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边沁。“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不都是像其他一切人一样，构成了社会的一部分吗？你们所人格化了的这种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如果承认为了增进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一个人的幸福是一件好事，那么，为此而牺牲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以至于无数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
与此相联系，马克思还明确地指出：“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正是以爱尔维修所赋予的形式回到了它的祖国英国。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从这里，他才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看法，而且懂得了马、恩所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才是最符合人性的。而李卓吾的那些观点其实是与爱尔维修等人的学说相通的，所以他确是晚明的进步思想家。
这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使他在今后的较长时间内一直认真阅读马、恩原着，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读到《资本论》。
章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承担的关于金圣叹的一节却受到了刘先生的特别关心，因为刘先生觉得金圣叹的评价问题很复杂，难于把握；其时恰好学术界在展开对金圣叹的讨论，就想把这一节先作为单篇文章拿去发表，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他把章先生写的原稿看了以后很感满意，稍作改动后就作为刘先生与他合作的论文拿出去发表了，题为《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刊载在《中华文史论从》第三辑1963年）。不料发表以后在国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却在国外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的王靖宇先生在1972年出版的《金圣叹》（ChinSheng-t’ai，NewYork：TwaynePublishers，Inc.，1972）一书中评价说：“这是中国大陆迄今所发表的重新评价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最佳和最客观的论文。”（“ThebestandmostobjectivereevaluationofChin’scriticismthathascomeoutoftheChinesemainlandtodate.”）
在关于金圣叹的论文发表的上一年，《洪昇年谱》也完稿了，并于次年交给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出版社经审读后决定出版，但鉴于政治形势日益严峻，就一直拖着，不敢出书，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后先后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科优秀着作奖和教育部第一届人文社科优秀着作一等奖。
总之，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年代的二十六七年间是章先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准备阶段。在这期间，通过夯筑学术基础和漫长的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个案研究，他已完全具备了对中国文学史从事总体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的学识和能力。
三、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创造性思考
经过了上述的准备阶段，章先生不但掌握了大量的文学史资料，而且自从在《神圣家族》里获得了关于人性问题的启发后，通过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已初步认识到了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具体地说，每个时代的人性中既都体现了“人的一般本性”，又都体现了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就人的一般本性来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514页）因此，马克思把“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视为对人性的剥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35页）。这里的所谓“需要”，不仅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温饱，而且包括享乐和显露自己的生命力（《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66－167页），后者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其最终则是达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649页）。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需要——包括个人的权利、自由、尊严、快乐、幸福等等——将日渐提高其满足度，最终获得全面、充分的实现，人的个性也必然越来越丰富而强烈（《中国文学史新着·导论》5页）。”而就“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来说，既由“人的一般本性”所决定，又由于受具体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每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都存在着至少看起来与“人的一般本性”相矛盾的成分，越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这种成分就越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就逐渐被克服。而文学的发展在总体上是与人性的演进同步的。不过，由于文学是以感情来打动人的，文学中的人性的演进也就体现在其感情的变化方面。
在一九八○年代初，他对自己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上述状况已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因而认为有条件对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联系进行探讨了。又考虑到中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他决定分阶段来进行，并先从明代文学入手。
章先生之所以选择明代，一面是基于他那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演进同步的观点，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早年学习现代文学时就已知道“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革命”所要求的是“人性的解放”，而且“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新潮存在相通之处，他由此认为在明代文学中可以较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前进的历程。也正因此，他在一九八○年代前期先后给学生开设了“晚明文学研究”和“明代文学研究”两门课程。边研究，边教学。
研究的结果，他发现晚明文学新潮中确有可与“五四”新文学相通之处，而在学术界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晚明文学新潮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相对立——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晚明文学新潮的旗手李卓吾就对前七子的最主要代表李梦阳评价很高，而且李梦阳的强调“真情”与李卓吾的提倡“童心”、，宏道的标举“性灵”都有相通之处。所以，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实是晚明文学的先驱而非其对立面。为此，他撰写了《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发表（见《古田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日本东方书店1985年版和《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三期），成为这二十余年来学术界重新认识和评价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嚆矢。
在撰写该文的同时，他还发现李梦阳等人在明代中后期之所以受到许多人的崇高评价，是因为被认为开创了明代文学的新局面，而这不仅是与前七子以前的台阁体兴盛时期相对而言，更是与明初相对而言的。原来，明初是在朱元璋统治下的经济与文学都受到严重摧残的时期，文学由元末的繁荣一变成为极度的萧条，永乐帝又承其衣钵，文学遂处于长期的衰退之中；台阁体不过是文学处于高压下的必然产物。有些论着对明初文学给予肯定，乃是将元末文学的余响——朱元璋的打击对象——误认为明初的正声之故。对明代前期文学的这种描述更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崭新的成果。而且，他还在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在被朱元璋镇压下去的元末明初的文学中已经可以听到与晚明文学新潮相类似的声音，《明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卷首（见其《（明代文学研究）序》，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同时也是对于元代文学在推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高度积极作用的一种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