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腐败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存在，那苏共的败亡和腐败究竟有何关联？
苏共《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写道：苏共中央向大会所做的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他还回忆说：
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
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是由于苏联建国之初的合法性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当苏共背离了这些支持它存在的原则时，便比其他任何政权更容易失去人心。一方面，当人民看到官场上贪污贿赂盛行，官员们生活腐化，而新闻里却天天大谈一些毫无实际的陈词滥调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特权阶层的自我封闭，使得底层人才失去了上升的可能，大批精英被无情阻隔在了政权阶层之外，难以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统治阶层的封闭必然造成近亲繁殖，越来越多的干部子弟进入权力核心，他们从能力上根本不能胜任那些重要的岗位，因此，苏共上层成为一个在体力和智力上逐渐衰落的阶层，这直接导致了苏共的执政能力和统治基础不断下降。
更糟糕的是，通过裙带关系获得高位的人，完全失去了信仰，脱离群众、自我封闭、思想僵化、官僚作风……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当这些人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将个人私利最大化时，竟然抛弃了自己的政权，改弦易辙，彻底地放弃了挂在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公然将国家财富占为己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的那样：“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腐败使缅甸共产党覆没
徐焰
缅甸是我们的近邻，可是，读者对它的了解并不多。不久前，媒体报道了缅甸果敢特区的消息，许多人惊愕地发现，当地武装从服装到口号都与我们很相似。原来这些“自治”的部队曾是缅甸共产党“人民军”旧部，然而，那个模仿中国革命模式的缅甸共产党在二十一年前已经瓦解。《文史参考》刊登的《缅共兴亡始末与教训》一文对此作了介绍，现摘登如下。缅共兴起和突然覆灭的教训，很值得正在进行反腐斗争的国人反思。
听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内政治宣传的人，对报纸和电台上曾大力宣传的缅甸共产党武装都会记忆犹新，部分红卫兵还曾凭着一时冲动搞过“国际支左”。
改革开放后，国内报道对缅共不再提及，其灭亡情况也不为人所知。
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的末期，德钦丹东等读过马列着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
一九四五年缅共组织反日起义时，曾建立起两万人的武装，在英国恢复统治后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一九四八年缅甸独立时，缅共提出“和平发展”口号，曾放弃武装走和平议会道路，却未获成功。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要“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此情况下，如何对待缅共，中共中央一时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缅甸政府于一九五〇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因为缅共的存在，其政府对华自然抱有担忧情绪。
一九五五年以后，缅共因得不到实际外援，开始与政府和谈，其内部也分裂为“白旗派”和“红旗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缅共重新凝聚起来并表态支持中共，并自称“国际共运由ABC支撑”。所谓A，即是Albania（阿尔巴尼亚），B即是Burma（缅甸），C指China（中国），缅共俨然与阿尔巴尼亚、中国并列为马列的最正统继承者。当时中共因在国际共运处于孤立状态，自然欣赏这一表态。缅共于一九六六年进入了鼎盛期，其根据地在国内发展到九块，人口近百万，还建立了三万军队。
一九六六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据地内每个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挂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人们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从一九六六年底起德钦丹东还展开了“党内革命”，将与他过去有派别纠纷及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都上纲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随后又模仿中国的政治口号，将他们宣布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缅共的代理人”。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一九六七年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们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内部“肃反”
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两年前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时逃到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随着深入清查成分，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被杀光。
看到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政府军于一九六八年春季以后，向勃固山区进攻。
德钦丹东提出“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采取硬打硬拼，反对这一主张的军队领导人波吞迎于同年八月底被公审处决。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逃至仰光，下层也掀起投降风潮。同年九月，众叛亲离的德钦丹东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向东转移，九月二十四日在途中休息时被身后的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此人随之也向政府投降。事后，缅共另一个副主席德钦辛接任中央主席，并宣布“谬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中国《人民日报》于一九六九年全文登载了这一公告。缅共这种遇灾祸不检查自身缺点，反而一味推诿客观原因的做法，只能延续错误。
一九七一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度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缅共得到的外援随之减少。此后十年间，缅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装来勉强支撑，成员中还有不少抱着“世界一片红”幻想越境而来的中国红卫兵。
缅共中央退到贫瘠的东北山区时，根据地内百姓粮食自给尚且不足，百年来都是靠种植贩卖鸦片弥补生计，对“人民军”
及脱产干部两万多人自然难以供养。缅共领导人号召学习“延安精神”，干部战士都耕地生产。由于当地自然条件差，种粮收获不多，缅共只好严重依赖外援“输血”，起初还严禁任何干部战士参与当地鸦片贸易。
一九七六年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完全中止了对缅共的支援。严重依赖外援而自身又没有“造血”功能的缅共，为增加收入，于一九七八年内在东北根据地进行了“阶级排队”，按中国土改的模式清查地主、富农。其实当地丛山中的经济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期，阶级分化尚不明显，连土地买卖都未产生，哪有什么“地主”！
硬性采取的“阶级排队”，只能将住竹楼、养水牛和口粮勉强够吃的人划为“地富分子”，并展开斗争没收他们几背箩就能装下的可怜财产。同时，为了满足下属的四个军区和十个县委的拨款要求，缅共中央政治局只好在根据地加收粮米，结果造成大批百姓逃亡。
当缅共在经济上捉襟见肘、陷入困境时，一些人提出利用鸦片贸易解决经费来源。缅共领导人政治威信此时已大幅下降，无法约束下属，最后只好妥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缅共开始进行秘密的“特货”贸易时，中央曾做出严格规定，只限指定的“五一小组”经营，得钱全部归公，不许向中国贩运，也不准在“解放区”内销。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放出来的魔鬼就难以控制了。“五一小组”将鸦片生意作为中央主要经费来源后，四个军区乃至一些游击队看到毒品的巨额利润，也纷纷经营此道，获利后留为单位小金库或者直接收入私囊。缅共过去的“党内革命”已把知识分子为主体领导的党委、党支部砸烂，各民族武装实际形成了首长个人专权，经商后造成“枪一钱”结合，变成中央无法控制的一个个“独立王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缅共“人民军”各部都各显神通赚钱，一些单位直接卖鸦片，甚至设厂加工海洛因，缅共中央的禁令在拜金主义冲击下完全失效。
据知情者透露，至缅共后期，除德钦巴登顶等几个人还洁身自好，其他中高级干部都或多或少卷入鸦片贸易。归公的经费越来越少，某些领导（包括个别政治局委员及其亲属）个人的腰包却畸形膨胀起来，有的军区司令员还由茅棚住进了模仿云南私人豪宅而修起的小楼，根据地内还不断出现谋财害命的凶杀，过去生死与共的团结战斗精神荡然无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加剧。
此时，德钦巴登顶主席仍然拘守《毛泽东选集》中的教条，不能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理论，制定新政策，僵化的传统政治教育已近乎对牛弹琴。在这种党内凝聚力完全丧失的情况下，随着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缅共解体已势在必然。
一九八八年，国际大气候发生变化，缅甸奈温军政府下台，苏貌执政后宣布施行多党议会制和对外开放，对国内各派武装也采取“对话沟通”。缅甸新政府同彭家声谈判并承认果敢地区“自治”，彭本人也决定同无法再革命的缅共分家。彭家声宣告归顺政府，宣告了缅共中央走向覆亡。
缅共中央失去栖身之地只好解散。德钦巴登顶再次被“礼送”去一个地方，那里既不干涉邻国内政，对昔日的朋友还会养老送终。
公正地回顾缅共由建立到覆亡的五十年历史，应该承认，缅甸像德钦丹东、德钦巴登顶这样的知识分子，引来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党组织，浴血奋斗多年，还是为着国内人民摆脱贫穷压迫的理想。没想到美好的奋斗理想与可悲的结局，差距竟如此之大。缅共兴起于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衰败于极“左”的内部斗争，最终亡于腐败，这种教训在不少落后国家带有规律性，有识者不能不站在时代高度进行深层反思。
一个革命政党，出于对民族、阶级双重压迫的反抗心理，可以一呼崛起，但是如果不能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当初进行的革命势必会出现异化。其具体表现形式往往是——先由内部狂热的极“左”自残，造成理想破灭，接着又是腐败滋长导致组织崩溃或“易帜”。要跳出这种由盛至衰的周期率，不仅要靠社会结构的改造，更要靠实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