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干载其一乎！”蒋子龙先生的来信，让我体验到了这种‘逢其知音”的美好感受，也让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写作是一种交往的艺术，是心灵与心灵沟通的艺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绝不会委屈而傲慢地认为自己‘养活了”别人，而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因为别人的存在，自己的作品才有了产生的可能，才有了存在的价值。我从蒋子龙先生的作品中，从他的来信中，看到了对他者的尊重，看到了一种有教养的风度。
2010年6月15日，北京平西府
一本残缺的日记
陈虹
这是一本残缺的日记。
纸已发黄，土褐色的漆皮封面也已有些破损，唯有左上角的那个装饰画还很清晰：工人举着铁锤，农民拿着镰刀，烙下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岁月痕迹。
其中的内容则只有一个月：上自一九五六年的十二月十四日．下至一九五七年的一月十五日。三天之后它的主人便告别了人世——这时的他，刚刚过完十九岁的生日。
他叫陈晴，家里人都喊他阿晴。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暑假。那是一个星期天，爸爸一大早就将我从床上拖起，说是带我去颐和园。就在公园的大门口，那尊憨态可掬的铜狮子旁，一个阳光灿烂的大男孩迎面向我们跑了过来。他长得很清秀，眼睛特别亮，爸爸俯下身子轻轻对我说：“快喊大哥！”——于是我这才第一次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这一年我刚刚上小学，但阿晴哥已经是高中毕业生了，他被母校——上海向明中学选派到莫斯科留学，临行前先来北京俄语学院培训一年，于是我们就这样见面了。
……然而再也没有想到，留学生活仅仅才过去一个学期，阿晴哥给爸爸留下的那一大摞亲笔用俄文写好地址的信封也才用去不到十分之一，竟从中国驻苏大使馆传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的凌晨，阿晴哥因病而殇于莫斯科！
如此的噩耗，不要说爸爸无法接受了，就连当时尚处懵懂之年的我也久久缓不过神来。……几十年过去了，阿晴哥始终成为我心中的一个谜，一个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心结。不曾想，冥冥之中上天似乎在帮助我，就在那天——当我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也就是按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阿晴哥的身旁之后，竟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消息：阿晴哥临终前留下了一本日记。
日记本是由上海向明中学校友会寄来的——扉页上，是手写的四个艺术字：
“心灵之花”：底页上，抄录了一段雨果的话：“最酷似人类心灵的，莫如蜜蜂了。它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就像心灵从这个星球飞到那个星球。蜜蜂随飞随搜集蜜汁，正像心灵随飞随搜集光明。”我轻轻地抚摸着它，抚摸着这本五十三年前的遗物，我仿佛感觉到了主人的心跳，并同他一起经历了心灵的最后一段历程。
——爸爸曾经对我说过，阿晴哥是患心脏病去世的。
此话不假，就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的日记中，出现了这样的内容：
病魔拖倒我在床上，踏在我身上狂叫，獠牙透出了嘴皮，像一柄双叉。
我忍耐着痛苦，以殉道者的精神迎接着它的残暴的行为，我不知道还能活到几时……从内容上看，没有写完；从字迹上看，潦草到难以辨认。看来他是真的病倒了，乃至最后的一句话是：“无力的手不能支持。”
裘慰庭是阿晴哥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从他后来给爸爸的信中得知：两天后阿晴哥被送进了附近的一个医院，“进院初因语言困难，医师对病情了解不详，颇为疏忽，因而进院后不久，即昏迷达十几小时。留学生党支部与学院领导几次商讨，设法为之转院，但恐加重病人负担，又听医院方面说，可以请其他专家来会诊，所以作罢。但不曾想……”
的确，自一月一日之后日记本上全是空白，直到一月十一日才重新有了记载一看来他终于苏醒过来了。但他写的是自己的梦：“黑暗中我望见一条白带，这是路，两边是交叉的十字架，我向着这条路上走………‘上帝显了灵，他说：生活下去，像殉道者一样！”——他想活，他还年青啊！
再往后，则是不成文的东西了——一月十二日，是写给同学的一封信，只有八行，却又打上了叉叉，作废了；一月十三日，是一组组数字的排列．像是在算命．又像是在寻找生的希望：一月十四日，他开始给爸爸写信，不知为何连续写了四次才定稿：
爸爸：
一月三日晚突然心脏绞痛，脉搏增快，体温在几分钟内上升到三十九度，当夜我被送到医院。目前初步诊断是神经性心脏病，无特效药，需要长期疗养，且不能进行过分疲劳的活动（指病愈后）。因此我的学习问题必须重新考虑，现在就等大使馆的决定。
关于我的病，我不想告诉母亲。如果还能继续学习，那么就只当没有这回事：
要是决定我回国，那么到家时再说明一切，可以减少母亲的不安和焦虑。
据医生说，我的病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奇怪的是为什么从来就没有检查出来过，甚至最严格的出国体检表上也写的是心脏正常，真是令人费解。
病中不允许我多考虑问题，以后的一切，到我出院后才能完全决定。我没有什么可写的，就到此结束。
祝您健康！
阿晴
这封信估计没有寄出．因为他始终在矛盾的煎熬当中——否则又怎么会连续写了四遍呢？他怕他远在上海的妈妈担心，也怕工作繁忙的爸爸担忧，他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再大的痛苦也由自己一人承担。
一月十五日，是一份申请报告，但是没有题头，也没有结尾——看来只是一个草稿，而且也先后写了两遍：
母亲体质很弱．生我时无奶汁．靠牛奶养活的我，于是得了一个先天不足的毛病。二岁时身体弱得可怕，家里人认为无法再把我养活，经过半年的医治，勉强地恢复了，但始终没有健康过。八岁时曾患过心脏病（轻度的），当时大夫预言我在三十五岁时会有一次较严重的发作，结果竟在今年就复发了。
我所以提出要求回国的理由是：
（一）即使病好了，只是暂时的，经过一年、半年的紧张学习必然会引起再一次的发作，据大夫的说法，第二次的发作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为什么没有写完？不得而知——是写到一半又发病了，还是对回国的申请自己也没有考虑成熟？……从此之后，日记本上空空如也，按照死亡通知书上的时间，三天之后的凌晨六点十五分．他停止了呼吸，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我无法想象当时的阿晴哥是怎样孤零零地躺在病房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他不想死啊，他才十九岁，正值花季般的年华，他舍不得爸爸妈妈，更舍不得心中那尚未实现的理想！但陪伴他的只有窗外那呼啸的寒风与飘舞的雪花……父亲几乎要疯了，他将自己反锁在卧室里，没有一点声响。后来，是他亲自跑到玉泉山下，为阿晴哥选下一块安息之地：
也是他亲自敲开作家张天翼家的门，请他题写墓碑上的字……这是一种深及骨髓的痛啊，陪伴了父亲整整后半生——他深感对不起这个儿子，这个从小就没有尝受过父爱的儿子！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九月，阿晴哥还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他们母子俩——由于淞沪战争的爆发，父亲受地下党的指派．带领一支数十人的演剧团体，由上海出发前往四川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不曾想，这一走竟是整整九年，阿晴在沦陷区的上海艰难地长大了．爸爸则在大后方的四川成了着名的剧作家。
记得那年我应出版社之约为父亲写评传时，曾试探性地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能不能这么说：如果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你羁绊于自己的小家庭，未能毅然决然地投身于火热的斗争，那么你后来的成就也不会有如此的辉煌？”当时父亲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嘴角动了动，却没发出声来。……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通病”：只关注既成的事实，却忽略人物的内心！——为了这一“辉煌”，他放弃了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再有三个月儿子就要出世了，但他却“狠心”地丢下他们娘儿俩，独自去拼杀，去奋斗了……
如果阿晴哥两岁时——即他自己所说的‘身体弱得可怕”的时候，如果阿晴哥八岁时——即在他心脏病第一次发作的时候，爸爸能够守护在他的身边，又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呢？……父亲将眼泪全部吞进了肚里，将愧痛深深埋入了心底。
——朱祖炯对我说，阿晴哥的死与过度劳累有关。
朱祖炯是阿晴哥最要好的朋友，从初中到高中整整同窗了六年。为此他们二人不仅无话不谈．而且朱大哥最终也成为了这本日记的保存者——这是阿晴哥病重时的嘱托，一定要寄回国内，交到朱祖炯的手中。
那天我去拜访他，彼此间都非常激动。朱大哥讲述了如何找到我的经过，我则迫不及待地向他发问：“陈晴出国留学是不是属于照顾？毕竟我们的父亲是名人……”我知道这个问题问得很傻，但又不吐不快。
朱大哥的家在南京中央门外，房子属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客厅不大．光线很暗，就是大白天也得开着电灯。他笑了，似乎是一种理解——谁让今天的“高干子弟”全都没有了好名声呢？但他很快地又摇了摇头：“不，完全靠他自己！
——陈晴的思想表现与学习成绩在整个年级中都是名列前茅，向明中学不推选他还能推选别人吗？”
朱大哥的敬佩之情刻在了脸上：“陈晴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可是最荣耀的职务啊，就连班长都在他的领导之下！”我点点头：“是的，他十四岁就加入了青年团，这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
——那是一九五六年的十二月十九日，他写下了一首题为《心的火焰——为纪念入团五周年而作》的小诗：
在这神圣的一天……那还是五年前的事。
幼稚的心灵，向往着充满斗争的生活——火热的生活，向往着灿烂的共产主义事业。
并不粗壮的右手巍巍地举起，庄严的神色，庄严的时刻，神圣的誓言：
……要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一页一页地飞过，地球绕了太阳又走了五圈。
我，现在，已是成人，性格变了，兴趣变了，一切都变了，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它永远不会变，——那是火热的心。
它永远燃烧，火焰永不会熄灭，——只要那神圣的誓言还没有完全实现！
随着这篇日记，朱大哥的思绪也飞到了五十多年前：“陈晴的确是太优秀了……”他喃喃地说道，“在学校里，不仅老师喜欢他，同学也都喜欢他。他聪明——聪明得让人望尘莫及，他更用功——用功到同样无人可及！”
我们的话题渐渐地转入到他的死，‘据我分析，他一定是又熬夜了，他读起书来是不要命的！”朱祖炯的语气非常肯定——他太了解自己的这位同学了。据他讲，当年在向明中学时，阿晴哥就经常‘开夜车”，而且一开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学时脸色苍白。“我对他说：‘你成绩这么优秀，还要如此拼命干吗？好歹天亮前眯忽一会儿才是。’他的回答总是同一句话：
‘一看书，就忘了时间。…我俩都沉默了，似乎是找到了致阿晴哥病逝的根本原因。我没有看到过他的成绩册，但在爸爸的遗物中看到过这样两则日记——是阿晴哥写于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的——一九五六．八．二十五，阴间或有小雨……“钻”是我的法宝，目前可以‘钻”的还是计算尺。一天的工夫又发现了一些新东西，对计算尺的概念就更趋完整。目前任何一种形式的算式我都能在极短时间内算完，精确度当然亦提高了。今天我还初步搞通了定位法的数学证明（属于计算尺原理），是用较复杂的对数计算，通过十二道步骤而算出的，心情因此而愉快不少。
一九五六．八．二十六．晴今天又钻了一天的计算尺，收获很大，我找到了计算岩石空隙度的简便方法，原来要分三次计算才能得出的数值，现在一次就可求得。方法很简单，只是在尺上自己加刻了一道线，刻线的准确度很高，并非单凭眼睛刻出来的。我还发现了不少地质学中的计算公式可以化简后在尺上一次拉出答案来，为此正在仔细计算，准备把我的那把小计算尺变成地质学专用的计算尺。
这时的他只能算是一名“准大学生”．别人都在充分利用这十天的旅途生活，尽情欣赏异域的风光，纵情欢笑与歌唱，唯有他，一个人默默地躲在一旁，钻研着即将学习的课程．他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反而是‘心情因此而愉快不少”……莫斯科的学习生活，他没有在日记中留下什么，只是不经意地提到过这样一句：
‘在一天十四小时学习后，我仍然牺牲了二小时的睡眠时间来读报．当我看到祖国的文字时比什么都愉快。”至于每天的作息时间，在他的一封信的底稿中则有记载……一天的生活很简单，上午九点起在食堂吃一顿．十二点四十分上第一节课，六点下课在校内再吃一顿。回家工作至十二点，中间吃些点心，十二点到一点，看书、写日记。
阿晴哥就读的是莫斯科石油学院地质系，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还真的很有名气——学校最初是由苏联科学院副主席、着名地质学家古博金于莫斯科矿山学院石油系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一九三。年正式更名为莫斯科石油学院．并成为国家教育委员会直属的重点院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为建设中的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一位早于阿晴哥两年入校的中国留学生这样写道：“位于市中心的石油学院，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办学条件的艰苦和节约精神。有着数干名学生就读的着名大学，只有一栋六层楼房，包括地下室在内，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所有教学、行政机关均拥挤在内。……教室不够用，就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连续使用，学生分早、中、晚三班轮流上课。学生宿舍很少，并且离学校很远，每天来回奔走近两小时。”
——按照他的介绍，阿晴哥所说的他们中午才上第一节课，应该属于‘中班”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朱祖炯：“一天十四个小时的学习，再加上两小时的读报，能吃得消吗？何况他的身体远远不如别人……”朱大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不明白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个个都憋着一股劲，要为祖国而学习，要为人民作贡献。”他以这样的话作为开场白，我则不禁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脸红。
高中毕业之后，朱祖炯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我跟陈晴学的是一个专业。”他颇为自豪地对我说，“那时学校的一切管理方法都学习苏联，就拿考试来说吧，既有笔试，又有口试……”
在朱大哥的描述下，我知道了口试比笔试还要难——教室的正中间摆放着一长溜课桌，上面铺着白色的台布，再放上一盆盆盛开的鲜花。考官们坐在桌子的后面，包括主讲这门课的教授、讲师，还有指导实习的助教，一共四到五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提问。学生们则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候场，并以抽签的方式决定自己的试题——分为大问题（整个单元的内容）、小问题（一个具体的公式或定律）及计算题三种，数分钟后进去回答。
“哪一个考完后不是大汗淋漓啊？”
事隔半个多世纪了，朱祖炯一提起它还是心有余悸．“关键的问题是．那时的我们谁也不甘落后，哪怕考了九十多分，也要懊恼不休，恨自己为什么拿不到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