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夏天，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这便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先生此时早已退休在家。全国掀起打倒一切、乱揪乱斗、无法无天的“红色恐怖”狂潮。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剃“阴阳头”，“坐喷气式”，随意抄家，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先生家门外就有一老妇惨死在红卫兵的“铁拳”之下，令人目不忍睹。其时全家除先生之外，几乎个个受冲击。光杰、光彦均以“苏修特务”的莫须有罪名关进“牛棚”，长期不得解脱。常常家里只剩下先生一人，红卫兵就在房上乱踩，像野猫一样要跳下来吞噬人命似的。先生一辈子喜种葡萄，走到哪儿种到哪儿，葡萄几乎相当于格鲁吉亚的国花、国果，可这时硬要把院里的葡萄当成封、资、修的东西连根挖掉，先生心如刀割。事后她对人说：“没办法，我让他们挖掉，我自己也挖。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像是疯了。”对方说：“他们岂止是疯了，是在造孽！连人都不惜，更何况花啊草啊的，您保命吧，葡萄以后还能长。”因为家人关押期间工资停发，连日常生计也成了问题。猫喂不起了，又怕人抓了打死，便请人用板车拉到城外十几里地扔掉。谁知猫在外面过了两个月的流浪生活，带着脖绳又回来了，脖上的毛均已磨光，几乎是爬着回来的。猫活了半年多，因无法医治死去，先生一直感到内疚。她后来说：“我想的是不让它和我一起饿死，也不让人抓了吃掉，结果是害了它，唉，我算个什么主人？它却爬了回来，好像知道不该回来又没办法，真可怜！不光我流泪，别人也受不了……”远在兰州的刘维周虽算得上是“有功之臣”，也未能幸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天，已经把他当死人抬了出去，有人说刘还有口气儿，这才免于一死。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患肺心病，病情加重后才回到北京，在北京医院住了两年，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病逝。
一九八○年，先生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回格鲁吉亚探亲。记得她登上火车后，面对送行的亲友用手在车窗玻璃上写道：Пишите.（来信。）先生在第比利斯与女儿欢聚，距她上次返乡又是整整二十年，沧海桑田，感慨万千。人们常说：故土难离。但是先生记挂着他的学生，记挂着半身不遂的儿子光彦，记挂着北京，记挂着中国，她又回来了。
先生自格鲁吉亚回国后不久，即卧病在床。弥留之际，先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再看上一眼她的第一批学生。学生们闻讯后赶来了，全都赶来了，却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先生……
回国前一天，母女二人曾彻夜长谈。先生抽着烟，喝着咖啡（烟和咖啡是她终生的嗜好），动情地说：“虽然我一直苦苦地思乡，虽然受了那么多精神上的痛苦，虽然我们只是在哈尔滨那十年过了一段安定而清贫的日子，但是我从不后悔……若是有人问我如果再活一次怎样选择未来，我仍然会选择我这一生。我的生活中有过种种有趣的机遇和情缘，发生过种种传奇式的浪漫故事，我有机会接触到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我有那么多的学生，有后代，有爱和憎留了下来。我够幸福的了。”
晚年先生最大的憾事，是因受“文革”影响，孙辈均未受到高等教育。现在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她从小带大且十分疼爱的重孙刘浩，因在国际奥林匹克俄语竞赛中获得金牌，有幸享受苏联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于一九九○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小家伙经多年苦读，现已取得莫斯科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
初冬时节，我与先生的家人坐在她的书房里，喝着红茶，追思先生的一切，我用笔记录下来，并敷衍成文，聊作对先生的纪念。
（本文选自社科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作者文集《梦醒莫斯科》一书）
我见过的金性尧先生
司徒伟智
说起来已经是十七八年前的往事了。
那时，虽然已经毕业分手，但是跟金文男同学偶尔还会有工作上的联系。我知道其父是金性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学问大家——我书橱里的《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就是他选注的哩。我深知，标点古籍尚易，注解实难，非有厚实功夫者不能为且不敢为。
我还很喜欢他的写作风格。他的道路，是由杂文家而至文史专家的。作为“诗化的政论”，杂文贵在出思想、出个性化表达。从而他直至晚岁，谈文论史每出手硬是与众不同，论题既扣住读者兴趣，套话绝无，见解又独到，行文则时出警句。做编辑的，能碰到这等稿子，真如沙漠见清泉了。所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我任职的《解放日报》，出现挺有趣的现象，就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副刊——《朝花》、《读书》都同时邀约金先生的文章。有一回，与报社理论部主任金维新谈及，他也赞赏，即令我组稿，使《新论》专刊也加入了这“组稿合唱”。
一开始没有直接交往，还是通过金文男来间接组稿。我那时年轻，喜好一睹心仪的偶像的丰采，恰同今日之“粉丝”。《朝花》编辑陈鹏举也有此意，我俩遂商得金文男首肯，同往金府拜望。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印证了我一路上在内心描画过的那种状态：清瘦、矍铄、坐拥书城、娓娓而谈。具体谈话内容大半已淡忘，只记得话题十分广泛，从读书、写作到编版面，到识别和保藏书画，老人家谈笑间什么都能切中肯綮。令人如沐春风，不由就想到歌德赞美洪保德的那句名言：“他像一口有许多龙头的喷泉，你只需把一个容器置于其下，随便一触，任何一边都会流出清澈的泉水。”
金先生和陈鹏举都识画谙史。从客厅里一幅陈师曾的画，他们谈到陈师曾即陈衡恪，其老弟是着名的陈寅恪，其父是晚清大诗人陈三立，祖父为曾经主政湖南的维新派政治家陈宝箴，直给我上了一课。一边欣赏壁上悬着那副梁启超的对联“云龙远嘘吸，天马高腾骧”，我一边提了个极不专业的问题：“每日见光，是否容易损坏？”他解说，反倒是收藏在箱子里更易损坏。随即他就告知，这一幅字其实是浩劫之后作为抄家物资退还的。“这里有个故事呢。抄走的文物多，发回来的少，而且归属关系搞乱了，只能请你去随便挑几幅了。当时有的小年轻进去挑，就专门拣画面大的要，以为越大越贵。老一辈识货的呢，却是根据作者的艺术地位和作品的水准来选，你说谁才合算么？”笑话里，给我们传递的是高雅的文史知识还具有另一面效用吧。
后来我还去看望过他，至少有两次尚存记忆。一回是我找他，请教关于他和鲁迅的关系。因为业余研究、调查过一段现代文学史，又为廖沫沙由误会而与鲁迅引发“花边文学”公案写过一篇澄清文字，深感在所谓“反鲁迅”的大帽子底下有够多的冤哉枉也，就想有空时进一步做些挖掘。以前看《鲁迅书信集》，发现在其致金性尧的最后一通书信中，以不悦的口吻宣布从此断交。我就猜，他俩之间是否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过呢？或者，又仅仅是一番无关宏旨的纠葛呢？见面时，一经提问，他当即坦诚地介绍当年实情——那是一九三四年，十八岁的他在上海中华煤球公司当小职员，业余时间撰写杂文投稿。所以会让鲁迅先生不悦，过错完全在自己。由于年轻不懂事，在通过几次信后，竟给鲁迅寄去一篇稿件请求修改，本意是想他能多改动些，以便在上海报刊发表。谁知收到回信见鲁迅只是改正了若干错字并提了一点改动建议，遂大失所望。年轻气盛的他又致鲁迅一信，言辞之间不够尊重，或许还有“使我很失望”之类的话。这就惹得鲁迅生气了，复信表示“现在确切的知道了对于先生的函件往还，是彼此都无益处的，所以此后也不想再说什么了”。金性尧告诉我，这些往还经过都已详尽地写在回忆文章《关于鲁迅的四封信》里了。原来如此，压根儿算不上政治问题，又是一桩非原则分歧而已。
让我感动的，不仅在于金先生为我解开一个文史之谜，而且在于他评判历史纠葛时显示的公正态度。他一再说明自己“做错了”，“鲁迅先生是对的，他肯为一名素不相识的青年回信、改文章十分不容易，而且他那时身体不好”。不讳过，不饰非，不以存者之特权来轻率否定已殁之大师，也不因这种冲突曾导致自己尔后的冤抑而迁怒对方——从此前采访过的廖沫沙、施蛰存那里，此刻在金性尧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极为相似的中国文人传统道德。
另一回是他招我（时间当在稍早些），邀约参加《诗词坊》的写作，让我体会到前辈文人提掖后进的境界。香港中华书局委托金性尧主编丛书《诗词坊》，选取文学史上名篇名家作漫话式评介，一套十余册。那天的组稿会也是在金家的客厅里，金夫人武桂芳女士亲切招待，气氛温馨。金先生开场白后即介绍各册作者，记得有赵昌平、葛兆光、骆玉明、杨明、陈文华等文学史专家，诚可谓“座中多是豪英”（陈与义《临江仙》语）了。我只是个平时写点杂文、编些版面的杂家，何以能够受到邀约呢？我猜测在金先生的内心必定还保存着早年焚膏继晷的自学、写作、投稿记忆，所以对我这个也有同类经历的后辈就抱着特别的怜惜，给予格外的优容吧。但是，虽说感激，见这雄壮的阵势，心里仍不免有点打鼓。好在金先生布置给我相对容易写的一本，是关于陆游和辛弃疾的生平作品，且给出大半年写作时间，我就壮着胆认了。
可一到家里，重新琢磨金先生此前送的一本文史随笔集《炉边诗话》，发觉不对！——原先读这本书，如入山阴道中，应接不暇，感觉是好看、轻松。但那是停留在感性层面，如今提升至理性层面来分析，只见他每篇浅近晓畅的文字都蕴含着丰厚的资料和理论积淀，甚难企及，简直不可以道里计。随手翻看其中一篇《夔州古柏》，为漫谈一首杜甫诗，由杨亿而鲁迅，而仇兆鳌、宋濂、刘辰翁……竟有十余个前贤被邀出场争来论去，甚至有托尔斯泰！大学者不需要故作高深，“佛祖爱说家常话”，但绝非粗俗浅薄的白开水，而是深入浅出的琼浆。我想到金先生会上说的，各位写文史漫话随笔不会很难，用了“狮子缚兔”一语。我犯难的，倒不在这类文字形式，而在文史研究本身我只够业余水平，远非“狮子”，何从缚兔？
丛书有合同，时间不等人。就在无穷的犹豫中，一次近距离得到学术大家耳提面命的机会，从我的手上渐渐滑落而去。我还是尽力搜罗能找到的资料，但总是不敢率尔动手。惭愧的是，其间金先生又几次来信，谆谆亲授机宜，告以寻觅何种古籍。怕我怯阵，有一次索性点明：“估计到阁下对陆辛未甚熟稔，故交稿后我自会修改。”他信息灵，知我曾有一时变故即表抚慰：“兄之前段时期处境，弟亦深为同情，今既告一段落，宜可安下心来。”鼓励我心无旁骛，投入写作。我至今保留着这些珍贵的手泽。
去夏惊悉金先生遽归道山，哀伤之余，又翻开这组常常不免令我脸红耳热的书信。我似乎更加读懂它了。
透过它，又看到清瘦、矍铄的金先生正在坐拥书城、娓娓而谈了。他分明在教我怎么当好一个编辑，那就是务须尽心尽力来帮助作者，为其提供便利，尤其是无所保留地扶持年轻人快快成长。他又分明在教我怎么当好一个作者，那就是勤于为学，而前提则是勇于为学。“我只是一名‘粉丝’哟，不行的。”——如果我还是这样的畏葸不已，那么听吧，他准是笑着说：“怎么不行？粉丝和明星之间没有楚河汉界……”
邵洵美即兴写就《游击歌》
绡红
我曾在《我的爸爸邵洵美》里提到英国着名诗人奥登（W.H.Auden）和伊修武德（ChristopherIshwood）合作出版的《战地行》一书（JourneytoaWar，纽约兰登书屋1939年出版），书中引用了一首《游击歌》，说“这是我们从上海听来的，系邵洵美先生所译”。事实上那是邵洵美自己创作的。
事隔多年，我找到了一九三八年上海《中美日报》刊载的邵洵美所写“访华外国作家系列”十篇，其中一篇说的就是这段故事的具体情节：
一九三八年六月，斯诺夫人想与几位留在上海的中国作家会会面，她和邵洵美定了一个日子，由邵洵美去请大家吃夜饭。就在聚会的前一天晚上，斯诺忽然给邵洵美打来电话说，有两位刚从汉口来的英国作家也希望加入他们的饭局，邵洵美当然欢迎。谁知这两位竟然是邵洵美一向佩服的奥登和伊修武德。奥登是现代英国青年诗人的领袖。他才发表了十几首诗，便确立了在诗坛的地位；他的第一部诗集出版的时候，便已开启了一个诗歌流派了。伊修武德年纪更轻，还不过二十五岁，以与奥登合作的一出诗剧而得名；但是他更擅长写小说，此前不久，他有一个集子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
那晚伊修武德因病没来。奥登说，他们来中国，为的是采集战争材料，但是和邵洵美的谈话，始终没有脱离过诗的范围。他要知道中国近代诗的情形，外国近代诗在中国的境遇；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战争开始以后的新诗与民歌。他说在汉口时，曾得到过几首译诗，但语辞老套、意象平凡，使他非常失望。
那天奥登所有的提问几乎都让斯诺夫人抢着回答了。邵洵美虽然大半不能同意，但他并不觉得有争辩的必要。
隔了三天，奥登来约邵洵美去华懋饭店晚餐，伊修武德也在座。饭桌上他又重提新诗和民歌的话题。因为奥登的要求太热切了，邵洵美便造了个谎，说他新近读到一首民歌，或者更适宜呼作军歌，极有文学意味。奥登要邵洵美译几句给他听。邵洵美便临时造了四句外国新诗式的东西。奥登听了顿时兴奋起来，要求邵洵美把全诗译给他。他因隔天就要动身，竟然当晚要跟邵洵美回家去拿。邵洵美一方面得意，一方面慌张。吃好了饭，便与他一同回家。绞尽了心血，邵洵美总算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写出了那首杜造的《游击歌》。
奥登他们真的相信那首诗歌是邵洵美“译”的。邵洵美临时即兴创作，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中国。他后来一直暗喜着这个小小的“外交胜利”。这一文坛佳话直到现在还鲜为人知。
三个月后，邵洵美办了一份抗日宣传杂志《自由谭》，在其第一期有一首“逸名”作的诗歌《游击歌》。那就是邵洵美为奥登所“译”的英文诗歌的中文翻版。他在用中文重新写的时候，增加了四句，表现出游击队员必胜的信心。
香港《大公报》评论《自由谭》说：“最满意的是《游击歌》。这是一首出色的‘民歌’，也是新诗，可是这种运用民歌的手法的娴熟，不是许多学文学大众化的人们所能及的。我们希望有人把它谱出来，结果一定不会坏。”
邵洵美是个写新诗的诗人。他崇拜英国大作家乔治·摩尔（GeorgeMoore），以其“诗的取材需要是永久的”为至理名言。一九二八年，在《狮吼》复活号刊出的《永久的建筑》一文中，他认为诗是一座永久的建筑，自然界的一切乃是作诗最好的材料。诗便是天造地设又加以人工制造的情。吟花咏月的诗人是不可以污蔑的。那时他才二十二岁，已写了许多新诗，歌颂美，歌颂爱。两年里出版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两本诗集，人们称他为“唯美派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