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重砌砖墙肯定与安保有关。残忍的弑童案屡屡发生，冲锋枪进幼儿园，本来中国人家家户户封阳台，装防盗门，玻璃窗外加铁条．用CCTV(closed-circuitTV，即闭路电视探头)连线警方，早已把自己关进如监牢一样的家巢。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抑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断子绝孙的冷血罪犯竟对幼儿下起毒手。我看这些人渣在确定目标时，并非全无心计．而是知道现在的独生子女都处在“倒金字塔”的底部，弑一少，痛六长，因而追求恐怖效应。
前面提到的封阳台等各种自保措施，其实效果有限。我这老『日房子曾被人用大铁钳剪破外面的铁条，雨夜潜入。当时曾急报110，请来两辆警车往我的门前一停，又是取脚印，又是拍照，闹出过很大动静。
老实说，我对破案没抱什么希望，要的就是这动静，希望对潜在歹人有点威慑作用。现在每逢过节，不是有的城市出现武警携械巡逻，说是策应上海世博吗？我想要的也是这效果。其实，把动静闹大也有副作用，那就是老百姓看到安保措施越来越严格，就越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社会缺乏安全。外国飞机上早就把“safetybdt”（安全带）改称“seatbelt”（座椅带），据说就是因为‘安全”这个词儿用得过多，会让乘客过分专注于此，反而联想到“缺乏安全”和空难等等。
这两天在看电视连续剧新《三国》，那冷兵器时代的速度慢得实在叫人抓狂：
传奇的赤兔马日行千里；权力博弈中靠人耳偷听，再由人嘴去告密或传递消息；同时又在读高阳写慈禧，最紧急的军报靠八百里加急传送。从三国到晚清，时光过去了一千五百多年，这奔马的速度反倒减少了两百里；权力博弈中，还得使用古老的苦肉计，让太监从热河把绝密消息送到京城。咱中国怎么常有这种倒退的事儿？喔，对了，人家霍金不是也在谈论专钻“虫洞”的时间机器，要回到过去，“把自己的祖父杀死”（祖父悖论）吗？
要是老这样从“破墙透绿”返回“墙兮归来”，进一步，退一步，甚至进一步，退两步，崛起待何年啊？当年那一堵城墙高三丈，厚一丈，敌兵见了只好跌足不前，无可奈其何。到了今天，有了“长征X号”和“飞毛腿”等等，我看有墙无墙一个样。
“墙兮回来”真是应了．“高筑墙”这条从朱元璋那儿借用的最高指示了。在深一层的意义上说，在于国人以长城为象征的根深蒂固的前现代“大墙意识”。近年来，不是连虚拟空间也壁垒森严？网络建起“中国长城”，总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了吧？谁知反而激发毛头小伙子辈的好奇心，一传十，十传百，纷纷学会了翻墙技术。如今，我的一个学生发电邮来时，最后一行字非常搞笑，总是：“墙内：http…／墙外：http……。”那位在墙内外翻越自如的还是个女学生哩。
感念两则
朱健
托尔斯泰随想
今年是托尔斯泰(1828-1910)逝世百年。岁月流逝，我已多年未读托翁。十几二十岁时确属其‘铁杆粉丝”，不惜‘倾家荡产”购其书，焚膏继晷而读之。然初次相遇却是偶然碰上的。抗战开始，我是个初中生，随学校从山东流亡到川北小城罗江。
弦歌不辍，有幸受业李广田先生门下。李老师为学校建立了个小小图书室．当然品位不俗。我偶尔见到一本厚厚的《战争与和平》，猜度与我们生死相依的抗日战争相关。打开一看，麦克昂译（后知为郭沫若）：作者托尔斯泰，李老师课堂上介绍过的俄罗斯作家之一（尚有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果戈里、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但读起来有点乏味，因为译文半文半白：现在还记得一句‘华靴锦袜”，难识究竟。于是废书兴叹，送回图书室。
真正读《战争与和平》全书是一九四三年。当时我流落到秦岭南麓大山深处小镇庙台子，当长途汽车站站员谋生。车站附近自成一个藏垢纳污的小社会，空气中似乎永远有种臭味。广田师言传身教培育我对书的爱好，保留一方心灵净土，免于堕落。收入虽极菲薄，然一人一口，温饱无虞。职业之便，司机皆属哥们，随意搭哪位的车．长途奔袭三百余里，到陕南都会汉中，倾囊以尽，抱回来一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的书，还有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屠氏《父与子》、《贵族之家》等六大名着全齐。陀氏是他二十四岁初始之作《穷人》。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高植的全译本。《穷人》平平，不像《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般撕心裂肺的灵魂审判，故印象不深。屠格涅夫太精致太高雅太贵族，和小站员的精神世界距离有点远，“六大名着”一本也没读完。至于《战争与和平》，没日没夜读得如痴如狂。讲不出什么道理，就是‘感觉”：写的太好了！
多年后读《复活》，读《安娜·卡列尼娜》，有所比较，似乎稍稍“感觉”到一点好在哪里。《复活》是一位‘忏悔贵族”的老爷爷，须发皆白，牙脱舌僵，口齿不清，絮絮叨叨地道德说教。《安娜·卡列尼娜》有很多精彩篇章，读来迷醉。比如安娜与渥伦斯基的车站一见钟情、狂热的赛马场景及渥伦斯基受伤时安娜的失态、安娜卧轨自戕时绝望的精神状态等等，堪称绝唱。但凄绝美艳的安娜身后，总看到托尔斯泰巨大的背影，听到他喃喃不休地对俄罗斯社会当时困境与未来出路的议论：“志在改革”的列文，似乎是托翁的代言人。《战争与和平》则没有代言人，三十多岁的托尔斯泰奋不顾身直接进入‘现场”，与他的人物同呼吸、共悲欢，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甚至“忘记”自己作家的‘身份”，长篇大论，直接发言。这些发言我读不太懂，但被字里行间的热情感染，常常高声吟诵。应当说托尔斯泰用自己的心血之火照亮了历史的庄严、生命的壮丽和人性之美。所以《战争与和平》是诗性小说，理所当然被称之为史诗。而史诗大美、求真、至善的品格，总是能令读者在酣畅淋漓的审美愉悦中，提升生命境界，实际上就是心灵的救赎。我这个当年涉世未深的汽车站小站员正是一名被救赎者。值此托翁百年忌辰，写几句话，聊表感念之意。
感念绿原
中秋长假前夕，罗飞兄特为告知：绿原辞世。初闻之下，伤痛不已，凄凄惶惶者竟月。绿原诗艺创造，学术伟铸，非我能望其项背，不敢妄议。今日以‘感念”二字追思故人，仅涉私谊，或能见其性情于一隅。
最想说的是：我之认真学诗写诗，从摹仿绿原第一本诗集《童话》开始。绿原年龄长我一岁．“诗龄”长我多少．难计岁月。当我在一些废纸片上画画写写学诗而不得其门时，《童话》传来，我似憬然有悟：原来诗要这样写！时在一九四三年，我流落陕南小镇庙台子，以长途汽车站站员谋生。远在重庆的少年挚友诗人白莎，鼓励我学诗写诗，源源不断寄来多种诗刊诗集，培育我对诗的爱好难以割舍。绿原：童话>那些‘童言无忌”升华成的幻想，那些朴素而并非炫奇的幻想照亮的日常生活诗之美，使我沉迷其中，不由自主地摹仿、跟进。有意味的是这些摹仿之作，由白莎介绍到杨刚主编的重庆《大公报·文艺》、姚篷子主编的《新蜀报·蜀道》均得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