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何迟先生和爸爸先后平了反，证实是错划“右派”。在单位当众传达并在《天津日报》上公布于世。在为爸爸落实政策过程中竟然发现这样一件奇闻：经办的同志在档案中找不到爸爸当初被打成“右派”的材料，包括言论、“罪行”和上级关于“戴帽儿”的复批等。为了负责任他们从文化局一直追踪到曲艺团原来的上级单位广播电台。而“反右”时的经办人却不以为然地摇着头回答：“咳，本来定下四个，后来又加到十一个，就是凑数，哪有过什么材料呀！”爸爸被“整”了二十年原来是个始终没有罪证和任何手续的“右派”！连告诉爸爸这个消息的人都气不忿儿。爸爸听后只是苦笑着蹙额点头，习惯的说了声“是呀”就完了，要搁我是爸爸，最少得说上四句话二十八个字：
含冤负屈二十年，
无辜子女被株连。
受尽磨难妻先逝，
泣问苍天让谁还？
王震访问英国
辛子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王震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都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一比五点九一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九十一元；电梯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八百八十六元。王震是五级高干，那时每月工资不到四百元，周工资不到一百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六分之一，电梯工周工资八分之一。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绌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一九七八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一比四十二点三。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四十二倍。
我国驻英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参加了访问的接待工作，他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中称：“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王震是中共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对英国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过程，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带有成见的怀疑、蔑视到惊讶、赞叹和向往。（摘自《炎黄春秋》）
池田大作与中国的几位文化人
李庆
池田大作在一九七五年以后，先后十次访问过中国，从南到北，走过了许多山山水水，除了和中国的领导人交往以外，他还和干部、学者，及和一般的民众往来。在日本，他一次又一次地会见接待中国各方面的访问团体。
一九八○年春天，巴金到日本访问。四月四日，他在东京朝日讲堂发表了《文学生活五十年》的讲话。巴金本不善于应酬，访问期间，在旅馆中无人认识。一天吃了早饭，就一个人了。这时，前往造访的池田看到了他，和他打招呼：“您是巴金先生吧？”
就这样两个人相识了。
此后，池田大作邀请巴金和冰心访问日本静冈创价学会的研修所。巴金满怀喜悦地对在场的女孩们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我们为中日友好而做的工作既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中国的青年。”一九八四年六月，池田大作在上海，前往巴金住宅拜访。据说，巴金在谈话中表现出对青年人成长的由衷喜悦，并以此督促自己不断前进。池田深有同感，“也和（巴金）先生一样，在青年身上看到了光芒。”离别时，巴金拄着拐杖，在女儿的搀扶下，一直把池田大作送到大门外的马路上。巴金一家挥手送别的场景，一直定格在池田的脑海。“那场景是我一生的至宝”——很多年后，池田大作还这样说。
池田大作一共和巴金会面过五次。后来在和金庸的对谈中，池田特别提到巴金关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看法：“文学无法和政治分离，但是，政治绝对代替不了文学。文学是构筑人的灵魂的。”
他认为，巴金敬仰的导师鲁迅的文学观，从根本上说，也是如此。并非是“为艺术的文学”或“为文学的文学”，当然也不是“为政治的文学”；完全是“为人生的文学”，是“为社会的文学”。
他说，和巴金一见面，“有些东西无须言语便可以心领神会。”
的确，他们两人性情中有很相似的地方。他们内心中都不畏惧强暴；他们都为了信念曾经历坎坷；都把美好未来寄托在青年身上。
在和中国民众的交往中，敦煌学者常书鸿，是使池田大作非常感动的人物。
一九八○年，池田大作前往敦煌，在那大漠的深处，会见了一生致力于敦煌美术研究的常书鸿。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常书鸿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敦煌艺术研究生涯。
池田大作写道，曾听过这样一段有关常书鸿先生的故事。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分，常先生居然听到敦煌的飞天对他细语。她们突然从壁画里出来，闪耀着金光，翩然飞舞，并勉励他说：“你的夫人虽弃你而去，但你可千万不能遗弃我们敦煌啊。”
前妻离家出走后，常书鸿与作为研究员来敦煌的李承仙女士结为夫妻。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他们夫妻俩坚忍不拔地挺了过来。
访问了敦煌之后，在池田大作的努力下，一九八五年，“中国敦煌展”在东京富士美术馆展出，引起了日本各界的普遍关注。
一九九○年六月，池田大作访问中国时，又和常书鸿夫妻相逢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自第一次相见以来，转眼已过了十年。他们围绕着敦煌和中国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交谈，后来出版了对谈集：《敦煌的光彩》。
常书鸿曾说：“我的雅号为‘大漠痴人’，即‘敦煌狂’之意。历经了种种艰难与辛苦，但我都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我的妻子承仙一直与我风雨同舟。”
“每次与池田先生见面，我都会涌现出一种似震撼我心魄一般的无限感慨。这是因为先生为了世界和平、为了文化与艺术、为了中日友好，不顾一切阻碍的奋斗形象，就如重复曝光般，使我回顾起自己的一生。为实现理想而前进，会有他人无法知晓的种种困难，并在无人知道的地方屡经千辛万苦。以我的经验来看，池田先生在其伟大的事业上不知饱经了多少风霜。一想到这些，我不禁百感交集。”
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假如来世得生，您将选择什么职业呢？”
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池田大作说：“我听到先生的这番话，如同被伟大的精神所包容般。我将终生不忘这超越语言的、来自生命深处的真诚脉动。”
难得的是真正的知己。
池田大作这样评价：“在辉煌灿烂的荣光背后，总是有一位‘殊死拼命的人’。那人类的奇迹——敦煌，也是靠无名的画匠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不求名利与喝彩，忍受煎熬、费尽心血创造出来的。”
池田大作也非常注意和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的交往。
一九九七年初，池田收到了一本中国年轻画家李自健的画册。李自健，一九五五年出生在湖南省。一九九四年开始，他带着一百多幅作品，周游全球，到了四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先后举办了四次以“人性与爱”为主题的个人画展。在路过香港时，他把自己的画册《人性与爱》，送给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张锦华。张锦华对画册非常欣赏。因为所画的内容，正好涉及有关人性、有关中日关系方面的内容，所以，张锦华就建议他把画册送给他认识与尊敬的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李自健久闻池田先生的大名，便请张锦华转赠。过了半年左右，他在洛杉矶的家中突然收到了一个从日本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竟然是池田大作寄来的一本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集《生命与自然》。这是池田周游全球的摄影、诗词集。扉页上有池田用毛笔亲自写下的“感动、感谢、感泪——致李自健先生，池田大作于东京”。再一看，影集中还夹着池田大作的一封亲笔信：
尊敬的李自健先生：
新华社张锦华先生转来卓尔不群的画册《人性与爱》，拜接无误。先生还郑重签名，对此深情厚谊，我要表示最大的感谢。
拜览价值连城的画册，震撼心弦，竟至热泪泉涌。先生的杰作里充满对人的无限“慈爱”，对生命尊严的毫不动摇的“信念”，从劳苦中提炼的“哲学”，向世界扩展友情的“希望”。尤其是凝睇《南京大屠杀》，一瞬间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的心哭泣了。而且，我的心燃起火焰。我当即将这幅不朽的大作介绍给正好来参加研修的友人们，抒发己见。
日本军残虐至极的野蛮行径，我们绝对不会忘记。
这幅跃动着李先生魂魄的杰作，最主要是在呼喊真实。
一些不可一世的当权者否认、歪曲残暴的历史，恣意妄为，我们要坚决与之战斗下去。
一九七八年我曾访问南京，真心诚意地献上了花圈。作为佛法者，我一直在深深为贵国的牺牲者追善。
李先生的作品中，描绘了一个唯一幸存的小孩。犹如他所象征的，贵国人民不屈于日本侵略的凶恶，挺身而起。而今贵国已取得伟大胜利，达成傲视全球的伟大发展，我从心里为之拍手喝彩。
向着和平与幸福的二十一世纪，正如李先生经常描绘的、洋溢“母子”欢声笑语的二十一世纪，我会进一步贯彻行动。
李先生不久要过四十三岁生日，实在是风华正茂。记得我拜见周恩来总理时也是四十多岁。周总理说：“你还年轻，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句话迄今犹在我胸中回荡，历久弥新。
古诗云：“丈夫志四海，万里若比邻。”李自健先生以世界为舞台，气宇恢宏地创造最卓越的人类艺术，无限荣光，我为先生的前途祝福。
拙荆谨此附笔问候尊夫人、着名诗人丹慧女士。
此致
敬礼
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
1997．7．25
信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诚之感，使李自健非常感动。
此后，在二○○四年，池田大作又邀请他访问日本。
“三希”离合
一九七四年九月，中国第一颗返回式科学探测卫星“尖兵一号”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在基地进行首次发射试验。这次试验任务由基地副司令员张志勇等人组成试验临时党委负责。
十一月五日十二时五十分，基地实施了对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发射。当发射程序顺利地进行到“一分钟准备”时，卫星控制台操作员突然失声报告：“发现故障！卫星上大部分仪器断电！”
此时，离点火仅剩十三秒时间了。发射指挥员杨桓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果断命令道：“停止发射！”
排除故障后，当日十七时四十分，发射部队重新组织发射，进入程序。火箭点火正常，但起飞六秒钟后，即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俯仰摆动，犹如醉汉般失去了平衡。飞行到二十秒时，由于火箭姿态失稳，安全自毁系统启动，轰隆一声，运载火箭连同卫星凌空爆炸。
火箭发射时，张志勇和钱学森等人正在敖包山指挥所。张志勇一下惊呆了！火箭和卫星炸得粉身碎骨，周围不少科技人员目睹这一情景，忍不住哭了起来。
当天晚上十点多，疲惫已极的张志勇在和临时党委副书记张怀忠交换情况时说：“除了在技术上查找故障原因外，是不是也要对别的问题考虑一下？”
张志勇产生这样的疑虑是有原因的。多年来，基地一直紧绷着战备神经。就在半个月之前，基地还组织部队在发射场区广泛搜寻外国空投下来的电子侦察设备。张怀忠略微犹豫了一下，点点头道：“有人反映这次发射失败是人为破坏的。发射时，七机部有两位同志就在安全指挥控制站现场，亲眼看到基地安全指挥员下令按下了控制电钮，将正在飞行的火箭炸毁了。”
张志勇急忙找来基地第一试验部安全指挥控制站的安全指挥员黄启华。
“炸毁指令是我发出的。”黄启华很痛快地承认了这一点，“但我是在观察到火箭左右大幅度摇摆后才下令炸毁的，这完全是按预定方案执行的。”
由于航天产品的高风险性，为了防止一旦出现故障而造成更严重的损失，运载火箭和卫星上都分别装有爆炸器和姿态自毁系统。这时，发射场已经到处流传着“这次试验失败完全是人为破坏”等议论，张志勇坐卧不安。黄启华和七机部的两位同志到底谁说的是真实的？
有关技术人员连夜对测量结果进行判读、分析。幸运的是，在运载火箭从点火起飞到凌空爆炸的二十多秒里，雷达和卫星跟踪系统均进行了正常的跟踪测量。从十三台光学电影经纬仪记录胶片判明，火箭起飞正常，飞离发射台后仅六秒，运载火箭便出现明显摇晃，最后在飞行到二十多秒时失稳爆炸自毁。而地面安全指挥员按照要求所发出的安全爆炸指令，比运载火箭自身作出的炸毁指令晚了0.4秒。0.4秒，证明了火箭爆炸的原因不是人为的。基地上上下下松了一大口气。
技术人员最后发现，火箭爆炸原因是运载火箭控制系统俯仰速陀螺通道的一根导线有暗伤。因为点火起飞后受到振动而造成短路，导致火箭失稳自爆。
这时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爆炸事故分析结果报到北京后，在汇报时，秘书人员看到，当毛主席听了这一消息后，神色凝重，一句话也没说。
第一次发射失败后，逐渐平静下来的科技人员分析查找了失败原因，举一反三，着手进行运载火箭的改进。一九七五年七月，改进后的第二发火箭开始总装。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一时三十分，载着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准时点火升空。随后，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下一个难题就是：三天后卫星的回收。
当天，钱学森和马捷等测控中心人员马不停蹄，乘飞机从发射场赶到了渭南。卫星上天后，主战场便由东风场区转移到了这里。这是中国开天辟地头一次回收卫星，上上下下都极为关注。
事有凑巧，就在钱学森一行下了飞机，刚刚走进测控中心之际，已经运行了几圈的卫星突然发生故障。技术人员报告说，遥测数据表明，卫星上气压下降，卫星处于不正常的危险状态。这是一个致命的故障！如果照现在这种情况发展，气压下降过快，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提前回收。
众人各抒己见，讨论了半天，决心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