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成立后，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作家的创作方法：“它要求艺术家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在其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而且艺术描写现实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要与用共产主义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句话疙疙瘩瘩，很难理解。其真正的意思就是要求艺术家只能歌颂苏联现实，歌颂斯大林，不许触及社会的阴暗面。遵循这种创作方法，怎能产生好作品？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歌颂苏联现实和斯大林伟大的作品。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所翻译出版的苏联作品大多数都是这类文化垃圾。中国读者从苏联作品中了解的苏联，不是真实的苏联，而是粉饰后的苏联。像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都是粉饰现实的典型作品，并且粉饰到无耻的程度。前者歌颂农业集体化，而农业集体化是斯大林对俄国农村的摧残和抢劫，杀死、饿死和在被驱赶到西伯利亚的途中死于路上的人何止千万。后者美化二战后苏联农民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活像蜜一样甜。而实际上全国到处发生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地方多得连收尸都来不及。这三本书都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并译成中文。然而平心而论，主流文学也不是没有产生过好作品，如法捷耶夫的《毁灭》，真实地写出远东一支游击队的“毁灭”，每个人物都有性格，并真实可信。那是法捷耶夫一九二六年写的，那时还没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描写内战的残酷。为争夺天下，俄国人自己互相残杀，红军残忍地杀害白军，白军同样残忍地杀害红军。两军杀红了眼，根本没有什么主义和信仰。《静静的顿河》真实地纪录了顿河流域的内战史。这本书得以出版是因为那一地区当时的红军指挥员是斯大林的对头，他指挥下的红军杀人放火，恰恰是斯大林收拾他的口实。
主流文学中值得肯定的作品实在不多，大多数都是闭着眼睛美化苏联现实和歌颂斯大林的文化垃圾。
我想重点分析一下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简称《钢铁》）。这本书可以说是苏联主流文学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奇葩。小说出版于一九三四年，即作协成立之前，那时尚未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作家超前体现出这个口号的精神。这本书完全没有反映现实和时代，是一本说教的书。故事发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小城里，时间的跨度是一九一五至一九三二年，主要情节发生在斯大林时代。其中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大灾荒、大清洗。三年内战结束后，一九二〇年苏联的经济几乎完全崩溃，列宁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使苏联经济有所好转，人民生活有些改善。但列宁一九二四年去世，斯大林逐个击败政敌，独揽大权后，逐渐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消灭了种田能手，即勤劳的农民，让懒汉、二流子掌握集体农庄大权。城里派来的征粮队抢劫农民赖以为生的粮食。农业集体化引发了全国大灾荒。以“苏联粮仓”着称的乌克兰为例，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间乌克兰一千六百万人口中饿死了五百万。斯大林用强迫命令和行政手段推行工业化，只追求速度不顾技术操作规则，其结果是对俄国原有工业的大肆破坏，不少科技人才受到迫害。大清洗又不知制造了多少冤魂。这些现象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主流和非主流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或隐晦的反映，唯独在《钢铁》中连影子都没有。只有保尔在红军中英勇作战，在恶劣的条件下不顾死活地修筑窄轨铁路，与反对派作无情斗争，为革命牺牲个人感情，仇恨比他生活好的人。
《钢铁》完全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诋毁、丑化乌克兰的军队，不尊重乌克兰人民的选择。这里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乌克兰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俄罗斯长期统治乌克兰，乌克兰一直要求摆脱俄国的统治，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乌克兰民族爱国团体于同年三月成立“乌克兰社会团体联合拉达”，“拉达”即乌克兰语议会之意。后又成立中央拉达，并建立中央拉达总书记处，即乌克兰政府。使用的国旗便是今天乌克兰的蓝黄两色旗。七月，乌克兰政府与俄国临时政府谈判，要求享有更多的自治权，临时政府答应了乌克兰的要求，却遭到列宁一派的激烈反对，临时政府不得不废除达成的协议，这反而刺激了乌克兰要求独立的愿望。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俄人民委员会向乌克兰拉达发出最后通牒，不允许乌克兰独立。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乌克兰中央拉达，在许多国家承认之后，宣布独立。十二月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并以武力征服乌克兰，乌克兰拉达决定组建本国军队，佩特留拉便是乌克兰民族军的创建者和指挥者之一。佩特留拉出身于马车夫家庭，上过利沃夫大学，后成为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导人，曾两度担任乌克兰政府首脑。他为扞卫乌克兰的独立与波兰侵略军和德国侵略军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作战。一九二〇年兵败退入波兰，后流亡国外，一九二六年在巴黎遇刺。在《钢铁》一书中，保尔最痛恨的就是“佩特留拉匪帮”，即为乌克兰独立而战的乌克兰民族军。我们这代人还记得一首当时极为流传的乌克兰民歌，其中就有“佩特留拉凶恶的匪帮”这样的歌词。保尔把乌克兰民族军与德国和波兰侵略军相提并论，一律看成侵略者。佩特留拉今天已成为乌克兰的民族英雄，在波尔塔瓦为他竖立了纪念碑。尤先科担任乌克兰总统后，访问法国期间，曾与妻子向位于巴黎郊区的佩特留拉陵墓敬献花圈。佩特留拉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为乌克兰独立与红军作过战，屠杀过犹太人，但在乌克兰人的眼中他是民族英雄，我们应当尊重乌克兰人民的感情。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的同行对来访的中国人说：“我们已经独立了。请不要再宣传《钢铁》了。”
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斯大林的宣传符号，他的爱憎取决于斯大林的爱憎。
他勤劳、勇敢、顽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坚强的意志，能够忍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但他并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盲目相信斯大林，一切都以斯大林的爱憎为转移。斯大林恨谁他也恨谁，斯大林爱谁他也爱谁。
保尔是斯大林的驯服工具。斯大林消灭反对派，他坚决拥护；斯大林取消新经济政策，他也坚决拥护，并仇视因实行新经济政策而生活有所改善的人，包括他的哥哥和嫂子。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很多，大家如感兴趣，可以读读南京大学余一中教授评论《钢铁》的文章（见《俄罗斯文学的今天和昨天》）。
《钢铁》结构杂乱，文字蹩脚。作者是乌克兰人，俄文水平很差，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两位苏联资深编辑不得不对小说从头到尾加工修改。小说出版后，苏联报刊大肆宣传，使小说一夜红遍苏联。小说为斯大林个人迷信造势，评论界只有赞美，没有批评。高尔基一直特别关心青年作家，往往读一篇年轻作家的并不怎么样的作品，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说出过分称赞的话。唯独对《钢铁》
高尔基没有称赞，却说要写一篇评论文章。
但文章始终没有发表。如果是称赞的，不会不发表，因为高尔基的肯定是对一个作家的最高荣誉。批评的当然无法发表了。高尔基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并熟悉乌克兰的历史。最后要为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句公平话。以他名义出版的小说，并不全是他个人的感受和经历。很多“思想”是别人加进去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几乎能背诵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是否真是保尔说的？因为奥斯特罗夫斯说过这样的话：“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完全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重铸的生平》2006年11月20日《共青团真理报》）苏联潜流作品是指那些在并不否定苏联体制的前提下批判苏联现实、揭发个人迷信恶果的作品。这些作品原可以在苏联出版，但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出版，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等作品。这两部作品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是十月革命前成名的作家。他孤芳自赏，远离现实，与“拉普”作家格格不入，但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却获得一九五八年诺贝尔文学奖。
这深深刺痛了苏联主流派作家。他们在苏联获得过各种奖项，诺贝尔文学奖理应颁发给他们，比如西蒙诺夫、潘非洛夫等人。可瑞典人却颁发给主流派作家所鄙视的帕斯捷尔纳克。《新世界》杂志主编西蒙诺夫原有意发表《日瓦戈医生》，起码发表删节本。但小说获得诺贝尔奖后，帕斯捷尔纳克受到批判，后演变成一场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删节本也无法发表了。《日瓦戈医生》是一本作者反思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沉浮的书，书中的知识分子，不论为布尔什维克卖命的安季波夫，或对十月革命从拥护到怀疑的日瓦戈，还是与政治不沾边的拉拉，都是俄罗斯的优秀儿女。他们原可以为苦难的祖国做出贡献，却都悲惨地死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癌病房》没有发表是因为作协主席费定的成见和作者本人的固执。这两部作品都先在国内流传，后在国外出版。《癌病房》写了九个癌症患者在癌病房中的不同表现。他们经历不同，身份不同，但都因癌症聚集到一起。作者通过他们的不同经历和在病房中的辩论，尖锐地揭示出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残酷现实。这部作品虽然把苏联现实写得残酷和恐怖，但并没有超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揭露的范围，所以完全有发表的可能。还有一类作品，写于大清洗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没在国外发表，也不可能在国内发表。这就是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的中篇小说《索菲亚·彼得罗夫娜》。利季娅是苏联女作家，并且一家都是作家。父亲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是苏联着名的儿童文学家。一九六三年苏联作家出版社与利季娅签订合同，同意出版《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并给作者预支了百分之六十的稿酬。但不久出版社变卦了，撕毁了合同。利季娅向法院控告出版社，打赢了官司，并获得全部稿酬。这期间在朋友间流传的手稿流到国外，一九六七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国外出版。直到一九八九年苏联提出公开性后，《索菲娅·彼特罗夫娜》才回归祖国。中国还没有人在“反右”期间真实地写“反右”运动的作品，在“大跃进”
期间真实地写“大跃进”的作品。所以丘科夫斯卡娅的《索菲娅·彼特罗夫娜》是一篇极其难能可贵的作品，今天读起来仍催人泪下。
我把它译成中文，但仅一篇中篇小说，难以出版。在“瞻顾丛书”主编何满子先生的支持下，我把它收入散文集《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小说的主要情节如下：
主人公索菲娅住在列宁格勒，丈夫是着名医生。丈夫去世后，她到一家出版社当打字员，挣钱养活独子科利亚。科利亚是她的命根子。索菲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苏联妇女，这类妇女我在俄罗斯接触过不少。她们善良、勤劳、热情，对生活要求极低，极易满足，并极具同情心。她们没有政治头脑，相信报纸、电台所宣传的一切。索菲娅到打字室工作后不久便被任命为组长，她非常满意自己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开始大清洗，索菲娅毫无感觉。她不大看报，很少听广播，不关心国家大事。她欢欢喜喜地操办一九三六年新年枞树游艺会，让社里的女人和孩子高高兴兴过新年。她把赠送给儿童的礼物装进纸袋里，挂在枞树上，并在每个纸袋里放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为幸福的童年感谢斯大林同志”。她的操劳得到大家的赞许，她快活得不得了。这天晚上出版社的会计走到她跟前，悄悄对她说，城里逮捕了很多医生，其中有基帕里索夫。基帕里索夫是索菲娅丈夫的同事，他们一家关系很好。索菲娅感到震惊，怎么那么好的医生竟变成恐怖分子了。但不久她崇敬的社长遭到清洗，全社职工一致声讨他，她同样感到深深的遗憾，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变成破坏分子了。接着她儿子科利亚被捕，对她简直是晴天霹雳，她怎么也无法相信了。儿子中学毕业后，分配到乌拉尔农机厂当技师，是在那里被捕的。她坚信是误捕，解释清楚就会释放。她开始日夜奔走，查询科利亚关押在什么地方。这里要引出两个人物：娜塔莎和阿利克。娜塔莎是打字员，索菲娅的同事，打字室里最优秀的打字员，但因父亲曾是白军上校，入不了团。娜塔莎为人正派，极富同情心，关心政治，憎恨靠告密爬上去的人。索菲娅是她唯一的朋友。阿利克是科利亚的中学同学，对科利亚忠心耿耿，两人一同分配到乌拉尔农机厂。阿利克是犹太人，无父无母，同姨妈住在一起。科利亚被捕后，索菲娅每天上街打听。她没想到广场和街道挤满了像她一样打听亲人消息的妇女。她总算打听到问询的地方。但要排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队。娜塔莎和阿利克轮流替她排队，这在当时是勇敢的行为。索菲娅终于排到了，窗子里面的人只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话：在这儿，马上叫下一个。索菲娅又到检察院排队，仍是娜塔莎和阿利克轮流替她排队。检察官对她说：“科利亚是恐怖分子，自己招供了，十年外地劳改。”没等她解释便让她出去了。也许排队的人太多，检察官累得疏忽了，没发给她流放证。按规定劳改人员的家属不能留在城市。娜塔莎来到她家，告诉她自己被出版社开除，由于出身的关系，哪儿也找不到工作。接着阿利克也被捕了。一天，娜塔莎激动万分地跑到索菲娅家，恳求索菲娅立即辞职，她儿子被捕的风声已传到出版社，辞职信已代她拟好。主动辞职也许能在别处找到工作。立即给阿利克送钱，他姨妈决不会送，阿利克会饿死。最后让索菲娅一定检查身体。娜塔莎当天夜里自杀了。索菲娅为儿子能做的事都做了，再也不能做什么了。像她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又能做什么呢。她产生了错觉，科利亚无罪释放。
她对邻居说科利亚释放了，大家祝贺她，她自己也相信了。她打扫房间，迎接科利亚回来。她突然收到科利亚托人带来的一封信，科利亚告诉她，他被中学同学诬陷，不承认就遭毒打，一只耳朵已被打聋。科利亚的唯一希望是妈妈救他。让她以母亲的身份证明他与那位同学中学毕业后从无来往。索菲娅读完信，呆呆地站着不动。过一会儿把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