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强迫女儿说出真相后，急气交加，让女儿立即去打胎，并且执意要把萧军告上法庭。女儿为了爱情，不肯打胎，不肯告状。张公爱女心切，无奈之下，只好严辞相“逼”，自己出面去告萧军，张大学则是誓死不依。左右为难、盛怒之下的张老先生气昏了头，决定与女儿断绝关系，将她拒之门外。这一拒，断了女儿的后路、最终使女儿远走他乡：这一拒就是七年，直到我六岁时，外公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孙女。
张大学的预产期日益临近，总不能在宿舍里抚养孩子啊！最后是张大学原来的奶妈——付妈，帮她找到了可以替他们照看孩子的人，解了燃眉之急。
那时付妈五十多岁，正在东城的蒋家胡同一家人家做保姆。同院里住着一位单身蒙族妇女，姓包，人称包妈妈，年龄四十多岁，干净利落，为人诚实、厚道，丈夫去世早，家有一儿一女都已经长大，平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付妈就对包妈妈简单地、有所保留地说了张大学的处境，想请她帮忙接收无家可归的张大学在她家里坐月子，以后还要帮助照看将要出生的孩子，包妈妈答应了。
很快，萧军陪着张大学见到了包妈妈。由于张萧二人年龄悬殊较大，付妈为了不让别人生疑，就谎称张是萧的弟妹，因其弟不在北京，所以请萧陪同前来。
付妈一定不会想到，她这一临时编排的说法，竟然后来真的被我的父母采纳、竟然真的造就出一种另类关系——“大娘”。直到萧军去世，直到今天，这个称谓从未改变。
付妈更不会想到，她介绍给我父母的这位蒙族妇女，在后来的日子里，以无私的母爱，不仅照顾了我的童年，还将我如自己亲生女儿般带大，直到一九九六年以八十七岁高龄在我家中辞世，整整陪伴了我四十三年，最终，成为了我内心深处真正的母亲，最亲的人，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清晨，在北京同仁医院，一名女婴呱呱落地，那就是我。
当时，父亲为我取名萧鹰，是与他家里几个孩子顺序排下来的，而母亲似乎已经预感到什么，坚持在前面加上她自己的姓，于是一个叫“张萧鹰”的名字出现在了公安局的户籍登记簿上。
“张萧鹰”这个名字我用了十三年。
“文革”期间，为了不因自己的存在再给生父生母增加“罪行”，也为了宽慰扶养我长大的包妈妈，我自己作主，沿用了包妈妈丈夫的姓，给自己改名“鲍旭东”，这个名字从那时起一直陪我到今天。
随着我的出生，张萧之间的关系也被改变着：萧军答应给她合法婚姻的承诺，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因为王德芬不肯离婚，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儿女。
张大学本来就是个心地善良、性格软弱的人，她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离开萧军、离开北京，当然也就意味着离开自己的孩子，她作为未婚母亲，不可能带着初生的婴儿奔赴工作岗位。她决定请包妈妈照看我，等她工作落实、生活条件允许时再将我接走。于是在毕业分配时，她婉拒了学校的挽留，自愿要求到最边远的地方去。
我就这样留在了蒋家胡同，留在了包妈妈家里。
张大学去过浙江、到过山东，做过教师、搞过科研，一直做到了研究员，但是她从没有打算调回北京。一九五七年，她在远离北京、远离父母和孩子、远离萧军的他乡，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尽管一生都在为与萧军的关系承受痛苦，但她从未抱怨和责备过萧军，反而一直在关注他、关心他。
母亲曾经亲口告诉我这样两件事：
大概是一九五六年，张突然收到萧军的一封短信，内容极为简单，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我要出门，不要给我来信，我会与你联系。二、烧掉所有我给你的信件。
三、若有人追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推到张公度身上，就说是他用你拉拢腐蚀我的。
张大学的心再一次被深深伤害。她痛苦极了，不愿相信一贯自诩“不许人间摇尾生”的萧军会出这样的主意。但是，除了第三条以外，她还是照做了。对此，母亲的解释是：“他一定遇到了大麻烦！”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一年。当时生活物质极为缺乏，身为一家之主的萧军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营养极差、身体不好。母亲回京生她的第二个孩子，住在外公家里，对这种情况她看在眼里。
有一天，趁外公出门之际，母亲立刻招呼萧军过来，把通过特供买来、给自己补身体的大虾端给他吃，还不断地催促，“你快点吃，别让老爷子回来碰见！”
这就是我的母亲，真可谓“历尽苦难痴心不改”了！
在萧军去世后，我去看望萧军的妻子、大娘王德芬，她曾经亲口对我谈起此事。
大娘说：“当年你妈妈怀了你以后，你大爷（指萧军）就提出要和我离婚，但是，他不说是因为他爱上了你妈妈，却说是怕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影响我和孩子们，那我当然不肯离了，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不怕牵连、我不离婚！’”
接着，她又说：“小鹰，你想想，一个女人，知道自己的丈夫爱着别人，心里该有多痛苦啊！可是，那我也不肯离婚。后来是你妈妈不愿意拆散我们的家庭，自己离开了北京。”
她还告诉我，“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我也常和你大爷一起去包妈妈那里看你的……”我相信她的话，因为，看着我长大的老邻居们也对我这样说过。
从我出生住到包妈妈家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萧军每月都要去看望我。初起时，每周要去两三次。
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我上六年级了。一天晚上，萧军又来看我，临走时让我送送他，他告诉我：“你知道么？我是你的父亲。”
由于我从幼儿时期就已经从包妈妈那里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世，所以并不吃惊，只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静静地听着他讲述。
那个晚上，在路灯昏暗的小路上，萧军简单讲了自己的身世、家庭和遭遇，并承诺等到我十八岁时，会把一切都讲给我听，会把他与我生母交往的信件和所有的照片交给我。
然而，这一切没能完全实现。
一九六六开始“文革”，我的父母就都没了音信。外公外婆在“文革”刚开始抄家之时，就被公安部门带走保护起来，好长时间不知下落，后海边的小楼人去楼空。
一九七一年初，我收到了父亲萧军寄来的亲笔信，信上简单述说了他几年来的情况，还寄来一张他新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很瘦，头发已经花白了，但是精神还好。
他在照片的背后写着这样一段话：
“英儿，这是我第一次还家照下的一张照片，送给你罢！萧军时年六十三岁。”我现在仍旧珍藏着。小时候我总嫌“鹰”字太难写，就偷懒写成“英”，于是后来就鹰、英通用了。
一九七三年初，萧军提到一个关于知青返城的消息，当晚就赶去告诉包妈妈，恰好正赶上我回京探亲。这是我从“文革”
开始后，七年来第一次见到他，看着他满头白发和消瘦的脸庞，我有些心酸。
在一九七三年底，我回到了北京。见到母亲则更晚些，已经是一九七四年的秋天，我们已近十年没见了。
一九八八年四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萧耘的电话，说是萧军想见我，让我到海军医院去一趟。萧军为治疗胃部肿瘤，住进医院已经好长时间了。由于他的繁忙，我有大约两年多没有见过他了。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七日，是个星期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当我与丈夫、女儿踏进病房的一刹那，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眼前这位瘦弱、苍白的老人就是我那曾经声如洪钟、行路带风的父亲萧军。这竟是我和父亲见的最后一面。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南京出差。我没有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没和自己的父亲做最后的告别。我的身世当时对公众还是个秘密，我不想由于我的出现而让事情在那个悲伤的时候变得复杂，不想让我的母亲和大娘在那个悲伤的时刻再受到任何舆论的骚扰和伤害。
李锐和三峡工程
汤耀国
在三峡工程筹建过程中，李锐称得上是最大的“反对者”。他曾当面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反对意见，并在一切可发表意见的场所，表述对这一工程的不满。《了望》杂志在刊登介绍三峡工程的文章中，提及了他的一些情况，现摘登如下一一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十年后，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六日，三峡总公司请来三峡工程最大的“反对者”——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到建设现场考察，当时一团和气，事后却引起一段“公案”。三峡总公司主办的《中国三峡工程报》和香港《文汇报》其后刊出报道称，李锐对三峡工程不无赞许，“能搞成这样很不容易，修好了将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看到报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写下日记，认为李锐“对三峡工程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引自《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下称《日记》）
“毫无变化。”九十三岁的李锐对此予以否认，他是在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作出这番表示的。但他也证实，曾对枢纽工程质量表示满意，“从技术上看，能修这样一个大工程，了不起。”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八十三岁的两院院士潘家铮回忆起李锐的那次考察，他记得李锐当时是这样说的：“我对三峡工程的态度是明确的，也难改变了。但看了工地的建设后还是很高兴、放心的，希望尽量建好。”李锐和潘家铮曾是水电系统的上下级同事，后来成为三峡论战的重量级“对手”。“他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反三峡派的骨干和统帅，”潘家铮在《我所知道的李锐》一文中这样写道，“没有他，三峡之争绝难如此‘波澜壮阔’。”
一九八〇年，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下，三峡工程的论证开始。李锐称，那次论证比较客观，各种反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也就迟迟定不下来。
一九八一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高坝低坝等四个候选方案，最终，国务院确定一百五十米低坝方案。
该方案原拟一九八六年正式开工，开工在即却遭遇两面夹击。重庆市政府向国务院提出：一百五十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在重庆主城区以下，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建议将正常蓄水位提高到一百八十米。许多“反对派”则认为，一百五十米方案都不应该搞。他们或单独发力，或联合出击，或诉诸媒体，或直呈中央。一九八五年，李锐更是将其个人反对文章，编成《论三峡工程》一书。同年三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一百六十七位委员或联名或单独提案，对三峡工程的投资、移民、生态、防洪等问题发表意见，建议三峡工程“慎重审议”，“不要匆忙上马”。
各执一端的反对意见蜂拥而至，最终导致重新论证。着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未能获邀参与论证，被许多“反对派”视为缺陷。李锐回忆道，黄万里生前告诉他，一位论证工作的重要组织者与其有姻亲关系，春节还到黄家拜年，但论证就是不让黄参加。
黄万里以反对三门峡工程闻名。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与三门峡“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未能收效。几年后，他所预言库尾潼关泥沙淤积并导致西安水患等灾难一一“兑现”。三门峡工程后来被迫改建。
对于三峡工程，黄万里也坚决反对，主要理由也是淤积问题。这位留美归国博士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对长江上游和四川境内主要支流，都实地踏勘过。他认为，三峡工程将造成比三门峡工程更大的灾难，黄河的悬沙淤积在库中尚可设法冲走，但长江三峡以上的河床则有冲不走的砾卵石，修坝后卵石将淤塞重庆，造成水患。
黄万里未能入选论证专家组，李锐认为与论证主导权转移有关。他说，三峡论证原由国家计委、科委领导，一九八六年改由水电部一家领导后，整个论证组织“是一个清一色赞成上马的领导班子”，所聘四百一十二位专家，持异议者屈指可数，没有一个综合可行方案同主导方案作过比较，“孤证而已”。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李鹏在二〇〇三年出版的《日记》中写道：“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听取李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对三峡工程的汇报，指出：
“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日记》记录，十几天后，一九八五年二月二日，“李锐给我传过话来，他对三峡工程建设感到悲观，认为三峡工程上马将铸成大错。”
直到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李锐也没有放弃一搏。是年元旦，他上书中央常委：“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
此前的一九八九年一月和四月，国务院姚依林两度对外表示，三峡工程“五年内上不去”，这让李锐看到缓行迹象。但三年后，上马之声又紧锣密鼓地在媒体上传开。在写给中央常委的意见中，李锐重申投资太大、移民太多、泥沙淤积、上游洪灾等问题，建议“还是到二十一世纪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决定为好”。
但此时的形势已难逆转。
在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一千七百六十七票，反对一百七十七票，弃权六百六十四票，未按表决器的二十五票，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七，超过三分之二。
“比需要的过半数还多四百五十一票。”李鹏在《日记》中写道。“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不投票，人代会上通过的决议，没有这样的历史。”李锐后来对媒体如此感叹。
在这次会议上，台湾代表黄顺新向中外新闻界散发动议材料：“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议案，应特别慎重，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通过。”在会议即将表决前，黄顺新突然要求发言，因未安排这一程序，黄未被允许，旋即退席。
论战并未因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而结束。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李锐三次单独或领衔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建议暂缓上马”，“建议继续论证”。
“我最后一次上书，是在三峡开工（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正式开工）一年后，要它停工，那时停工还来得及。”李锐说，后来他被要求“服从大局”。李鹏在《日记》中写道，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四日，“朱镕基对我说，李锐给他打电话，要求中央停建三峡工程。他已报告江泽民同志，并对李锐作了工作，劝他不要搞串联”，“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七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离世，享年九十岁。据其家属和知情人记录，黄万里在全国人大表决三峡工程前三次上书，表决通过后，一年内又三次上书，他反复强调砾卵石之危害，三峡高坝“若修成，终将被迫炸掉”。这个观点很震惊，据一位知情者透露，三峡总公司曾托人邀请黄万里实地考察，但黄已身患癌症，未能出行。弥留之际，黄万里留下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盼注意注意。”
次年五月，李锐应邀考察三峡工地。
“他们请我去，想我讲些好话，我就写了三首诗。”诗中，李锐以“弥留时节梦魂牵”悼黄万里。诗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