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久宛如一名记者，一路上手持相机拍个不停：甘棠镇、鲁家湾、红旗桥、五七道……其结果，还没到目的地，电池便消耗尽了，相机也彻底“罢”了“工”。我笑着批评她道：“不能省着点吗？”她却赌气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说，哪处地方可以‘省’掉？”我哑然了。是啊，面对着这片曾经上演过无数悲剧的土地，又有哪一处不该去记录、不该去探寻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王六嘴”。这是一个小小的山岗，当年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营地就建在这里。如今那一排排的红砖平房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所有权已经转让给了向阳湖奶牛良种场，成为职工们的家属宿舍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房主人将我们让进了屋子里。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是一个个用土坯隔出来的房间，既低矮又狭窄，面积不超过十平方米。当年却被塞进了三到四个人，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蜷缩在一起的？
——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空间全都占满了，我的行李只好悬之壁上，床前之狭只可容膝……”房主人一脸的茫然，虽说“×××旧居”的木牌在他家的门框上已经挂了多年，但他却根本不知道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然而，我已经很满足了：那门、那窗、那墙、那顶……毕竟都还是历史，它们默默地见证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当年，这里没有孩子的欢笑，没有家庭的温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因为“军管”的需要而重新组合的“集体”。其中的成员，按照顾学颉的说法，一共分成了四种等级：头等的，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为一般的革命群众；四等的，则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于是乎，当这四种不同阶层的人被强行“集中”到了同一个屋檐下时，彼此间的“勃谿”则是不言而喻了！——十四连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杀鸭子，有人“义正辞严”
地提出意见：鸭肉分给革命群众，审查对象只配吃鸭头和鸭屁股！人性终于被“阶级性”
所取代了。
身为第一等级的军代表们，权力意识在不断膨胀，傲慢情绪在不断增长——大言不惭地将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刘白羽”者有之，有恃无恐地猥亵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张胆地窃取公共财物者有之，居高临下地向被管制对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为其他等级的人们，为了“立功赎罪”，也开始钻营与投机了起来——有人总结出了看“牛”的经验，并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墙报上：有人则以“告密”而邀宠，以“卖友”
而求荣：某某某于私下里偷吃营养品，谁谁谁于背地里大骂校领导……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同样当过“学员”的火星写下的一段话：“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造奴运动’！……没有‘奴’，‘神’是虚空的；没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无由抓出。”
——这就是父亲为什么宁愿一个入睡在荒湖野滩上的原因，这也是欣久的爸爸为什么坚决不同意女儿来看望他的理由。
王子野身染“出血热”，危在旦夕，连长却发话了：“死了活该！这种人死了就像死一条狗！”金灿然被斗得神经失常，造反派却幸灾乐祸地说：“这个老呆虫，除了能抬抬粪，废物一个！”李季递了一支香烟给仍在受审查的陈白尘，便被扣上了“敌我不分”的罪名：陈早春为深受虐待的老作家说了几句公道话，即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喝令“给他点颜色看看”……
那天，面对电视台的记者，欣久朗诵起了牛汉的一首诗：“那些年／我没有记过一天日记／没有邮过一封信／没有被人握过手／没有叩过谁家的门……”我的心再一次地流泪了，我品味出了潜藏在其中的辛酸。
参观结束后的第二天，当地的最高学府——咸宁学院邀请我们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主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作为上山下乡的两支重要大军，为什么到后来“知青文学”收获颇丰，而“干校文学”却始终没有形成气候？
问得好！这让我想起了又一个话题——它是随着“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开发而被提出来的——什么是“干校文化”？“五七干校”有无自己的“文化”？虽说它并不是前面那个问题的答案，但它却与前面那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记得早在一九九八年，一个名叫摩罗的年青学者就这样评价过“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群群地被赶进了一个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扞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也已没有了一丝知识分子的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了自我、没有了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我不知道这样的分析是否可以作为问题的答案。如果说“是”，那么这群知识分子就真的无可救药了：如果说“不是”，那么当年的他们又为何要争先恐后地跑到干校中来呢？我对欣久说，这也是我来咸宁的又一个目的——我就不相信在这群知识分子中间，没有一个清醒者，没有一个人能让自己的个体人格与耻辱意识重新苏醒过来！
那天，我们应当地“向阳湖文化研究会”
会长李城外的邀请，走进了他的家中。小伙子年纪不大，但他书房中的一切却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排排的书柜直抵天花板，里面摆放的都是他自一九九五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左边是采访时的录音磁带和录像光盘，右边是搜集来的历史照片和文字资料，中间则是他亲手撰写和主编的丛书，一摞又一摞……十多年来，他马不停蹄地奔波着，不仅采访了上百位曾经流放于向阳湖的文化名人们，而且还为他们一一建立起了“个人档案库”。于是借助着他的辛劳，我终于走进了这段历史的深处，走进了这群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答案就在这里边！
那群“矢志不渝的虔诚者”们，正在渐渐地产生动摇。——张光年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位“老革命”在初下干校时发出过这样的誓言：“迎接困难，战胜困难！不叫苦，不叫累，不叫病。”然而他的这片赤诚，不仅没能帮他解决“历史问题”，就连“现实表现”亦屡屡遭到否定。他悲怨了，愤怒了，终于拿起笔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永远也发不出的信。张光年的反抗完全是“张光年式”的，他说：“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竟发现许多过去实际上并未读懂的地方，特别是同当前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不禁拍案叫绝！于是深夜自省：哪些是真经，十分宝贵；哪些是臆断，值得怀疑。”作为知识分子存在标志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那群“惨遭蹂躏的哀怨者”们，正在悄悄地坚忍起来。——以萧乾为例，曾经的历史“污点”竟让他天真地把干校当成了“避难所”。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便击碎了这一美梦，他开始转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胡风分子”牛汉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岳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望到了它。”读着这样的诗句，已经分辨不清谁是树、谁是那不屈的灵魂了。
那群“宁折不弯的抗争者”们，则在继续地斗争下去。——郭小川算是一个，他大胆地向干校领导提出质问：“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这些人还能创作，还应当创作？为什么不给我们一点点创作的自由？”人们这样描写他：“……在队伍里昂头走着，像农民一样赤着上身，手拿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着歌。”
侯金镜也算一个，他厉声痛骂林彪是“政治小丑”：他更宣称：“如果国内出现马列主义小组，我一定参加！”为此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瘐死于干校之中。
读着眼前这一页页血写的文字，望着窗外那一片片曾经的湖滩，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与父亲的一次对话：
“干校期间，你想到过死吗？”我问他。
“没有。”他摇摇头，“死要‘死得其所’
——这里不是我死的地方！”
我明白了，这就是他们的“底线”，一个大写的人不愿倒下去的“底线”！
一九九七年，语言学家陈原重访咸宁干校，并为这片土地题写了这样一句话：“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了向阳湖。”……是的，“五七干校”
终于成为了他们心态史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驿站”，一个知识分子开始恢复其独立思考的重要“驿站”。
体弱多病的臧克家，被逼着像年轻人一样下田劳动，但他却将这一“惩罚”化作了美丽的图画和优美的乐章：“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他在劳动中净化了自己的心灵。
司徒慧敏的任务是看守菜园子，但他却写出了《蔬菜栽培笔记》和《蔬菜病虫害防治》等“科研专着”。为了研究西红柿的生长规律，他更是冒着酷暑连日进行观察。——他在苦难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黑帮分子”严文井，于夜深入静之时偷偷送给被斗得又饥又乏的“五一六”份子一块香喷喷的桃酥：“走资派”周巍峙，则于暗中向其他挨斗者教唱《大刀进行曲》。——他们在蛮荒中展示出美好的人性。
冯雪峰于油灯下向年轻人讲述自己当年写诗的情景：陈羽纶将世界名着伪装起来，躲在蚊帐中研读：陈白尘则在日记中，用各种符号及“缩写”记录下了那个荒谬的时代！——他们在混沌中坚守着文化的阵地。
然而，我却又不能不回到当初的问题上来——为什么“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很少去创作“干校文学”呢？那天在座谈会上，李城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年我去北京采访严文井，刚刚接通电话，就吃了一个闭门羹——他一口回绝道：‘如果你们实在要写，就说有一个姓严的到过向阳湖，这就足矣！”’看来，他们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对自己以往的思想进行沉痛的反思，去对那场已经垂下帷幕的历史进行深刻的总结。
欣久也发言了，她说：“我想，如果我们的父辈们能够活到今天，他们一定会创作出真正的‘干校文学’来的！”她还转述了她爸爸留下的一句话：“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他们有眼泪，却不为自己哭……”这究竟是遗憾还是悲哀？当他们终于成为了“真正的人”
之后，却又无法抗拒大自然的规律，一步步迈向了暮年，又一个个相继离开了人世。它终于造成了文学领域中无以挽回的损失，终于形成了文学园地中无以更改的“空白”！
那天，我们在学院里看到了一份中文系的教学计划，他们将挖掘干校历史列入了必修课程。这是一位学生于考察归来后写下的诗句：“六干个名字啊，诉说着六千种不幸。
苦难谱就的曲调，辛酸酿成的醇酒，在向阳湖畔，铸成了一座文化的丰碑。”系主任单长江教授介绍道：“我们的学生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的身边有向阳湖。向阳湖使他们较早地熟悉了干校的历史，向阳湖使他们更深地领略了文人的风骨。因此，他们会比同龄人多一份成熟和自信，多一份坚忍与练达。”
我的心中流淌出了一股暖流——这是遗憾后的收获，这是悲伤后的欣慰。返程的那天，我对着向阳湖，对着向阳湖畔的土地和向阳湖畔的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二姐——往事散忆之一
杨苡
去年是猪年，我总想说出口：“二姐属猪。”没有人知道二姐是谁，只有我时时忍不住想抓住那一次次掠过心头的一个影子，一个十分美丽的少女，那一双乌黑的温柔的大眼睛！
二姐如果还活着，她该是到了九十七八的高龄。她当然没有活到现在，她是属于那个久远时代的人。她离去的时候正是那时人家喜欢说的“二八芳龄”．外国人称为“SweetSix．teen”。那是多么好看的、好脾气的姑娘！大宅里没人不夸二姑娘长得最“俊”，长长的睫毛下守护着那一双黑眼睛，闪出来的一丝丝笑意带给我们这几个做妹妹的是温暖，是亲切。
二姐梳着一条大辫子，整整齐齐地垂在背后，她从来没有像后代人那样，以为应该是把辫子从后面甩到胸前，用手摆弄着，含嗔撒娇，故作天真小儿女状。怎么会呢？她如此端庄秀丽，绝不作态，也不涂脂抹粉，更不扬声大笑。我记得她说话也是十分轻缓的，带一点扬州口音。与她朝夕相处的是她自己的“娘”，娘是来自扬州显赫人家的大小姐。
娘要打牌，每天花很多时间在打麻将。
也许是由于才三十多岁就守寡了，守着那么大的家业。老爷没了，杨家大房可还得撑着，出出进进，还有那么多佣人伺候着，还有这房那房的太太们斜眼盯着瞅着，她可只有两个亲生的女儿。不打牌做什么呢？！来巴结娘的牌友们有的是。那些太太们也都是闲得难受，也还有藉着打牌，进大宅里混一口好大烟抽抽的，虽然娘并不抽大烟，只抽水烟袋。
牌桌上她们一边嗑着瓜子，品尝着维扬细点，一边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晚饭时各自回府。娘有时兴犹未尽，还留客再打几圈。总之玩够了回房，又吵醒了二姐，继续跟她唠叨些牌桌上听来的闲言碎语：又是哪位太太赢了、输了、气了、乐了，等等等等。到二姐病重时也曾悄悄对我母亲说起她娘喜欢在夜晚跟她聊牌经，因此她总是睡不好，觉得很累。
母亲当然只能把这话咽到肚里，直到二姐去世后两三年，才敢随着母亲的感叹透出一点点风。
二姐喜欢读书，但是她娘不让她进学校。姑娘家不兴随便抛头露面。也许那时候还时兴“女子无才便是德”，也许是因为父亲过早离去，他是长房长子，别房的叔叔婶婶们和姑妈们免不了对大房的一切指手画脚，嘁嘁喳喳。家里请来一位魏老先生，于是二姐也读古文诗词，也练得一笔好字，她真的学习很认真很勤奋。
我记得在前院大厅的一角有一张红木大方桌，上方坐着老先生，左右两方是二姐和她的“小弟”，也就是我哥。下方好像常是空着的。我喜欢看他们读书，反正没有人搭理我。我在桌子下方的大方杌凳上爬上爬下，看着他们俩对着面前打开的书本，毕恭毕敬地听讲。老先生咿咿呀呀地念着，闭着眼睛，身体左右晃着，十分陶醉的样子，好像在谛听哪里传来的天籁之音。而我喜欢爬到杌凳上看二姐，因为她真的很好看。
我已经不大记得二姐的穿式，只记得她从来不穿鲜艳的衣服，根本没穿过旗袍，也没看见过她学时髦，打扮成西装仕女长裙曳地。印象中只有一个不声不响的二姐，上身穿着黑缎镶白缎牙子的月白素花织锦缎袄，下面是有花边的长裤，笑时抽出腋下的细麻纱手绢捂着她丰满的红嘴唇。我也只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方凳上爬上爬下时，她坐在旁边用她柔软的白手拍着我的头说：“别闹，等会儿我带你玩！”我从来没敢找她玩过，她好像也不会玩，我现在想起她来，也只能像是当年的无声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