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说书/左眼和右眼之间
知北游
在左眼和右眼之间，是外面的世界。在睁眼和闭眼之间，是里面的世界。凭着区区眉间一尺、尔尔灵光乍现，人能走到多远、想到多深？
——有人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康德
鲁迅《故事新编·铸剑》有一少年名“眉间尺”，但又说长得“秀眉长眼”，所以知道那原是夸张，即使此尺非今日之尺。“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肘知寻”，最初人就是用自己作标准比对天地万物，尺就是手张开后拇指尖到中指间的距离。若眉间果真有一尺的，岂不可怕之极。但还真有把眉间之尺，也就是“视差”。
视差是什么？有伟大的“智慧第一”乔治·伽莫夫在其科普经典《从一到无穷大》告诉我们：说来简单，闭上一只眼睛穿针引线，你会发现自己不能准确地判断针线的位置，而且你左眼和右眼看到的位置是不一样的。现在睁开两只眼睛，这活计立即就变得轻而易举了。两眼（有距离的观测点）到物体的视线之间有个角度，那就是视差。显然，两个观测点之间的距离越大，视差也就越显着，我们能估算的距离也就越长。如此说，眉间尺非凡即在于眉宇宽广因此看得远、量得准，才能“举手向肩头抽取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将剑交给黑衣人”。
这把眉间尺何其简单，但就是从这两眼之间的方寸之地开始，我们的视野穿越了星空、抵达了宇宙的更深远处。最奇妙的就是，虽然我们出发的尺度是如此之小，但每有所及之处，这所及之处立即被我们用作新的尺度，其自如程度就好像它已经变作了我们的身体。这种扩展在空间上是几何式的，在时间上是加速度的。人的度量衡（长度、体积和重量）如此之微小、生命如此之短暂，面对宇宙的无垠无限能不心生大畏惧？但同样让人大畏惧的还有我们自己，我们内在搏动着的那颗以我为中心衡量一切的心。在确定了量子力学和哥本哈根阐释之后，玻尔兴奋地对海森堡说：“不夸张地说，我们把世界翻了个个！我们又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出自英国剧作家迈克·弗雷恩[MichaelFrayn]的戏剧《哥本哈根》，中文版将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如果人是中心，上帝又居于何处？如果上帝死了，那么借由上帝之名形成的那些道德律令比如“十诫”也随之死去了吗？如果在抛弃这一切之后，我们的世界果真那样乐观美好也就罢了。但事实却是：世界变得单一，心灵变得空虚，在愈来愈拥挤的人群中，越来越多的人沦为多余之物。格罗尼迈尔在《21世纪的十诫》中所作的分析是让人惊骇的：在上帝死去以后，魔鬼也死了吗？我们的存在将从影子再堕落到罔两吗？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分析了“职业”（德文Beruf，英文calling，其中有神召、天职的意思）一词的由来。这个词最早出自德文《圣经》，它体现的并非《圣经》原文的意思，而是译者路德自己的精神。这个词反映了新教改革带来的一个根本性的新观念：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随着上帝的死去，工作直接就变成了世界和人的意义。而如今我们竟就要面临“工作死了”的境地。人被分裂成两类，其中一小部分人会一直工作到“过劳死”，而大多数人压根就不会劳动，因为自觉无用而绝望死。格罗尼迈尔分析的是欧洲的现实，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境况离我们似乎也并不遥远，只是情况要愈加复杂、愈加令人痛苦。试问，在工作之后，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做上帝或者魔鬼？
塔奇曼是二十世纪拥有最多读者的历史作家，她为这个世界奉献了十部历史作品，凭《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度获得普利策历史奖。关于过去的历史尤其是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史，活在今天的我们多少都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尾。但塔奇曼就有本事让人忘记已经知道的史实，一如亲历其中的人对后来事情的发展无比好奇、忧心忡忡。她秉承或创造的是怎样的史学观，方得高明神奇如此？
在《实践历史》中，塔奇曼告诉我们，她信服十九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兰克（Ranke）对历史学家的任务的界定：tellhistoryasitis。听起来是很简单，但这首先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投身于浩繁的原始资料中。有位读者告诉塔奇曼说，他特别喜欢《八月炮火》中描写英军在法国登陆的那一段：
第一批部队在鲁昂登岸，受到狂热的欢迎，一个在场的法国人说，仿佛他们是来为圣女贞德举行赎罪仪式似的。在布伦，另几批部队在高耸的拿破仑纪念碑脚下登陆，拿破仑当年便是计划从这座圆柱形纪念碑坐落所在誓师出发入侵英国的。其他运输船只进入勒阿弗尔时，当地的法国驻军爬上营房屋顶，为在强烈的阳光下走下舷梯的盟军狂热欢呼。当晚，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残阳如血，冉冉西下。
他以为“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残阳如血，冉冉西下”这一句无疑属于艺术性创造。但事实上是真的，塔奇曼在一位英国军官的回忆录中发现了这一记录。但那位读者也是对的。从千万的原始材料中选中这一句把它轻放在这一章的这一段，正是作为艺术家的历史学家之作为。
至于作为哲学家的史学家，秉承修昔底德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那种抱负，塔奇曼深信“按年代顺序进行的叙述是使历史更接近‘真相’并对原因和结果做出恰切理解的脊椎和血液”。虽然塔奇曼从不做道德评判，但是在整个历史真相展现出来以后，紧随着出现的必然就有历史性概括、教训和哲理。再看上面那段引文，读之一股悲壮又悖谬的历史感迎头扑来，虽然只有短短百字文，却已经道出了《八月炮火》隐含的教训。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罗伯特·马西（RobertMassie）在序文中说：“愚不可及的帝王、政客和将领错误地踏进一场没人要的战争，这场大决战如同一出典型的希腊悲剧，一步步冷酷地迈向毁灭却无法挽回。”看着过往这些人类的挣扎、成功、挫折和失败，再想想我们今天的处境，身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人类中的一员，读者怎能不动容、不唏嘘感慨！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带给我们的，同样有这样一种无可避免地走向错误之境的历史感。这本书首先是史迪威将军的传记，一位具有非凡魅力和悲剧命运的人物总是吸引人的。在典型人物的传记的下面是更重要的主题：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它在现代中国所收获的经验。在本书中，这是个失败的经验。在一九八五年写的序文中，费正清说：“隐藏在这个战争故事后面的是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与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现在这种努力又再度兴起了。”至少在一九七一年前，本书的结语是恰如其分的：“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至于后来如何，我们需要找其他的塔奇曼问。
伊丽莎白十足是个宠儿，奥斯汀将那么多的好处都赋予了她。美貌是足够的，即使不如姐姐那般迷人，那双美目也足以俘获傲慢如达西者的心。更有聪慧和主见，所以在五个姐妹中独得父亲的欣赏。当然，聪慧不等于智慧，主见也可能是偏见。但老是这样，犯迷糊的伊丽莎白，却仍然赢得了最后的爱情幸福，实在太有福气了。《傲慢与偏见》是文学经典，没有人会否定。但同时，它可不就是一部通俗浪漫小说吗？
通俗浪漫的故事是最迷人的，那种简单圆满带来满满的欢喜，读者不能抑制以自己代替主人公的想象。他们一遍遍读小说、看电影（或者电视影集），就像烂漫的儿童在已知通达浪漫花园的小径上一次次扮演发现的快乐，直到每个细节都被了然于胸。比如，在英国BBC1995年的影集中（那是影视改编的经典），伊丽莎白有几次绕过一棵树，就有几次突然撞上达西；有多少次他们同时出现，就有多少次达西用压抑着热情之火的沉郁目光盯着伊丽莎白（当然，要除掉最初的那次会面）。
在这条欢喜路上，我们顾及不了探望那众多的分叉。但是，某些瞬间总会闪现出来。在德·包尔夫人的客厅里，夏绿蒂侧耳倾听德·包尔夫人的权威话语，她总轻抿着嘴，既无柯林斯先生的阿谀恶心也无伊丽莎白的不屑嘲讽。突然想到，我们还难说是不是柯林斯先生，却绝不是伊丽莎白。与我们最接近的是夏绿蒂，如果能够为人处事如她，也足够理想了。如果说伊丽莎白的小径通往浪漫花园，那么夏绿蒂的小径通达的是真实世界。欢迎来到真实世界，这里不是花园，但花园在其中。
夏绿蒂来到现代就化身为金三顺，这下运气好了，她也碰到了一个达西。真碰到了，当然一点都不能让。在这一点上，姑娘们都具备清醒的理性精神。当德·包尔夫人冲到家中要求伊丽莎白保证不接受达西的求婚时，伊丽莎白断然拒绝了；当患癌症的柳熙珍请求三顺怜惜她的处境而放弃振轩时，三顺也断然拒绝了。虽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伊丽莎白和夏绿蒂唯一的事业就是婚姻和家庭，而在现代的韩国，三顺凭着她法国认证的面点师资格，拥有工作甚至自己的事业（面包房）。但她们的自我意识和存在意义在极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在这个世界找到这么一个男人，凭着这个外部，她们才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安居下来。
只从这么几个女性的故事为材料，得出结论难免片面。看看河合隼雄奇妙的文化人类学分析吧，他以日本民间故事和传说中的女性形象为材料，探讨了“女性意识”的发展过程。需要注意的是，河合隼雄的“女性意识”实乃男女所共有的自我和意识。之所以称为“女性意识”，是因为不同于西方，日本的自我是以女性形象来表达的。但是，民间故事何其多而繁杂，研究者往往各取所需。河合隼雄选择和解释了这些女性形象，并在最后提出了一个代表日本人未来的女性形象。虽说本书研究的是日本人的心灵世界，但正如世界各地民间故事同大于异，就整体而言人类的心理也并没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河合隼雄关于女性意识发展的分析，其中很大部分也是可以应对于人类整体的。当河合隼雄把这些故事连做一篇，就出现一个百折不挠地要与世界建立安稳的联系的女性形象。来听听，她的故事可真是惊心动魄呢。
在《鬼笑》中，她是一个母女结合体，自成圆满，本身即是世界，却因为异性的入侵而遭到破坏和分离。在《天鹅姊姊》和《没有手的姑娘》中，一开始是个女儿，面临着继母（母亲的阴暗面）的可怕威胁，圆满的母女结合体已经不存在，经由与异性的婚姻，她成为一个妻子得到到了新的自立。在《火男的故事》中，她是父亲的女儿，以与父亲结合的身份存在，永远单身的雅典娜或许也是其中之一。在《黄莺之家》、《不吃饭的女人》、《鹤妻》中，她试图成为一个女人和妻子来与世界建立联系，但最终却总是因为被背叛与被识破而不得不隐身而去、回到自然世界；在《浦岛太郎》中，她分化为两类不同的女性形象，一种仍然希望与男性结婚；另一种却无视男性的迷恋，轻易地离开世界。或许她们是前一类女性的女儿，因为看到母亲的备受伤害而变得轻视世界了。我们的嫦娥也是其中之一吧。
在最后一个故事《烧炭富翁》里，她是个再婚的妻子。她放弃了遵照父母之命建立的富裕家庭，离婚出走，自己选择了一位烧炭的穷人做丈夫，并且教育让丈夫发现了他本不认识财富。这是所有这些女性中佼佼者，她凭着自己的意志力由被动转变为主动，重新创造了自己的生活，终于与这个世界建立了可靠而稳固的联系。
嫉妒是真正的坚持？
读《追忆似水年华》随笔之二
张宗子
《斯万之恋》这部轰轰烈烈的爱情交响曲结束于男主角的一梦。在梦里，作为潜在对手、而实际上早已和奥黛特关系暧昧的福什维尔，化身为不动声色而富于心计的拿破仑三世，带着奥黛特悄然离去。这一场景意味深长：形象始终不清晰、但多少给人猥琐印象的福什维尔，如何能和拿破仑三世联系起来？其次，当梦中的斯万继续随众人攀向崖顶之时，奥黛特独自下行，与暗中等候的情人在崖脚相会。这是在暗示奥黛特一如既往的堕落吗？果然如此的话，斯万的攀升有什么意义呢？自此之后的斯万，无论肉体和精神、名誉和地位，都在急剧衰败，他的堕落比奥黛特更彻底，因为奥黛特在堕落中也是生活着的，而斯万则在堕落中走向死亡。斯万和奥黛特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其实是无法承担堕落的代价的。
这是早晨八点钟，男仆把斯万唤醒，告诉他，理发师就要来了。一早理发，是因为他听说年轻妩媚的康布尔梅夫人要到贡布雷去住几天，那里久违的乡间景色同样使他怀念。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一些日子，希望借此能把自己因为沉浸在对奥黛特的幻想中而不再留意的东西重新拣拾回来。他想到为奥黛特牺牲了那么多，而且道德修养也连带有所降低，心里忍不住咆哮起来：
我浪掷了好几年光阴，甚至恨不得去死，这都是因为我把爱情给了一个我并不喜欢，也跟我并不一路的女人！
如果小说就此结束，斯万的形象也许会完美得多。但生活的残酷就在于，但凡有一点可能性，或出于社会的大环境，或由于人性中细微的、完全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的弱点，它非要穷尽一切，追索人到无可逃遁之地，最后把他彻底摧毁（或完成）。
当我们在后续的零散叙述中，得知斯万不仅不顾社会上确凿无疑的传言而娶了奥黛特，而且生了一个女儿，亦即叙事者后来的初恋情人希尔贝特时，我们一下子很难解释这一切。斯万的咆哮无疑表明了他从幻梦中的觉醒，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和奥黛特结婚？这里没有任何道义上的约束，何况斯万在对待女人上，向来没有承诺的习惯。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一纸风行的《西方正典》中，结合弗洛伊德的理论，参照莎士比亚的戏剧，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嫉妒，是比爱情更强大的嫉妒，使斯万娶了奥黛特，一个完全不是斯万喜欢类型的女人。布鲁姆说，对斯万这样一个社交生活如此丰富多彩的唯美主义者兼公子哥儿，奥黛特既不够高尚也不够低俗。“在普鲁斯特的世界里，你没法像美国人那样轻飘飘地说：啊，奥黛特，再见吧，就让我对你所做的一切随风而逝吧！也难以采用英国人的模式，告诫她说：失恋是伟大的人生经验，你将因此重新张开眼睛观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