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以酷似中国的金元宝而得名，在鸟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珍宝岛十九世纪时还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直到二十世纪初被洪水冲刷出一个江汊子后才形成岛屿。过去我边民上岛打柴捕鱼苏军并未加干预，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苏联边防军开始阻拦我军民上岛，不断制造纠纷。特别是一九六八年入冬后，苏联边防军一再出动装甲车运载武装军人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军上岛巡逻，并以棍棒加以殴打。曹建华老人说，边境斗争实际是一个主权之争，那时珍宝岛上没有驻军，但为了证明是自己的领土，我军会定期上岛巡逻，而苏联为证明该岛是他们的，也会出动部队驱赶我们，双方实际上是在打一场针锋相对的心理战。
随着事态不断扩大，沈阳军区指示合江军分区具体组织反击，并规定：反击严格限制在主航道中心线我国一侧，行动要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回有利地区，战场选择在珍宝岛。
曹建华老人说，这场战斗面临的困难太多了，首先是没办法看地形。我们完全暴露在对方观察范围内，只要上岛，不消三分钟，对方的装甲车就会冲过来，我们只能后退。打仗不看地形怎么部署部队！
几年前他曾上过一次岛，在印象里岛南端有一段土堤可潜伏部队。他同曾三次上岛巡逻的孙玉国核实此事时，孙玉国却说没看见过。这下可麻烦了！情急之下，他冒着暴风雪连续走了十七个小时赶到边防站，要上岛核实。实在太危险了！孙玉国拉着他死活不让去，碰巧正好有一只野狍子掉进江汊的冰窟窿里，趁大家乱糟糟打捞狍子的时候，他一个箭步蹿上岛核实了地形，回来后凭印象绘制了地图，进行沙盘作业。在以后的战斗中，这段土堤发挥了很大作用。
其次是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前线部队只有一半配有自动武器，无奈之下，他只得花钱将地方上民兵和武装部的武器弹药收购上来，集中了十三辆车。他带了七辆车赶到了前线，分区政委陈升带的六辆车却被红卫兵小将扣留了，说是合江军分区政委企图带六车军火叛国投敌！真是忙中添乱。武器运到后乱糟糟地堆在边防站的食堂里，没枪的战士都去抢，最后还剩下四具火箭筒没人要，曹建华让饶河勤务连的几个炊事员现学现卖。也正是这几个炊事员在后来的战斗中击毁了一辆装甲车。
三是敌情突然发生变化。观察哨报告，敌方巡逻车辆明显增多；拉饮用水的水车拉水次数增加，可能敌人增加了兵力。曹建华立刻派侦察员身着伪装抵近侦察，通过识别车号，发现敌人用四部装甲车围着公路绕圈子，给我们造成部队频繁调动的假象：拉饮用水增多是因有慰问团来演出，因而知道情况变化不大。
最后是在严寒下作战的防冻问题。冬季珍宝岛地区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如何防冻关系到战斗胜利。曹建华他们根据部队现有装备，将人埋在雪里，刚开始四十分钟就抗不住了。随着不断总结经验，最后延长到六个小时。那时部队防寒也就是大衣、棉衣、绒衣这类简单装具，更重要的是靠精神和意志。当时边防战士流行着这样的口号：为了保卫毛主席，粉身碎骨志不移！为了打倒新沙皇，愿做雪地邱少云！
战斗准备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尽管战场选择在珍宝岛，但如何掌握反击的开枪时机，军委和沈阳军区没有明确规定，只给了一个原则：“灵活掌握，先礼后兵。”
笔者在老人尘封的文档中看到了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曹建华代表饶河前进指挥所起草的第一个作战命令。按部署：曹建华为一号区指挥，带领部队上岛潜伏，消灭入侵之敌；二号区是负责增援和火力掩护部队：孙玉国带领一部公开武装巡逻，诱敌至一号区潜伏点。命令中还对侧翼掩护、炮兵，机枪和救护所位置做了规定。省军区安怀副司令、合江军分区李清正司令坐镇二o九高地指挥所。整个部署严谨周密，上报总参、外交部、沈阳军区后批准执行。
三月一日下午，反击部队开始集结，并严格控制了去前沿的车辆：所有进入饶河的军车实行闭灯行驶：采用有线电联络，实行无线电静默。晚二十点左右，曹建华率伏击组向珍宝岛作战地域运动。在地图上，珍宝岛地形看似不复杂，却处处暗藏杀机。由于江水长期冲刷，岸边、岛上布满沟壑沼泽，且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稍不留神陷进去就休想爬出来。往往五十米距离要走十多分钟，没走多远浑身就热气腾腾。曹建华领着大家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摸上岛，找到了那段土堤，架通了电话，规定了信号，留下观察哨，每人挖了个雪坑伪装起来，当时岛上气温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大家除了武器外，每人还带了一小包饼干，一小瓶散装老白干和一包止咳花；每人还做了几个雪球，发现有人睡觉，便用雪球砸……这真是难熬的一夜。
三月二日早上六点多钟，突然从苏联方向驶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珍宝岛对面的江岸边停下，从车上跳下两个军官，大家立刻警觉起来，这种情况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只见那两个军官对着珍宝岛指手画脚了一番便跳上车开走了，曹建华预感今天“有情况”。
上午八点四十分，按预定方案，我军分成两组对珍宝岛进行巡逻。当边防站长孙玉国的第一组沿着中国境内冰道抵近珍宝岛时，江对面传来一阵马达轰鸣。苏联边防军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同时开出两辆装甲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向我巡逻组合围过来。孙玉国带领第一路二十四人分三组从岛南航标处登岛；第二路九人从岛内侧（我方领土）一百多米处登岛：第三路七人在岛西侧上中部岸边与我巡逻二组对峙。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是，过去苏军对我部进行驱赶时，都不戴钢盔，手持棍棒，斜肩大背着冲锋枪。
而今天却头戴钢盔，平端着上了膛的冲锋枪直逼过来，看那架势是要动真格的了。
此时我巡逻组和敌人仅距我潜伏组十余米，孙玉国当即向敌人提出严正警告，但敌人反而展开战斗队形向我包围过来，眼看就要吃亏，再晚，孙玉国这个组恐怕一个都回不来了。为了打响这自卫反击的第一枪，曹建华做了充分准备。珍宝岛属高寒地区，且长时间在冰雪中潜伏，枪栓很可能被冻住打不响，因此他在身边准备了三名冲锋枪手。就在敌人开火的一瞬间，曹建华果断下令“开火”！此时，三支冲锋枪同时吐出愤怒的火舌，弹雨像飞蝗般地向敌人倾泻过去。霸道惯了的敌人哪曾想我们会拼死反抗，一下被打蒙了。曹建华甩掉身上的大衣一跃而起，带领部队向敌人猛扑过去。此时岛上枪声大作，爆炸声震响一片。
此时第二组巡逻组正与苏军伊万上尉（瘸子上尉）十人相遇，听到枪声，班长周登国和巡逻组果断开火，将十人全部击毙；战斗中副连长王庆容、副连长陈绍光身负重伤，仍然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冲击，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时一辆装甲车边打边冲入内河，企图从侧后方攻击岛上我军，中国边防部队当即以猛烈火力将其击毁：在我反击部队遭受苏军火力压制时，战士于庆阳猛然跃起，几个点射打翻了几个敌人，突然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当卫生员扑上去救护时，只见子弹从他右边太阳穴进去，从后脑穿出来，脑浆和血水不断外溢，已经没有了脉搏。这时一阵激烈的枪声在他身边响起，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于庆阳突然站起，刷地一把撕掉头上的绷带，手中的冲锋枪吼叫着向敌人扫去，他向前冲出六步后轰然倒地。于庆阳生命的最后一跃成为珍宝岛战斗的经典，“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那个年代部队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标志。
三月二日可以说是我军在有准备的情况下的一次遭遇战。从七时十七分打响，至十时三十分结束，历时一小时十三分钟。歼灭五十六人，其中击毙四十八人，击伤八人，击毁敌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击伤装甲车一辆，缴获冲锋枪十四支，手枪两支，子弹和其他器材一部。我方伤亡五十四人（亡二十人，重伤八人，轻伤二十六人），战斗得手后，曹建华迅速组织部队撤出战斗。这时上级来电询问为什么没抓俘虏？有俘虏才好扩大宣传效果。曹建华急忙环顾了一下硝烟未尽的战场，除了跑回苏联境内的，哪还有活人？但他还是上岛清查了一番，在苏军的尸体堆中还真用脚踹出一个喘气的重伤员，他即刻让担架队往后送，无奈那家伙伤势太重，还没抬到救护所就断气了。
三月二日战斗后，敌我双方都在酝酿更大的军事行动。三月九日，沈阳军区全面接管前线指挥所，曹建华在作战组任副组长。
三月二日战斗后，苏军增加兵力，多次对珍宝岛进行袭扰。
三月十五日，我军使用约一个营的兵力和简陋的武器装备与苏军五十多辆坦克、装甲车和一个步兵加强团激战近九个小时，顶住了六次炮火急袭，粉碎了三次进攻，击毁敌坦克二辆，装甲车七辆，击伤四辆，毙伤敌六十余人。
三月十五日战斗后，被击毁在我国境内的苏T-62坦克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这是苏联入侵中国领土的铁证。中央军委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抢回。苏联当然不干，双方展开激烈炮战。在此后的几天里，曹建华被接防的六十七师师长黄浩留下当顾问指挥炮战。双方你来我往反复争抢，最后炮弹将冰面炸裂，坦克沉人江底，被我们打捞上来后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向全世界展出。
珍宝岛战斗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这一事件的战略规模之大，耗费之多，对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影响之深却超过了建国后历次军事斗争，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较量。军事评论家认为，珍宝岛冲突是二战结束后，朝鲜停战以来最具有危险性的一次全面地区战争，甚至是一场核战争的导火索。在外交关系上，对中美、中苏关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八月二十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苏联的意图很明确，在中美矛盾也相当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美国不动手也应当至少保持中立。基辛格感到事态严重，立刻向尼克松总统做了汇报。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研究对策。通过紧急磋商后认为：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美国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二十五万美军的安全。更为可怕的是，一旦让中苏两国打开潘多拉盒子，全世界将被核战争毁灭。美国认为：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运用核武器，同时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点很难，中美积怨三十年，如直接告诉中国，中国人不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美国人在玩花招。最后他们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在美国，无密可保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八月二十八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中央开始向外地疏散在京老干部，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为了防止突然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后来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中美加紧了华沙大使级谈判，双方改变敌对立场：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一场核危机与我们擦肩而过。
三门峡水库的教训
吕峥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一九五七年开工兴建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三十多年来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却不得不回到原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状态。《人民日报》主办的《文史参考》最近刊登吕峥的文章，对其作了介绍，现摘登如下——一九六o年六月，三门峡水库筑坝到了三百四十米，实现拦洪。九月，正式关闸蓄水拦沙，投入使用，就在举国上下为改造自然的胜利而欢呼时，悲剧拉开了序幕。
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面对黄河水患都是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看着泥沙不断淤积，下游河床日益抬高，形成高于地面的悬河。
历史上，黄河是航运大河。而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的三门峡，因为有着坚固的花岗岩河床，还可控制百分之九十二的流域面积上产生的洪水和泥沙，因此，到了民国，在三门峡筑坝的设想开始被人频频提起。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第一代领导将目光投向黄河。
毛泽东第一次离京，巡视的就是黄河。面对黄河，他的雄心壮志几起几落，再也没有面对淮河时挥笔写下“一定要根治”的豪情，而是嘱咐一句“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半是不服半是无奈。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启程去南方视察长江，顺路到郑州看一看黄河的情况。专列开动后，毛泽东看着图纸上的三门峡，问随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三门峡水库修起来，能用多少年？”王化云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就给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上书，要求修建三门峡水库，被董必武否决了。新中国成立后，王化云一直坚持“筑坝拦沙”的治河主张，被毛泽东称为“能化云化雨”。
王化云回答说：“可以用三百年。”
毛泽东又问：“修了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能用多少年？”王化云说：“用一千年是可能的。”
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经周恩来与苏联方面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的援建项目。一九五四年一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根据苏方的建议，国家计委于当年设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
一九五五年七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会上，人大将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提出“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这样一来，即使原先对工程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只有噤若寒蝉了。决议的结果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峡工程。消息付出，举世瞩目，周恩来感慨道：“作了这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成立三门峡工程局。然而工程局首先遇到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即由谁来领导，是水利部还是电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