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民间‘会匪”闹事严重的诸省之一，这年又出现“龙会”聚众造反。会首被杀数人，但会众抓不胜抓。于是河南学政邵松年奏请皇帝治心。此人乃帝师翁同龢的常熟同乡和世侄，在翁掌教的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时（光绪十二年），名列第一，其奏得上谕普发各省督抚执行，无疑获翁师傅臂助。
然而清帝及其文胆，为求全民“一道同风”，端出的文治教材，竟是皇帝的七世祖于二百三十九年前（顺治十二年）的《御制劝善要言》，且不说此书随即被满洲权贵鳌拜等弃若土苴．即如其中教化被征服的汉人士民甘做顺民的什么劝善格言．不也早被皇帝高祖乾隆敕编《贰臣传》之类宣称属于伪道德了吗？这时清廷却令各直省督抚‘重刻宣讲，以裨风化”，倘若真有效应，那不可能出现化士民为满洲臣仆的返祖现象，而只可能预先为慈禧政权堕为“洋人的朝廷”制造顺民。
至于光绪皇帝听从翁同龢师徒主意，为了整肃‘士习人心”，拿出的祭旗牺牲，竟是死去一百八十一年的毛奇龄，并且是毛奇龄晚年自毁其版的《四书改错》，则是为清代文字狱历九帝而不息而增添一起新例。翁同龢任光绪帝师傅近二十年，讲史是他授教的一门主课。他熟知清朝的统治政策史，并数度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总教习，而同邑世交邵松年更属入室门徒。如果说，邵松年要求光绪严禁毛奇龄《四书改错》的奏折，实为复述翁同龢的看法，应该没有疑义。
邵松年的奏折，全文洋洋近干言，首谓朱熹集孔子的道学之大成：次引康熙《御制朱子全书序》和乾隆六年查办谢济世‘肆诋程朱”的上谕，说是‘我朝”尊崇朱熹已列为功令。往下呢？就是控告毛奇龄《四书改错》非圣无法。
邵松年或说翁同龢，明知毛奇龄闻知康熙将朱熹升配十哲之列，即自毁《四书改错》书板，因此不仅幸免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劫难，而且也没有收入嘉庆元年重刊的《毛西河先生全集》，那以后也只有私刻单行本在坊间流传。令他们恐惧的，是同、光间石印书普及，“而毛奇龄所着《四书改错》，亦已洋印遍行天下”。
毛奇龄关于四书的着作，凡十一种，其中《论语稽求篇》、《大学征文》等多种，同样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靶子，在康雍乾三朝广为流传，而《四书改错》
不过是通行诸着的论点集合，为什么邵奏对诸着不予声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些专着已收入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或收入《西河全集》而未在乾隆朝遭禁。
翁同龢是久历官场的老政客，深谙趋避权术，怎敢冒犯康乾“列圣”而授人以柄？而要求清廷严禁《四书改错》的“洋印”本，既可进而株连毛奇龄有关四书的各种着作，又突显一个‘洋”字，杜绝可能借康熙曾表彰毛奇龄，而乾隆也曾以毛奇龄‘素有文望”，不欲对他声讨作理由，反过来攻讦翁、邵非议“列圣”。
光绪帝命各省严禁《四书改错》的上谕，除《光绪朝东华录》外，未见清末民初其他私修文史诸书记载。即使《光绪朝东华录》，也未见任何封疆大吏回应执行情况，包括自称最为关注“圣教兴衰”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倘说这与清日战争已经开打有关，却不尽然。谁都知道英法联军将咸丰帝驱出北京以后，满洲爱新觉罗氏的“家天下”就现败兆，同时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中崛起的湘淮军头，渐成藩镇割据态势，也使行省督抚权力膨胀。慈禧太后有本事把同治、光绪两名儿皇帝乃至宗室王公玩诸股掌．但要随心所欲摆布地方政军头目，早已显得力不从心，何况尽人皆知为傀儡的光绪帝。休说光绪和翁同龢之流，借着《四书改错》背离祖宗‘崇尚正学”名义，督责疆臣严禁，必然引发地方舆论骚动，正好与各省大小官僚视‘地方安静”为政绩表征的积习相悖，就说他们赞同清廷重申舆论一律的文化专制政策，也无法实现。一个从头到脚都烂透了的腐朽体制，能够如雍正、乾隆时期掀起文字狱吗？
从光绪上谕中得益的，只有毛奇龄。
它唤起了清末学者对久已淡忘的毛奇龄其人其学的注意。不信，请看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关于毛奇龄变节的批评。
对作家与革命的反思
林凯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法国着名的历史学家．出生于一八。五年．一八五九年逝世．仅活了五十四岁．这个年龄算不上英年早逝，更算不上长寿。他死后曾遭冷落，近几十年才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并走红，一九七九年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他有两本很着名的书，一本是《论美国的民主》、一本是《『日制度与大革命》，后者《『日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出版时恐怕对中国人更具吸引力、更敏感，因为中国『日制度有之，大革命也有之，中国人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反思自己国家遭遇时，自然也很想了解别国的人士是如何反思他们自己国家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人比较信奉这个道理．要讲中国人还有智慧和美德的话．这倒不失为是一条。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的感觉，是作者想到、看到的恰恰是我们没想到、看不到的。这说明作者比我们更理智、更敏锐，不被现象所迷惑。他在一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写给路易·德·凯尔戈尔信中道：“过去的十年中，我在许多方面都一无所获，但这十年给了我对人事的真知灼见和洞察精微的辨别能力，并未使我丢掉我的才智素有的透过众多现象观察人事的习惯，”托克维尔的话并非自我炫耀，我们从书中看到．他是从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角度，历史地、现实地理解社会、理解人与事，所以他的分析是人情人理。反观中国人会发现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从自我的角度来讨论社会问题，中国的知识界很有些人是这样，所以把偏激、偏见、不客观等等这些不理智的词汇冠给这些人．一点不为过。这些不理智的词汇在生活中的延伸，就是极端自私，以我为第一，其他人为第二；以我为真理，其他人为谬误。对不同意见者，志不同者，统统打倒，我们无论从中国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生活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整治知识分子的现象极普遍，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既对人又对事，以彻底打倒异己为最终目的。理性主义者是只对事不对人，不因人废言。因为人是变化的，其思想也是在不断的认识中发生变化。中国人认为变化者是机会主义者，一句话，就是不充许别人改正错误。而事实上，机会主义者有之，变者也有之，这是人之常情、常态。中国一些作家，一直发扬着革命斗争的精神，对知识本身不是以搞明白、学明白为目的，而是只知其一，就拿来作为批判对象的武器，包括专制、平等、自由、民主等词汇与概念，人们并不去考察研究它的历史与作用，仅是从字面上理解即用，这个习惯延安时期如此，后来一直被发扬光大。托克维尔说过几句非常精辟的话：“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我们细推敲这话，回味我们的历史，托克维尔何尝不是在给我们的历史做注脚，从这句话也可看出，凡不依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过于非理性的人来改造社会，就是在制造人间悲剧，甚至是一个国家未来历史的悲剧。控制人的思想不仅仅表现在不让你想什么，说什么。还有一种悲剧是自身造成的，就是你依据他的逻辑去思去想，被纳入他思考问题的逻辑轨道，而且越是名望大、地位高的人越容易造成你的轻信，他的危害就越大。这样的教训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在是太多了。
本书的第三编第一章：《到十八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托克维尔描述了法国作家们革命斗争的思想是如何深入民众．影响民众，描述了作家们的基本精神状态和基本思想，“他们不断关心同政治有关的各种问题：说真的，他们真心关心的正是这些。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则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的确，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把这些重大的问题作为进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对象：大部分人只不过是蜻蜓点水，聊以自娱；但是，所有作家都遇到了这些问题。
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着作中，从大部头的论着到诗歌，没有哪一个不包含一点这种因素。”在这段话里，托克维尔指出了当时作家的倾向，一是当时作家的创作都是文学政治，高谈阔论社会改造问题。二是大部分作家对社会改造的原理和研究不过是蜻蜒点水。也就是所知不多，一哄而起，作家摇身于社会改革思想家的行列，而且处处散布其主张和思想，并且把这种主张和思想渗入到各种文学体裁中。但是，当时他们的处境是怎样的呢？托克维尔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