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叉戟的巡航速度是九百多公里。这新买来的四架三叉戟喷气机进入中国时间很短，从没在民航中使用过，也没有计划给民航做普通客机使用。那时的中国民航根本就没有喷气客机。因此，在夜间的雷达上如果苏联军方看到这种大型、快速、中国民航从未使用过的飞机入侵，从而将其认作中国先进的喷气式军用侦察机或轰炸机是十分合理的推断。
其次，256飞行的不是民航国际航线，而是一条很少有民航飞机使用的偏僻航线，同时采用了规避雷达的低空高度直插蒙古腹地，从这点很容易判断，这是怀有某种不明目的使用的军用飞机。对在正常高度飞行的民航客机尚且不留情面，256采用这种偷偷摸摸方式溜进来，苏联人当然不会客气。
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左右飞机坠毁，到九月十五日下午中国大使馆人员赶到现场，在这两天半的时间里，蒙古及苏联的有关人员及专家已经在坠机现场做了很多事情，机上“黑匣子”也被苏联的调查组带了回去，直至如今，依然未公开“黑匣子”上的内容。
扎格沃兹汀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时，林彪被列为“十大开国元帅”之一的照片赫然在列，展览使用“出色的作战指挥才能”形容林彪早年的军事贡献。对此，记者采访了林彪大女儿林晓霖，她谈了自己的感想——
“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我很快就知道了。领导找我谈话，我很震惊。在头几天，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很多人过去见面，都笑嘻嘻、很热情，怎么一下子都拉下脸不理了。过“十一”，报纸上也没有父亲的名字了。我夜里睡不着，预感大祸要来临。虽然我写了断绝父女关系的信，但这时候，骨肉之情就冒出来了。
我后来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真相。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的二号人物，对“文革”造成的灾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老战友、对不起老部下、对不起他战斗过的地方的父老乡亲。这是我的看法。作为林彪的女儿，我义不容辞地，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
我六十多岁了，有时还做梦梦见父亲。从个人感情说，我和林彪的父女感情是怎么也抹不掉的，怎么也消失不了的。这是人的天然亲情。虽然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不是很久，因为我的后妈，我就像是一个灰小鸭，被排挤在外，受罪受苦。但是，给我亲情、给我父爱的，也就只有我爸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人世间，没有任何人给我这种父爱的感受。
多年来，我内心里确实非常沉重。“九·一三”事件后，关于我父亲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功，被尽可能地抹去了。我曾经到解放军画报社，想花钱把我父亲的照片洗出来。在指挥平津战役的将领合影中，他们把我父亲抹掉了。我找他们说，这不是原来的照片，历史就是历史，我要原来的照片。现在这两张照片，被抹掉的和没被抹掉的，我手头都有。我说过，对林彪的评价，功是功，过是过。他在几十年中曾立下了辉煌战功，但这不能掩盖他后来发生的“九·一三”事件的结局。
现在，官方对父亲的评价有改善，我觉得，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表现。这是一个进步，向着历史的真相跨近了一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起来很简单，真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总的来说，我感到很苦。这么多年，我一直很低调，有一种非常沉重的心理，平常我不太愿意接触社会。有时，我觉得，如果不在这样的家庭出身，我真是宁愿做一个小小老百姓的孩子，做一个工人、农民、小市民、职员、中学老师、小学老师、知识分子的孩子更好。
摘自《南方都市报》
中阿关系破裂内幕
王洪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我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可算是阿尔巴尼亚。被称为“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曾几何时，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了！
在阿尔巴尼亚生活了二十二年的新华社记者王洪起，收集了大量有关中阿关系的材料，撰写了《“山鹰之国”亲历》一书，揭示了中阿关系的一些内幕及其来龙去脉。此书即将付印，为让读者先睹为快，现摘录若干内容如下——
中国政府一九五四年开始就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而大批援助则在一九六一年阿苏关系破裂以后提供，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一九七八年，中阿关系交恶，中国被迫停止了全部对阿的援助。
在此期间，中国向阿提供援款七十五笔，协议金额为一百多亿元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高的国家。
这一时期，中国陆续遭受三年灾害，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四人帮”肆虐以及唐山地震。在经济凋敝的困难情况下，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一百八十万吨。
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超过了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为吃力。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二十六个省市的一百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还有两位科技人员牺牲了生命。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
一九七四年的一天，驻阿使馆突然给我们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香烟是中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一九七三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四十三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我们。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到他们这样严重糟蹋援助物资，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同志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
当中方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他们把向中国索要援助看作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他们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时任驻阿大使耿飚同新华社地拉那分社的同志谈话，希望我们在采访中多注意，驻在国对中国的政治态度的微妙变化以及援阿物资的使用情况。
耿飙说：“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飙还说：“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情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即使在中阿蜜月期，双方也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霍查白天对我大谈友好，夜里写日记里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中国。他于一九六二年初至一九七七年底期间有关中国的“政治日记”以《中国纪事》为书名分两册出版，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党内发行，一九七九年九月公开发行，同时还翻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
也不知道这些日记是他当时写的，还是后来补写的。因为有例在先，阿党历史及霍查的其他言论集再版后许多事实和内容就被颠倒或是面目全非了。比如：《霍查言论集》（1963-1964）（1977年地拉那出版）中发表的他在阿国庆节前的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讲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和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而在该选集一九八○年再版时改为这样：“修正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
又如，原来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都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而新的说法是：“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
霍查把“中国共产党”统统删掉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同中国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全球战略、索要援助等方面，产生的严重分歧越来越多。霍查晚年的“要么一切全好、要么一切全坏”的绝对思维方式，骂遍全球、反遍全球、没完没了超量要援助的蛮横无理，逐渐暴露出来。
在国际共运和意识形态方面，他标榜阿尔巴尼亚是“唯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地拉那是“国际马列主义运动的中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橱窗”。霍查热衷于反对一切，唯我独革，唯我独“左”。
对各国各党领导人，他攻击他们是“独裁者”、“法西斯分子”、“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匪帮”、“疯子”、“小丑”、“饶舌者”等等。在阿尔巴尼亚，国际共运的领袖排位是“马恩列斯霍”，常用口号有“霍查的思想和教导是马列主义在阿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阿党是唯一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等等。
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霍查异乎寻常地在亚得里亚海滨的都拉斯避暑胜地呆了很长时间。他在准备定于当年十一月召开的阿党六大的政治报告。回到地拉那后，他继续写报告，几乎不公开露面。但是，三条机密消息从秋天起就扰乱了地拉那的平静。这些消息使霍查十分不安，尤其是这些消息都是通过阿尔巴尼亚信使紧急从北京送来的。
第一条消息：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
第二条消息：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中国压根儿不再提他的名字，就好像他已不存在，中国人不愿说并回避关于这位领导人的任何问题。罗博大使说，所有这些消息是从他的同行——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那里听到的。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大道消息。他一直等到一九七二年七月，才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的事件。
第三条消息：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一九七一年七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二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无法沉默。霍查于八月上旬，以阿党中央名义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万言长信，全面阐述了阿的立场，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毛主席说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
霍查在当时属于绝密的信件中说：“在共产主义历史上，有过同敌人进行各级会谈的很多例子，但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不可能重现，因为那是在不同的条件、时间和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因为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阿尔巴尼亚报纸只字不提尼克松抵达北京的消息。同时，还特意加强了反美宣传，霍查称尼克松是“法西斯分子”，称基辛格是“尼克松的里宾特洛甫”。他故意把基辛格出生于德国同希特勒的外长里宾特洛甫·冯·约希姆联系起来。
霍查在他后来出版的日记中埋怨说，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严密封锁，不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和当年赫鲁晓夫一样越轨。其实，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尼克松访华可能产生误解，周恩来总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
随后，阿主要领导人对中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中共搞机会主义，而且批判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即“七七文章”）。文章虽未点名，但目的很明显，就是试图公开挑起中阿论战。它攻击“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自那以后，阿尔巴尼亚不顾后果地日益恶化两国关系，反华调子日益高涨，两国关系愈益紧张。国内有的同志认为，对阿宁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像苏修那样，造成中国对阿报复的印象，这在政治上对中方有利。
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支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即阿发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正好一年之后，中国方面公布了外交部照会（即“七七照会”）。
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
报告认为：我国撤援后，阿马上倒向苏修也不那么容易，即使倒过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我国关系也不大；它要倒向西方，我们也不必担心，“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点点。从全球战略考虑，我们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