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毛泽东批准除谭震林以外的其他老帅和副总理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们总算暂时过了一关。
王秉璋一九五五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七机部部长兼空军副司令。“文革”初遭到揪斗、关押，得了肝炎，他的妻子通过吴法宪、叶群找林彪求情。林彪让叶群报告毛泽东，七机部是重要的机要部门，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也要两弹一星，于是同意解放王秉璋，还派他到老帅们身边卧底。到底是老帅们真的“接受教训”，转变了态度？还是他们意识到王秉璋为何而来，有意表现给他看？或是王秉璋同情老帅，专拣毛泽东爱听的写？只有天知道了。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王秉璋被视为“上了林彪贼船”，撤职、审查关押长达十年。一九八一年免于起诉获释。但直到二〇〇五年去世，他也没有得到一个政治结论。
张玉凤谈毛泽东
李光彩
提起张玉凤这个名字，人们一定不陌生，而且对她总有一种神秘感。在毛泽东最后的生活中，她是与其接触最多的一个人，她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毛泽东逝世后，张玉凤极少接受别人采访。《环球人物》最近刊登了一篇对她的采访记，现摘录如下——张玉凤是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里较为低调的一位，她总说“最不愿意做的就是被采访”。年过六旬的她，偶尔参加一些重大的纪念活动，也很少发言，只是礼貌地和人微笑、打招呼，看上去很谦和。
张玉凤的家，原本住在北京西单一个僻静的胡同里，那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房。后来，她搬到了万寿路。但是她很少在家，总是上海、北京两地跑，“我有一个女儿在上海，我常去帮她照看孩子。”张玉凤说。
多次接触，张玉凤给笔者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气质出众：她的语气语调、谈话节奏以及举手投足中，都透着自然和优雅。她始终非常注意自己的仪表，喜欢穿色彩鲜亮的衣服，有时也穿改良的中式服装，冬天披一个大披肩，衬着银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她即便是和老熟人见面，从头至尾，也很注意自己的坐姿和站姿．永远腰杆笔直。
张玉凤一九六七年与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刘爱民一米八多的大个儿，浓眉大眼。她的两个女儿都很出色，大女儿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去了美国，现已博士毕业，定居美国：小女儿学医，是一位妇产科大夫。每当有人向张玉凤问起她的家庭和一些敏感问题时，她总是笑答：“我每天与孩子们在一起，我是什么样的人，她们还不知道？一些以讹传讹的流言的确让孩子们有不小的压力。可我是她们的妈妈，她们相信我。”
张玉凤在北京时，每天都坚持用一两个小时去游泳，这是她健身的方式。她说自己这辈子，从没有想过什么名、什么利，只想过几年平静安稳的日子。
张玉凤一九四四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由于家境贫寒，她很小就无法继续学业，只得出来工作。一九六。年，张玉凤到牡丹江铁路局做餐车服务员、广播员，此后幸运地被调任铁道部专用处，出任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一九七。年，张玉凤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她没有想到，自己将伴随着毛泽东一起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并且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
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张玉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六年。这时的毛泽东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到入冬或开春，免不了生病。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护理训练的张玉凤，边学边干。她的精心照料，让主席感觉很温暖。毛泽东逝世后，张玉凤离开中南海，先是被安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来，又调到铁道部做一名普通干部，直至退休。
毛主席曾说张玉凤是“张飞的后代”，谈起这段往事，张玉凤笑了。她的丈夫告诉笔者：“别看她说话慢条斯理，可有脾气呢！”有一次，主席有客人来，而张玉凤那天脸上的神情不大高兴。事后，主席批评了她，但张玉凤仍要辩解，主席一怒之下瞪着眼睛对她说：“你不高兴，就给我滚。”张玉凤二话没说，收拾包裹就回了家。在家待了二十多天，心情难过极了，她无法接受被辞退的现实。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让张玉凤写检查，但倔强的她没有写：她的婆婆叫她去向毛主席认错，她也没有去。后来，她想起还有一件衣服留在中南海，于是打电话给护士长吴旭君。吴接到电话后很快对她说：“你在家等着吧，马上有车去接你。”……就这样，张玉凤又回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于是给这位不肯认错的工作人员一句评语：“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谈到老人家是如何养生的，张玉凤说：“其实毛主席并不注重个人饮食生活，更不注重养生。主席不拘小节，还保留着早期质朴的农民生活习惯，比如饭粒掉到桌上，用手捡起来就放进嘴里吃了，如果从现在的健康角度来讲，肯定不卫生，但他考虑的是珍惜粮食。”
在张玉凤看来，看书、学习就算是主席的养生之道了。毛泽东曾经和他的保健医生徐涛讨论过看书是否有利于健康。徐涛说：“您写过《矛盾论》，一张一弛的道理比我懂。您整天这么看书，不休息，太疲劳，违背辩证法嘛。”毛泽东笑答：“哈哈，你怎么知道我不休息？你比我还懂辩证法？好大的口气！”徐涛说：“叫您看电影您不看，叫您下棋、打扑克您没兴趣，叫您多搞点体力活动您不听。您总是看书，长时间进行一种劳动是最容易疲劳的。”毛泽东摇头：“叫我看，你那点辩证法不全面，你对事物的了解也有局限。你说脑力换体力是休息，不假。可你不懂，这种脑力换那种脑力也是休息。看文件累了看报纸，看正书累了看闲书．看大书累了看小人书，看政治书累了看文艺书．这也是一种休息。你不承认？”三年自然灾害时．毛主席的案头、床边堆满了．‘事”，处理公事之外，他迷上了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册，看得津津有味，这也是他休息脑筋的独特方式。
张玉凤说：“主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看书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轻小养’重‘大养’，看书学习就是他的精神生命，他真正践行了‘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张玉凤回忆，一九七六年五六月间，主席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六月初突发心肌梗塞。中央一面积极组织抢救，一面把主席的病情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通报，这在我国还是先例。幸亏主席生命力强，及时抢救过来。
有一天，毛主席突然让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期着名文学家庾信写的《枯树赋》。这篇赋主席早年熟读过。讲的是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悲凉。病床上的主席，突然要求张玉凤给他读这首赋。“我读得很慢，主席微闭着眼睛，似乎在体味赋中描述的情景．回顾他一生走过的路。”
张玉凤念了两遍，主席突然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张玉凤说：“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几乎一字不漏地全部背诵出来。他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诗，只能微弱而费力地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着。‘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因为此诗意思颇为晦涩，原本流传不是很广，但主席却非常喜欢。”背诵一遍后，主席意犹未尽，又让张玉凤看着书，吃力地背第二遍。
让张玉凤懊悔的是，当时时间已近半个小时，超过了医生的规定。“为了不使老人家太劳累，我只好请他休息。其实那天主席的精神还好，他还想讲这首赋的内涵。后来我才知道，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内心的感受和感情要倾吐．让其尽情诉之，这是有利于健康的。如若不能尽兴诉之，反而影响健康。”张玉凤为没能让主席一吐为快，抒发心境和感想而遗憾。
张玉凤告诉笔者，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六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她说：“主席不是没钱，仅《毛泽东选集》的稿费就有百万，存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必须有他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张玉凤回忆，“主席常穿的中山装口袋里只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还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的；另一样是一块手帕。此外身无分文。”
张玉凤说，在毛泽东的晚年，人人都对他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主席非常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主席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坟上去看他，对身边其他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
张玉凤退休后，专门拜了一个老师，学习书法。她一周去几次书法班，风雨无阻。“学写字，就是因为喜欢。”张玉凤还记得刚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看到毛主席的字写得那么好，龙飞凤舞的，心里敬佩，也想学着写。她找来字帖看，学着练。“开始不懂呀，觉得草书潇洒，自己就不自量力地照着画。主席看见我练字，挺高兴，他亲切指点：‘还没学会走路呢，就想跑。这样不行。’他老人家专门给我写下一句话：写字要先齐整，再奇怪，再齐整——练字之法则。”张玉凤至今记得这句话，“得老老实实先从写楷体开始，写好了才可以变化，而最高境界，又得归到齐整上去。”
邓小平择偶
郝在今
金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秘密战》一书，是作者亲自翻阅了大量秘密档案，采访了一百多位中共曾在隐蔽战线工作过的人员写作而成的。此书首次揭开了中共情报、保卫战线的神秘面纱。作者在记叙过程中，也披露了一些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
现将邓小平择偶的过程介绍如下一一九三八年六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延安城外的七里铺举办了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七期，培训大批情报侦察干部。由此，人们戏称七里铺是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
“黄埔一期”，之所以出名，还因为有八个女学员。情工人员就够神秘的，女情工，岂不更添一份神秘？
延安本是偏远小城，本地人口不多。
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的到来，迅速改变人口构成，最大特点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许多男性老干部、老红军找不到妻子，大家都是光棍，眼睛就瞄准当地女青年。可陕北当地的姑娘资源还是太少，组织上想了很多办法还是不够调剂。抗战开始作战部队大多开拔，新来的知识青年大多还是男性，据说，延安的男女之比是十八比一！
邓小平也有择偶问题！第一个妻子在白区斗争中牺牲，第二个妻子在苏区离婚。被打成毛派头子的邓小平，作为《红军报》总编参加长征，“跟到走”。遵义会议之后，邓小平重新得到重用，现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可是没有老婆。
还是邓发消息灵通。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得知保安处办了一个训练班，八位女生个个政治可靠，品貌端正！
邓发带着邓小平来找长征老干部周兴。
邓小平同保卫系统很熟，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同周恩来住一个房间，了解创建特科的过程。周兴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就同邓小平相熟，邓小平任瑞金中心县委书记，是省保卫局的父母官。现在邓小平遇到问题，周兴当然热心帮忙。
此时，“黄埔一期”已经结业，八位女学员被分配到延安邮电检查所工作。检查所设在边保的一排窑洞里面，周兴陪邓小平悄悄来看了两次。而后，周兴就悄悄问也在检查所工作的秦平：那个浦群英有没有恋爱对象？
浦群英端正俊雅，性格活泼，和同志们关系融洽，确实是个合适的对象。秦平表示可以问问浦群英的姐姐。
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的火腿大王，姐妹三人一起来到延安，都在保安处工作。
姐姐浦时英的丈夫罗绍华，正是秦平来延安工作的接头人，两人相当熟悉。罗绍华告诉秦平，浦群英尚无恋爱对象。秦平赶紧向周兴汇报。没几天，邓小平又来了一趟。过不久，周兴找浦群英谈话，把浦群英调去中央社会部工作。
组织上介绍浦群英与邓小平结识，起初浦群英并不乐意。在一期班中，浦群英、吕璜、邓涛三个女生分外要好，曾被领导批评搞小集团。吕璜知道，动员浦群英和邓小平谈恋爱，组织上施加了压力！
这个浦群英就是卓琳。对于这段婚姻，卓琳在一篇回忆周兴的文章中提到：
“作为一名公安战线的新兵，对于部门的最高领导，我们知其人而并不相识。记得有一天，周兴同志找我谈话。我报告进去后，第一次见到久仰盛名的领导。一眼窑洞中，简朴的办公用具，简朴的衣着，一切都是延安那种既熟悉又普通的风格。周兴同志问了我的情况，告诉我要调我到保卫部门工作。谈话简练、明确而亲切。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周兴同志，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这次谈话和对我的调动，对我未来的生活竟然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到了党中央的保卫部门后，我认识了邓小平同志，并最后与他结成终身伴侣。可以说，在众多热情关心小平同志的人中，周兴同志也是一位积极分子。”
卓琳与邓小平定情之后，还在延安城里请了一次客，出席的都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和检查站同事，吃饭地点是新市场的一个小饭馆，主菜叫做“三不沾”！这“三不沾”纯属陕西地方风味，将面粉、猪油、鸡蛋、白糖打在一起，吃起来甜软油腻，既不沾碗也不沾筷还不沾牙，俗称“三不沾”！
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在女方的工作驻地举行，共同举办婚礼的另一对孔原和许明都是卓琳的中社部同事。
卓琳的运气很好。邓小平这个老干部，不但有很老的革命经历．而且还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邓小平的眼光很准。卓琳从此伴随邓小平一生。女儿毛毛写道，邓小平躲过“文革”冲击的法宝就是和家人在一起。
一个英雄的遭遇
山旭
看过根据巴金作品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那个高呼“向我开炮”的英雄王成。这个英雄是根据蒋庆泉等人的事迹创作而成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位英雄却经受了很大的磨难。《了望东方周刊》发表的《寻找“王成”》
一文对此作了介绍。现摘登如下一抗美援朝战争中着名的英雄形象——王成，他的原型之一还活着。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〇一团步话机员蒋庆泉及战友，在朝鲜石岘洞北山遭到强敌围攻。绝境中，他向步话机高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蒋庆泉的事迹被二十三军《战地报》
记者洪炉了解后，写成了通讯《顽强的声音》。同年七月，二一七团的步行机员于树昌也在战斗中呼唤炮火，与敌同归于尽。
洪炉根据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以于树昌为主角另写了一篇《向我开炮》。
与洪炉相熟的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创作电影《英雄儿女》时用“向我开炮”的情节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并根据另一位烈士杨根思的事迹设计了王成的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壮烈结局。
于树昌与杨根思确已牺牲。但是蒋庆泉，这个最初促动洪炉写下“向我开炮”
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默默生活在辽西平原的乡村里。
一九二八年，蒋庆泉出生在辽宁锦州松山新区大岭村。小时候蒋庆泉给地主打小工、在店铺当学徒，还去黑龙江放过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