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颠覆
施康强
花非花·雾非雾
多年前，《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
曾发过一组文章，内容是每位作者写自己在旅途中遇到的最难忘的事情。有位作者写他在抗战胜利后，以流亡学生的身份乘船从重庆复员回上海，在途中结识了两位女学生。为打发时间，他们常在甲板上闲聊。夜半时分，船行巫峡，星空下突现神女峰黑色的身影。一位女生触景生情，唱起白居易的名篇：“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此情此景，那位作者在几十年后犹历历在目，声声在耳。
古典文化的脉络在民国时代还没有断裂，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去古未远”。那时候的大学生，不管学什么专业，脑子里都装着不少古文和诗词。在此一特定的时空，从扑朔迷离的高唐神女故事联想到白居易更加朦胧的诗章，歌者脱口而出，听者心领神会。双方都陶醉于一种浪漫的情怀。不过诗中那位神秘的女郎究竟是什么身份，煞费历代文入学者的猜测。
从某个时代起，大概与李商隐诗“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不无关联，“神女”成为妓女的雅称。曾读过一篇文章，依稀记得，作者从“夜半来，天明去”立论，说诗中的神秘女郎应是妓女，大煞风景。我是“懒笔头”，当时没有记下作者立论的依据。后来想查考，网上倒是也有此一说，如引元稹《梦昔时》中的“夜半初得处，天命临去时”，说“唐宋时代旅客招妓女伴宿，都是夜半来，黎明即去”。可是没有提供唐代文献作为原始出处，仍是以诗证史，不是我所期待的以史证诗。元稹那首诗中怀念的人，如果就是《会真记》中的莺莺，倒有可能是妓女。（据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的考证，“真”与“仙”同义，“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仙”之一名，在唐代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妓者。）
不过需要考证白居易《花非花》背后的“本事”，我们才能坐实那位神秘女郎的身份。
如果允许我也戏说一把，这可能是白居易在调侃老朋友元稹。
所以，所谓的“神女猜想”的证据链还是缺少一个环节。以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无论正史还是笔记野史，都没有遇到社会学意义上的有关唐代妓女营业方式的记载。于是，只能从常情常理去推论。大凡狎娼，不是客宿娼家，便是妓就客所。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堂而皇之携妓游太湖，曾寄元微之诗，自夸“报君一事君应羡慕，五宿澄波皓月中”。陪伴他的官妓想来不会天明即去。落第举子，孤馆独宿，倒是很有可能搞出点“一夜情”。《乐府诗集·清商曲辞·西曲歌》里有首《夜度娘》：“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若何。”这首曲里的女主人公未必是妓女，更可能是与情人幽会叙旧，但由于某种原因，必须在天明时恋恋不舍地分手。但后世以“夜度娘”称妓女，必是因为妓女若外出就客，亦是夜来展去。
又想到《老残游记》——一下子从南朝乐府跳到晚清小说，请读者诸君见谅。
该书第十二回到十六回，写老残（铁英号补残）与他的友人黄人瑞在齐河县的客店里招妓。两个叫翠花和翠环的妓女天未黑时就来了，唱曲侍侯客人，但不敢与客人同桌饮酒吃菜。原来有个行规，客人不留宿，妓女是不能动筷子的。待黄人瑞向随同妓女来的伙计示意后，她们才上桌。然后，有人把两个妓女的铺盖送到客店。四个人说了一夜话。最后“黄、铁睡在两边，二翠睡在当中，不多一刻都已齁齁睡着。
一觉醒来，已是午牌时分。翠花家伙计早已在前面等候，接了他姊妹两个回去，将铺盖卷了，一并掮着就走。”二翠天未黑就来了，到次日午时才走：时间上不尽符合。
但是前一个时间，可以认为是对惯例的变通。后一个时间更好解释：若不是他们四位酣睡到中午，那伙计本该天明就把两位姑娘接走的。
还请注意“有人把两个妓女的铺盖送到客店”这个细节。《会真记》中写崔莺莺与张生初幽会西厢，先是“红娘敛衾携枕而至”，然后“设衾枕而去”。“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缱绻之后，“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此后，每次都是“朝隐而去，暮隐而入”。
其实，从古至今，只要妓业的基本“业态”依旧，其“游戏规则”也应一脉相承。韩寒主编的《合唱团》第一期内有他本人写的《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他说自己驾一辆旧车在三一八国道上行驶，下半夜路过一小镇，遂进路边一洗浴中心投宿。入住后，有小姐敲门拜访。他不装正人君子，既开门，便纳之。到天亮，小姐该走不走，建议他再以不高的价格“包夜”。韩寒说该是“包日”了，劝她休息，不要为挣钱而累坏身体。小姐说她有了不知是谁的孩子，要生下来，需要钱……这篇用第一人称写的作品，当然不是纪实，而是小说。但是，即便是虚构或有虚构成分。妓女应召或自荐，虽不必有专人“敛衾携枕”，“夜半来，天明去”总是亘古不变的。
杨柳岸，晓风残月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读高中的时候，语文教科书分成文学和语言两册。
文学课本里收的古典作品较多，其中有柳永的《雨霖铃》。有些名句，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本是不需要好记性，任何人读了都会过目不忘的。现代大城市里的一个中学生还不解离愁别恨，不饮酒，更没有古代文人的旅行经验，但也能欣赏其中的诗意。那一年在上海美术馆有个贺天键画展，画家以此为题，画了多幅不同构图的立轴。有意思的是，画中人物枕臂高卧船头，不是“多情自古伤离别”穿裥衫的词人，而是一身短打的舟子。
许多年之后，读一册诗话（惭愧，忘了书名和作者），内有一条记载某人戏称“杨柳岸，晓风残月”为“艄公登厕诗”。此评令人发噱，亦大煞风景。不过反过来看，也不妨视作对日常生活最卑琐的细节的诗化。
道既在屎溺，诗为何不可也在屎溺？舟子晨兴，于晓风残月之际或就近在船头方便，或登岸在杨柳荫下放松一把。排泄者置身一个开阔通风而且望得见风景的环境，胜过世上所有王侯和亿万富翁府上的豪华洗手间。秽物则或堕流水，或入黄土，直接回归自然，得其所哉。
我辈大概很少有人有过在船头解手的经验，但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恐怕很难抵挡在野外方便的诱惑。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作为“四清”工作队员，我在河北农村住过半年。老乡家一般没有茅房，有也是在院子里挖个坑，用秫秸围出一个小空间。此中气味，自然难闻。反正都在露天，还不如另觅去处。夏夜或有蚊子，最好在冬天夜里。那时候农村的夜，才叫黑夜。
收割后的田野空空荡荡，四周漆黑，远近皆不见灯光，唯有天上疏星淡月，地下蹲着一蕞尔小子。宽衣解带后，或有寒风袭臀，不过也不太冷，倒是赋予你一种清醒意识。难怪民国大佬吴稚晖有诗曰：“万事莫如拉野屎。”
城市居民纵然想拉野屎，也找不到地方。建筑年代较早的住宅里，厕所虽有抽水设备，但以蹲坑居多。后建的楼房全都装上坐式马桶，于是坐马桶成为每天的功课。诸位不知是否留心过自己的坐姿。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自己右手托着腮帮子，左手肘部抵住大腿，手掌扶在右膝上。这姿势仿佛像个什么人。搜索记忆，有点像罗丹的雕像《思想者》。后来找出那个雕像的图片，对照之下，确实相差不大。“思想者”是右手托着下颚，左肘撑在左膝盖上，身体蜷缩。论者日：这个独特的姿势使人觉得人物正沉入深深的冥想之中。他在想什么？区区坐在马桶上又能想什么？欧阳修说文思在枕上、马上、厕上，我在卫生间里连文思都没有，更谈不上深沉的冥想，哲人的玄思。反过来，那位“思想者”到底又在想什么？也可能他有点便秘，正在运气。
不敢再往下议论了。亵渎神圣的艺术，罪过罪过。
似曾相识的花样
海禾
经过这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中国的学术界早已不再是象牙塔了，大家对发生在校园内外的各种怪事也都见怪不怪了。可是，有人好像是要考验大家的想象力似的，时不时地还会制造出些令人不能不惊诧的新闻来。今年的学术界新闻中就颇有些能载入史册的事，比如“汪晖抄袭案”。
抄袭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几年可说是学术界抄袭事故的多发之秋，但是“汪晖抄袭案”中有两件事却是可圈可点的。汪晖的学术成果能不能流传后人还真说不定，但是他的这场风波中的两件事肯定能青史留名。第一件是文字换头术，“文革”
中发明了照相换头术，陈毅的头被活生生地换到了别人的身上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不料现在汪氏活学活用，使出文字换头术，梁启超换成鲁迅嵌进精妙的论述中去。真令人叹为观止。
第二件是外国人的请愿信，中国文坛上的争吵，居然惊动了国际上的一大批大牌学者联名写信为汪晖叫冤，这可是闻所未闻的奇事。看到这封奇信时有学者感慨说他们怎么去弄来这么一封信，忠诚的“汪粉”们听罢立刻大怒，斥日，谁说是弄来的？拿出证据来！其实这一长串名字就是证据。试想，签下这封信的外国教授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有分量的名人，都是大字（汉字）不识一个，其他几位研究中国的，恕我直言，字是识得几个，但是做起中国研究来还是离不开翻译的拐杖，他们怎么有能力来判断汪晖的文字是抄来的还是借来的还是偶有不规范的？这场围绕汪晖的争论全起源于对他的那些疙疙瘩瘩的文字的勘对，那些不识字的老外，尽管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权威，他们如何说得出句明白话来呢？无怪乎在那封信里列出的证明汪晖无辜的一个重大理由居然是他曾在某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过言，发过一个言和论文抄袭没抄袭又有什么干系呢？这恐怕是因为要让这些外国“文盲”签字，不能在抄袭问题上多说的缘故。
既然外国人在辨清这个争端的是非曲直上并无判断能力，为什么又要费劲弄出这封信来呢？年轻的粉丝们或有疑惑，老上海们都知道，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过去上海滩上有种人叫“康白度”，汉语是他们的母语，外国闲话也“交关灵光”，他们做生意的办法是先编出故事讲给不懂中文不谙中国国情的外国人听，哄他们在准备好的合同上签字，这叫做“骗骗外国人”，然后一转身借洋人的名义，让租界内外崇洋的中国人掏大价钱去买挂了洋人名字的货，这叫做“吓吓中国人”。读读这封外国教授们签下的请愿信，让人又隐隐地看到了原以为已经失传了的旧伎俩。呜呼，后殖民主义的英雄们却祭起了前殖民时代的老法宝。技穷乎？抑或后殖民种种本来就是华洋间的买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