按“四误”为序，推之敲之，赏其真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