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等三角洲大城市遭遇沉没威胁的原因，除了海平面上升这一严峻形势，科罗拉多大学的这份迄今关于三角洲最完整的报告也给出了回答。他们直言在河流上游兴建大坝、修建人造渠道和防洪堤等，是导致许多三角洲不断深陷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使得部分地区的地面下陷速度甚至超过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民间力量阻止了怒江建坝
吴玉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重点书——《中国民间组织大事记(1978-2008》>，据该书的“序言”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其中，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是一个非常显着的现象。”现将该书中介绍的，环保民间组织质疑怒江建坝事件的经过摘登如下——我国民间组织在三十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国内走向世界，从形式单一到形式多样等等变化。今天，民间组织已经成为我国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根据民政部的统计，到二〇〇八年底，我国已经有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近四十二万家．而参与其中的公民也不计其数：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于我国民间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民间组织问题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必须妥善处理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不能不涉及的问题。
在中国的民间组织中，环境保护领域如此引入注目，以至于一提到中国的民间组织，很多人都会想到‘地球村”、“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环保民间组织是我国民间组织中最为活跃的组织类型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民间组织各个领域里数量较多、力量较为强大的一支。中华环保联合会二〇〇六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二〇〇五年底．中国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二干七百六十八家．其中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有一千三百八十二家：民间自发组成的有二百零二家：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共一千一百一十六家：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内地机构六十八家，环保民间组织从业人员总数达二十二万四千人。
随着中国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二〇〇三年以来，环保民间组织参与或发起了多起重大公共事件，进行公众倡导并力图影响政策，掀起了社会民众参与公共治理的新高潮。二〇〇三年，几项水利工程遭遇了民间组织的抵制：一是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二是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三是怒江建水坝的论争。最后，怒江和杨柳湖工程分别被暂停和叫停。这突出体现了追求经济利益与保护生态平衡、维护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在论争中，民间组织表现出了极大的动员力和推动力，最早将怒江水坝公之于众的是‘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和“绿岛”负责人张可佳，“大众流域”则鼓励怒江流域原住民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讨论会、讲座、图片巡展等表达意愿，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政府决策的公众监督。民间组织以自己的行动号召公众影响和参与和自身利益相关的环境工程的决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可以说‘怒江保卫战”是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拐点。而后发生的对金沙江虎跳峡电站的质疑．对北京动物园搬迁的决策争议，参与圆明园防渗膜工程的评议，厦门PX项目搬迁等，都表现出环保民间组织强大的影响力。通过这些事件，不仅让公众运用《环境影响评价法》保护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生存环境、通过参与听证会等形式维护自身环境权益，还催生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形成了对环境工程监督和建议的机制，使环保行为更加主动、有序，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怒江建坝事件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出台后发生的第一个重大环境事件。
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国家发改委在北京主持召开《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审查会。会议通过了在中国仅存的两条原生生态河之一——怒江中下游修建两库十三级水坝的方案。按方案，该工程比三峡工程规模还大，年发电量预计为1029.6亿千瓦时，是三峡电站的1.215倍。
然而在会议上，环保总局的官员却以该项目未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为由拒绝签字。该官员在会议间隙将怒江建坝事件告诉了．‘绿家园”
的负责人汪永展，这一举动奏响了整个“怒江保卫战”的序曲。
二〇〇三年九月三日，汪永晨联络何大明、李小溪等环保、社科学者，在国家环保总局主持召开的论证会上，对怒江建坝提出了激烈抗议，同时还邀请了“绿家园”记者沙龙十几家媒体的记者参加会议，将反坝的声音通过各大主流媒体传向社会。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汪永晨征集了六十二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人士反对建坝的联合签名。这份签名后来通过媒体传播．引起了广泛的舆论效应。十一月底，在泰国举行的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上，“绿家园”、“自然之友”、“绿岛”、“云南大众流域”等中国环保组织为宣传保护怒江在众多场合奔走游说，最终促成六十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的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此联合签名最后递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专门回信，称其将“关注怒江”。二〇〇四年初，李小溪（空军指挥学院副教授，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就怒江事件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沈孝辉（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环保作家）通过“自然之友”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向两会递交了《保护天然大河怒江，停止水电梯级开发》的提案。二〇〇四年二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上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怒江项目暂缓实施。
至此，怒江保卫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日后有专家评价，民间环保组织影响了公共事件的政府决策，在中国这是第一次。
二〇〇五年一月，一场关于“人类是否应该敬畏自然”的争论拉开了序幕。何祚庥、方舟子等“科学派”对汪永晨、廖晓义等环保人士发起攻击，称他们为“极端环保分子”、“伪环保分子”。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上百个环保组织以及数百名专家、学者以及社会知名人士联合签名，发表了《呼吁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的公开信》，提出“大型项目的决策必须有适当程序，否则各方权益很难平衡。参与这封信起草和签名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修坝，但是都反对没有一个公示并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他们认为，有关方面应该对他们提出的移民、经济合理性、水坝安全性等问题作出答复。
怒江建坝事件的意义在《经济》
二〇〇四年第五期封面作了极好的阐述：
“《经济》之所以关注此事件（怒江建坝事件），并认定这一事件的意义，只是因为它是中国NGO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更重要的，它折射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跃升。”
真假《富春山居图》
陈志荣
自从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到我国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至今分藏于海峡两岸，此画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实此幅作品有着传奇性的经历。现将刊登在《并非“史”无对证》一书中的《乾隆买假画》一文摘录如下——清朝乾隆年间，由《富春山居图》引发的“富春疑案”，是中国画史上最大的疑案。这桩乾隆买假画的龙门阵，还是由和坤引起的。
乾隆皇帝善书画，通鉴赏，所以特别喜欢收藏和观赏名画。乾隆十年（1745年）夏天，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沈德潜看到皇上比较空闲，就呈上一批诗文请他阅览。乾隆皇帝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一段题为《黄子久富春山居图跋》的文字，详细地叙述了《富春山居图》的情况，引起了乾隆的兴趣。
《富春山居图》是元末四大家之一的黄公望所作。黄公望曾为中台察院掾史，曾一度被诬下狱，出狱后信奉全真道，古稀之年，云游来到浙江富阳，在富春江边的庙山坞结庐定居。元至正七年(1347年)，七十九岁高龄的黄公望开始创作《富春山居图》。他常年与山川与友，“搜尽奇峰打草稿”，历时七年，在逝世前夕才告完成。画卷高一尺余，长约两丈，这是最能够代表他艺术风格和个性特征的作品。
这幅画卷被誉为‘画中之兰亭”，元、明、清的画家都以能目睹为荣幸。此画一直在收藏家手中流传，许多人都把它奉为瑰宝，秘藏起来，不肯轻易示人。四百年来，该画历尽沧桑，现在已不知藏在何处。
茫茫人海，到哪里去寻找呢？乾隆虽然非常想看看真迹，甚至想得到它，可他也清楚，这是大海捞针的事情。
这件事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和珅知道了。他想，如果能得到这幅画，并把它献给皇上，就会更加得到宠幸。回到府上，和珅就派出心腹四下寻找。可是，几个月下来，连一点音讯也打听不到。
一天，和珅去看戏，这出戏演的是《狸猫换太子》，演到刚出生的太子被人用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换走时．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和珅想，在皇宫中，皇帝连亲生儿子被调包都不知道，难道我不能弄两幅假画来骗骗皇上吗？他知道，明、清以来，追摹黄公望画已经蔚然成风，安徽境内“黄山画派”中的诸大家，不断临摹黄氏名迹，刻意追求，已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和珅派懂书画的心腹去安徽请高人。在黄山脚下，打听到一位叫王其原的画师。据了解，王其原曾经看到过《富春山居图》真迹，并模仿下来，这还不算，他还临黄公望传下来的每一幅画图，对黄公望的笔墨变化心领神会，仿制黄公望的画已是炉火纯青。他自己也直言不讳地夸口说，临摹《富春山居图》，可以不假思索信笔画来。和珅的心腹目睹了王其原所临摹的画，感到非常满意，就把他请到了京城。
王其原进入和府，和珅要人好生款待，并让他在密室里作画。几个月后，《富春山居图》模仿好了，还制成了古色古香的样子。和珅拿出几幅黄公望的真迹相比较，也看不出破绽，心中暗自高兴。王其原要回安徽去了，和珅给了他许多银两，晚上，设宴为他饯行。王其原喝下一杯酒后，顿时腹中剧烈疼痛，这才晓得和珅要杀人灭口，可已是身不由己了。
第二天上早朝，和珅对皇帝说：“启禀圣上，我花了两干两银子，终于寻觅到了《富春山居图》真迹。”
乾隆得到这日思夜想的宝画，高兴得眉毛直颤，连声说道：“和爱卿献宝有功，朕要好好地赏你。”说着，乾隆把那幅《富春山居图》展开，摊到龙案上，左看右看，爱不释手。他看到笔墨苍古，是自己早已渴求的真迹，但又不放心，一边让太监把画卷拿到文武群臣面前，一边说：“众爱卿都来鉴赏一下，看看这画是不是黄公望的真迹？”
和珅是乾隆的第一权臣，他献的画谁敢说是赝品？再说，这画也画得实在太精妙了，谁能分辨得出真假？“真迹”、“宝画”，一个个赞叹不已。连独具慧眼的着名诗人沈德潜也不得不点头称是。
其实，《富春山居图》真迹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被鉴赏家、天津盐商安歧买去的。一七四六年冬，安府家道衰落，安歧将家中一批收藏品托求皇室傅恒出售，《富春山居图》真迹也转到了乾隆皇帝手中。乾隆反复观看，还叫内侍拿出和坤献来的那幅画卷，放在一起作比较，又传来一些懂书画的大臣一起辨别真伪。大概是那幅赝品画得太好了吧，加上大臣们又怕和珅的权势，何况乾隆皇帝都认为是真的．谁敢去推翻皇上已作的定论．就都说和珅的那幅是真迹。
乾隆把赝品当成真，反把真的当做了假，造成了真伪颠倒的“富春疑案”。
乾隆对那赝品的钟情一发而不可收，经常在宫中展阅，连出巡时也带在身边。
从一七四五年至一七七四年，他亲笔在画上题了五十多处诗文，印鉴累累。在他八旬正寿时，也忘不了再写上几句，弄得画上面没有一点空隙。乾隆至死也不知道受骗买了假画。
直到一八一六年，胡敬等奉嘉庆皇帝编撰《石渠宝笈》三编，富春山居图》真迹始得正名编入，洗去沉冤，疑案得以澄清。后来，《富春山居图》真迹因被火焚，一分为二。民国年间，后半段藏于故宫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国民党政府携往台湾，前半段藏于浙江博物馆。
国际间谍博物馆见闻
尹曙生
在美国华盛顿有一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博物馆——国际间谍博物馆。有人称之为是一家使无名英雄变成有名英雄的博物馆。现将刊登在《法学家茶座》中的《使无名英雄变成有名英雄的博物馆》一文摘登如下——华盛顿市区有一座六层建筑物，这是国际间谍博物馆。
十四美元一张门票。华盛顿所有博物馆都是免费的，为什么这家博物馆收费？
经询问，这是一家私人机构管理的博物馆。这家博物馆竟然开在美国FBI（联邦调查局）的旁边，难道它有什么来头？看过简介才知道，博物馆虽为私人管理机构管理，但是官办色彩很浓。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科技处为建处四十周年策划筹建的，管理班子人员都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退休高官。执行馆长俄尼斯托，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三十六年，担任过中情局与参议院的联络官，曾获得过中央情报局“优秀勋章”；博物馆董事会和顾问班子成员，也都是当今世界情报领域的拔尖人物。
博物馆建筑总面积五千七百平方米，几十个展厅，自二〇〇二年七月十九日开馆以来，到二〇〇八年已经接待四百多万人参观。看来，博物馆是能够赚钱的。博物馆展品大多数是从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家收集而来，部分来自间谍历史学家默尔顿的收藏品，共四千余件，都是间谍史上最具有国际影响的间谍技术、装备、秘密手段。
博物馆有三大看点：一是五花八门的间谍器材；二是重大间谍案件的成功与失败展现；三是博物馆提供间谍器具，让观众可以过一把间谍瘾，体验当间谍的神奇与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