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言之，那些标语大多在宣传国家和当地政府以及标语墙所有者的政策、想法、观念、广告。这些内容混合在同样一种文体当中，足见出中国特色是政、经混合，权、商不分。
由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特别喜欢发动群众，也包括生孩子，因此不让节制人口，于是后来人只得搞起了计划生育，在广袤的乡村就出现了很多相关的标语。
宣传国家人口政策的，如：
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男人的地位依旧强大。）见证怀孕，持证生育！（中国的证实在是太多了，建议一证制。）坚决打击流产女婴！（应该补上“的行为”。）一人结扎，全家光荣！（启发人们的荣誉感）引导生育生产活动的，有：
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迎合农民心理的佳作。）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加：今天是个好日子。）农村想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把孩子与狗熊相提并论，和旧上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近似。）放狠的话，显然是被上级的指标给逼急了，很可能是一票否决的硬指标啊。这些标语的核心就是不破不立、赶尽杀绝。如：
宁添十座坟，不加添一个人。（“三光政策”吧？）宁要家破，不让国亡。（十足的忽视个人利益，很像人民公社时代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的劲头！）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简直就是洪水猛兽。）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罪莫大焉！）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他人即地狱”的搞笑版。）那些关于结扎的标语看上去跟兽医行径似的，如：
超生就扎！（干脆，鲜明。）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明显侵犯人权，但为了达标也顾不上了，实行连坐与保甲制度。）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一、二、三、四！）
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从人多力量大到杀杀杀，怎么跟杀红了眼似的？）该扎不扎，见了就抓。（跟阶级斗争差不多了。）
关于强制人流的标语也特别多，而且都有个“流”字，真是鲜血淋漓啊，只有真的猛士才能面对。如：
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措施齐备，防患未然，绝不能亡羊补牢。）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只视政治指标的完成，罔顾死活。）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还能说什么，酷吏！）
以上这些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标语特别醒目，每个火车上的旅客在窗前都能看到。
当我们坐在火车里享受着人性的服务时，在火车外、铁道边，侵犯人权的标语口号却如此赫然而出，扎眼存在着。还有一些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标语口号也是耐人寻味，如：
以××××的思想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这简直就是在讽刺！）
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以笔者之愚昧，上访者是循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怎么就成了罪人？）
[贫困县]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管好两个口，填上面的口，堵下面的口。（贫困并不限制想象力啊！）
[归还农业贷款]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太狠点儿了吧！）
谁侵犯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谁能代表人民？）
农村信用社是老百姓生活的贴心人。
（还好。）
不娶文盲妻，不嫁文盲汉！（和文盲结婚就不能帮助他脱盲吗？）
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狠！）
[某油田买断工龄职工刷出的标语]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上山下乡难道还没把你们教育明白？）
在这些标语中，能够看出一些地方的政府和民众（公民）都想通过标语这个中国特有的政治文体来表达自己的强烈意志。至于有用没用就另说了，至少能起到起码的心理调节作用吧。
政府这样自我安慰，不是没做宣传工作啊，不是刷了黑白标语了吗？领导来视察一定能看到，再配置些彩旗一衬托，行了。
民众（公民）也会想，一口恶气算是出了，再说吧。
再看打击违法犯罪的，这些标语的修辞方式就是“吓唬”：
坦白从宽，回家过年；抗拒从严，牢底坐穿。（恐怕一点儿也不符合法治精神，但却把坦白不坦白的结果说得很直白、形象，而且直指人心。）
放火烧山，牢底坐穿。（玩火自焚，而且牢房里没有火柴。）横卧铁轨，不死也要负法律责任。（果然是吓鬼用的。）
抢劫警车是违法的！（这就不仅是吓鬼了，还自己吓自己。）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给自己壮胆。）私设路障违法，拦路抢劫判刑。（普法教育的废话。）
偷税漏税，来世罚做尼姑。（诅咒式。）不怕死的就到十八里乡来作案！（简直就是空城计。）
坚决打击挑脚筋。（具体指出了可怕的罪行特征。）
严禁触摸电线，五万伏高压，一触即死，违者法办！（看不来触不行了。）
[厦门鼓浪屿]违法越界观光，小心枪弹扫光。（看台军也是观光项目之一啊，怎么就取消了呢。）
如今电信建设大发展，光缆遍布广大地区。偷光缆的人总认为那里面肯定有金属线可以贩卖，于是很多标语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格式来教诲一番：
光纤没铜，偷也没用！（有铜没铜总得打开来看看吧，谁叫科普不到位呢。）
光缆无铜，偷了判刑！（简直就是苦口婆心。）
偷割光缆，讨死。（至少不会被电死。）
这些涉及法治（法制）的标语简直就是直接写给罪犯的判决书，让看见它们的良民们焦虑、不安，感觉就跟背后有支枪、前面有个摄像头一样。
当然，真正的罪犯是不怕这种威慑的，该偷盗还偷盗。
倒不如一些更人性化的标语或许能深入人心，人人（良民和犯罪嫌疑人）见了不说立地成佛，至少也能叶公好龙吧。如：
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不要出交通事故啊！）
小草凄凄，踏之何忍。（请勿损坏花草树木。）
在长途旅行时，会有很多标语如同风景一般提醒着脑神经，这里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热烈欢迎人大代表来我校明察暗访！
热烈欢迎全国某某系统领导！
敬爱的各界群众，请携带你们的发情母牛前来配种。
外地车辆在巫山境内一般不被处罚。
[某镇内衣厂]发展内衣制造业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请您便溺入池。
毛泽东的弥留之际
吴志非余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离开了人世。他患的是什么病？弥留之际的状况究竟如何……这些都鲜为人知。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触摸红墙——走近伟人身边》（吴志非、余玮着）对此作了些披露。现摘录如下——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确确实实地进入了老年阶段。他年迈体弱，加上长期劳累和“林彪事件”的打击等原因，常患疾病：感冒、肺心病、老年性白内障、心脏病……陷入了病痛的折磨中。毛泽东一位保健专家徐德隆教授还说，主席在神经性疾病方面患的是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在神经性疾病这个领域里，这种病历来有“伟人病”之称。对于这个病，直到今天，原因还不十分清楚，也缺乏有效的治疗。其实，主席还有别的病，比如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等。
后来，主席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已完全不能进食了，就连流食也难咽下去，一进食嗓子就呛。医护人员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精心为主席配制了鼻饲，护理人员通过插入鼻孔的管子把鼻饲注进去。毛泽东的肺心病不时地发作，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嘴唇都憋得发紫，医护人员又在他的鼻孔插入氧气管。他长期躺在床上动不了，两侧髋骨都长出了褥疮，可以想象难耐的疼痛。当时汪东兴等中央领导，轮流现场坐镇，具体领导由北京医院、阜阳外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三零五医院及北京市同仁医院等选派的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员组成的医疗小组进行工作。
一九七六年五月以后，主席的健康状况明显进一步恶化。六月初，突然患心肌梗塞，幸亏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病情刚刚趋于平稳，不愉快的事接踵而来，朱德逝世、唐山地震的消息一个个传人。据主席病情的发展，中央做出决定，把主席的病情通报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军负责人。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点十分，毛泽东那颗心脏停止了跳动。“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民间俗语在主席身上应验了，他的享年恰好是八十四虚岁。令人惊奇的是，九月九日是一年中数字最大的日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着“登峰造极”的阴阳之数。
在主席去世的前几天，保健专家王新德一直守护在他身边。九月八日，在主席去世的前一天上午，他起初头脑还清晰，还在关心日本大选的事。据了解，主席当时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想说说不出，后用铅笔在纸上画了三个道，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只见他握着铅笔的手慢慢抬起，吃力地在木床上轻轻点了三下。于是，有人想到了他说的话是与“三木”有关，就轻声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
他微微点了点头，动作小得几乎看不出来。
三木武夫，是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与内阁总理大臣，当时正在参加竞选，主席一直很关心他在大选中的情况。
尔后，主席病情突然加重，医疗监视器上发现心脏有些异常，他再度进入弥留状态，当时气氛紧张。八日傍晚，发现主席血压下降，药物一直用着，但血压很难维持，当时情况很紧张。
不多久，主席瞳孔散大，口鼻抽吸两下，上下跳动的心电图突然变成一条水平线。医务人员迅速对主席施行紧急抢救，人工呼吸、打强心针……然而，这一切对于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主席来说已无济于事了。参加抢救的教授否认有关资料上讲当晚主席对身边护士说过“我很难受，叫医生来”之类的话，也否认当时给主席服用过安眠药，根据护理记录，发现在九月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一百七十分钟；其中，四时三十七分，主席看文件三十秒——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此后病情进一步加重。
最后毛主席心电图呈水平线时，是由陶寿淇、陶桓乐、吴洁、方圻宣布主席去世的。
当时，医疗组的全体医护人员和值班的中央领导都在场。
护理记录上写：九月九日零时四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零时六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零时十分，心跳停止。这份记录，由医疗组全体医生一一过目核实，并亲笔签名。按当时的签名顺序，他们是：胡旭东、陶寿淇、方圻、吴洁、姜泗长、高日新、翟树职、李志绥、陶桓乐、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寿、徐德隆、李春福。
贝聿铭与风水
廖小东
风水之说在香港非常盛行．不相信风水的着名建筑师贝聿铭在设计香港中国银行大楼时，不得不对自己的设计方案作出调整。《贝聿铭传》（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廖小东着）一书．介绍了这位世界着名的华人建筑师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现将他设计香港标志性建筑——中国银行大楼的经过摘录如下——如果你到香港去旅行，会看到一座闪闪发亮的剑状建筑拔地而起，那是香港的标志性建筑，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大楼。设计这座杰作的就是贝聿铭。
贝聿铭是在一九八二年的时候接受建设香港中银大楼的设计专案，其实，此事在一九八〇年就开始谈了。当时，中国银行的两位代表来到美国，见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他们来邀请他回国担任终身董事，当时身染重病的贝祖诒告诉他们说：“非常感谢各位邀请，如果早几年，我可能会同意，但是现在不行了。”
两位董事见遇到了拒绝，便对贝祖诒说：“中国银行想在香港设计一幢大楼，能否请贝聿铭来担任设计师。”
贝祖诒笑了笑说：“这事应由贝聿铭来决定。”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对贝聿铭来说是一项无法回绝的业务。一九一八年，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创立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当时贝聿铭才一岁。贝聿铭的童年曾在香港度过一段时间，可见，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对他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当中国银行的董事向他提出请求的时候，贝聿铭很快就答应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香港汇丰银行邀请建筑师曼·富斯特设计总部大楼，这幢未来主义风格的大楼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也是最昂贵的建筑之一。它使香港成了建筑界中体现先进建筑思想的城市。汇丰银行在香港的新总部大楼极大地提升了汇丰在香港业界的地位。这个时候，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坐不住了，觉得有必要建一幢大楼超过汇丰银行的新总部大楼。经过研究，中国银行决定建一幢比汇丰银行总部大楼稍微高一些的大楼。此外，中国银行也打算在大门口放一对狮子，比守护汇丰银行的那一对外貌更为凶猛。
除了比拼实力的原因外，中国银行请贝聿铭担任香港分行总部大楼的设计师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经过中英双方两国艰难的谈判，撒切尔夫人同意一九九七年把香港移交中国政府管理。贝聿铭所设计的新香港分行大楼就必须要象征香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未来前景。这幢建筑必须使汇丰银行的大楼和其他殖民统治的标志相形见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气象。此外，它必须让香港的那些资本家们放心，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香港一定会继续繁荣昌盛。用贝聿铭的话说，它应该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抱负”。
然而，要超越福斯特那座里程碑似的银行大厦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贝聿铭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资金悬殊。汇丰银行有十亿美元预算作后盾建造大厦。贝聿铭却没有这样优厚的条件，中国银行只能给他一亿三千万美元的资金。二是地理位置不佳。汇丰那座大厦是建在港湾边沿，位置显要，面积大。而中国银行的地皮位于交通要道中间，面积小，高架公路从三面把那里框死，根本无法找到一现成的入口。三是风水问题。香港是一个十分迷信的地区。二次大战时，日军总部曾占领过中国银行那块地皮，许多香港人相信，那些受尽折磨的囚犯依然阴魂不散，在那一带作怪，那是一块不吉利的地皮。
虽然有诸多不利的因素，但是，贝聿铭还是发现了那块地的一个优点：由于所处位置正好在机场飞行航道之外，新建筑不像机场以北的建筑受到高度限制，想建多高就可以建多高。贝聿铭想，要在如此不利的地皮上建造出引入注目的建筑物就必须把大楼造得非常高，建筑有一定高度后才能产生气势，才能俯瞰香港的其他建筑，才能把维多利亚港与九龙的景色一览无余。
一九八五年，中国银行大楼破土动工，以每四天上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根据贝聿铭的设计，它高三百十五米，是东南亚最高的建筑。
就在大楼一天一天往上蹿的时候，他遇到了风水问题。
中国的传统建筑十分讲究风水。对于风水一词，《辞海》的定义是：“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
在中国传统建筑活动的各个过程中，风水贯穿始终。从选址规划、建筑单体、园林小品、室内外装修设计到施工营造；从皇家宫殿到老百姓的民居；从活人居住的阳宅到死人安息的陵墓阴宅，几乎无所不在。
建国以后，风水一直作为迷信思想加以批判。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对《辞海》的定义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主要倾向是不同意将风水与迷信画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