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弄不懂的是，丁聪那么单纯，那么和善，毫无野心，除了想画画一无所求，为什么厄运就一直纠缠着他？直到他告诉我关于入党的那桩公案，直到听丁太太说，丁先生生前说他不喜欢美国人，就因为同美国人一起工作了几个月，弄得他一辈子也讲不清楚，我才恍有所悟。那几个月的“美国陆军情报局”工作经历，作为未结的公案，大约就是他厄运的源头。
据我几十年的经验，一个人档案里如果有了“问题”，这“问题”就始终伴随着他。中国的档案制度，别的方面如何，未曾研究，但有两条是十分严格的。一是个人档案始终随人，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而档案记载就是新的地方、新的单位对人判断的依据。另一个是无论过去多少年，个人档案从不解密。所以每个人对于自己档案里究竟记载了什么是绝不知道的。但是，一到运动来临，如果领导者因为不同的原由（或出于嫉妒，或出于报复，或出于成见，或出于交差等等），要把某人当作“革命对象”，只要从档案（其中除了“内查外调”得来的材料，也包括“向党交心”的思想汇报、先前写过的检讨材料或他人检举、汇报的言行材料）里摘取若干，交给“革命动力”（各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就足够了。丁聪的档案里既然记录了在“美国陆军情报局”工作的存疑经历，每次运动里“牵头皮”就无可规避的了。
这种猜测有无依据？无从求证，但作为佐证，不妨以我另一位前辈朋友为例。
他是我在新华社工作时的上级——副社长李普。他于一九三八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华日报》当记者，后来又是刘邓大军的随军记者，开国大典那篇报道出自他的手笔。他入党后的经历清清楚楚，就连他要结婚，对方是谁，对方家庭情况，要不要举行婚礼等诸般事宜，都是向周恩来报告过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在中宣部任副处长（那时中宣部没有局，部长下面就是各处），地位不低，但因为他岳父一个当年的下级，据说后来当了台湾潜入的特务，到过他的岳父家，而家住苏州的岳父又到过北京，住在李普家，于是，这样拐弯抹角，李普也成了“特嫌”。审查了两年，没有结论，戴着“特嫌”的帽子离开了中宣部，至今未闻“甄别”。一九三八年入党的李普，只是因为妻子的父亲在他家住过，便立案审查；尚未入党的丁聪，在那样一个机关里干了近半年，自然更不会轻易放过了。在丁聪的档案里是否有“特嫌”
之类的记载，丁聪不知道，我更不敢妄揣。
不过以李普的遭际推论，大概也不会太离谱儿。
前面说到玛霞女士带来的那些漫画，恰恰同丁聪这段“说不清楚”的历史有关。
其实，如果我们能像今天这样承认当年美国陆军到中国来是帮助中国抗日，那么美国陆军情报局的心理作战处，自然做的是抗日心理战的工作。丁聪说他在那里就是画抗日漫画，应当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一边倒”的国策，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就成为除了苏联是“无私援助”，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帝”，必然包藏祸心，抗日是假，反共是真。所以，丁聪那段经历就成了洗刷不尽的‘历史污点”。
玛霞带来的墨迹漫漶的几帧漫画，正是丁聪在“心理作战处”所画。那些漫画，在丁聪，是为抗日尽力，不曾署名，也不曾想藏之名山以传其人；论用途，是发到敌占区，鼓舞沦陷区人民抗日、瓦解日军士气的，不曾在大后方或解放区报刊上发表。所以，丁聪既无法找到证明人，也拿不出证明自己工作的证据。可是，不知怎么，美军心理作战处却带回了一些当年印制的漫画传单，这些埋没已久的陈旧传单．恰好又被美国某家图书馆（是否玛霞工作的国会图书馆，因我不曾问及，未敢遽断）收藏，恰好又被美国的丁聪艺术研究者玛霞发现，这才复制了一些带来中国。真可谓无巧不成书。
一帧漫画，画的是一只穿着日军军服的大蝗虫，据桌大嚼，窗外还有一群蝗虫等着分享，桌上摆满酒肉鸡鸭。桌旁站立的是肚子饿瘪的中国百姓。画上写道：“中国大敌是蝗军，他们一来一大群。猪羊鸡鸭齐宰杀，还把米麦搬干净。对待皇军勿客气，饿坏妻儿悔恨迟。”
另一幅画的是一只只凶恶的蝗虫，留着仁丹胡子，穿着日军军靴，踏在瘦骨嶙峋的中国百姓身上。画面上用粗体大字写道：“蝗军吃完我们的粮食，打倒万恶的鬼子皇军”。还有几行稍小的字，写的是“我们种田没饭吃，长了五谷饿肚皮”：“皇军不除，我们饿死”。
再有一幅，画的是无数百姓拿起铁耙追打蝗军。大字写道：“杀尽皇军，人人安乐”和“蝗军皇军，贪婪毒恶，害我农民，抢我五谷。送给鬼子，不如烧却，合力同心，大家团结，杀尽皇军，人人安乐。”
同样题材的还有两幅号召坚壁清野的。一幅画着老百姓把食物统统埋藏起来，青壮持枪卫国，老弱携妻儿逃难、奔走四方。另一幅画着老百姓把粮食埋藏起来，拒绝给“蝗军”提供粮食。画上写道：
“勿把粮食，供给皇军。有了粮食，他们不走。赶走皇军，人人足食，个个平安。”
余下两幅漫画，揭露日军烧杀抢掠的罪行，在中国人民的尸骨上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宝座。
抗战时期，我在成都出生。丁聪画这些漫画时，我已进小学了，虽不知道这些漫画，但对把日军称作‘蝗军”却有很深的印象。我的父母都是教员，他们编过一些儿童歌舞剧，教孩子排演，当年也曾出版印行。内容大多是抗日的。其中一出叫《蜜蜂的花园》写一群‘蝗军”残害花园，蜜蜂们奋起抵抗，消灭了万恶的“蝗军”。
记得“蝗军”
上场时的唱词是：“我是蝗军，我是蝗军，最逞强。
威风凛凛，威风凛凛，谁敢当！我们都凶如虎狠如狼，我们都如强盗赛魔王。肚子空虚，肚子空虚，饿得慌。
闻到花香，闻到花香，喜洋洋。大小儿郎同去，大小儿郎同去，干一场！”而蜜蜂们保卫家园时所唱的则是：“蝗虫太猖狂，妄想占我好地方。拔出我们的剑，冲上前去杀一个，你来一个杀一个，你来两个杀一双，任你蝗虫有多少，杀你片甲不还乡！”
中国的抗战是全民的抗战，所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共产党占领区的军民在抗战，国民党占领区的军民也在抗战，美国盟军到中国同样是为了帮助抗战。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民族的大义是不应该以党派论是非的。丁聪在心理作战处工作的性质，这些漫画，应当是确凿的证据了吧。一辈子没说清的问题，应该算是说清楚了。未结的公案也应当可以了结了。可惜的是，公案了结之时，已是丁聪去世一周年之日，是否需要“更正”、“昭雪”，并不重要了。
一个政权，为了自身的安全，或许不能没有调查或审查，但在一方固不能证其无，而另一方也不能证其有的时候，掌权的一方，妄加怀疑，甚至因怀疑而猜疑、而枉加之罪、而滥施惩处，这种唯我独革，怀疑一切，背离事实的偏见，已经超越了使用公权的合理性，其结果必然要伤及无辜。这样的教训是应该牢牢记取的——无论是谁掌权。
我所知道的李正文（上）
张惠卿
在苏联劳改营九死一生
李正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屡建奇功。上海解放前．他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三位委员之一。我这里记述的是他在苏联的遭遇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对敌斗争的不平凡的经历。
李老这位忠诚坚定的共产党人，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遭遇，那就是他曾在苏联被内务部逮捕关押，在劳改营经受了近两年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是极少数得以平反出狱的幸存者之一。斯大林当时的所谓‘大清洗”．冤死的不仅是无数苏联本国党政军各界的干部和群众，还有很多外国的革命同志，包括我国一大批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生，以及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极为优秀和忠诚的共产党人，却被强加予‘外国间谍”“特务”的莫须有罪名，作为“反革命罪犯”投入监狱，不少人惨死在劳改营中。斯大林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这一段惨痛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九一八”事变后，李正文从沈阳的东北大学逃亡到北平，在清华大学借读。
一九三二年参加北平“左联”（左翼作家联盟），并很快被选为执委兼理论部长。不久又从‘左联”转到‘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担任执委兼研究部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用岳光的笔名编译了多种苏联有关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和小册子。
一九三三年十月，李正文经北平‘社联”党团书记宋劭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社联”的党团成员．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当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党组织经常举行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和公开讲演等冒险活动，把党员群众和进步力量公开暴露在国民党特务面前。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开始，白色恐怖越来越猖獗．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社联”、“左联”等进步团体也陷于瘫痪状态。一九三四年五月宋劭文被捕，整个‘社联”的活动被迫停止，李正文已无法待在北平了。
约在此事发生半年前，李曾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认识了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的刘一樵。刘和李经过多次交往，彼此之间都比较熟悉，刘也知道李的共产党员身份。在‘社联”停止活动后，刘就向李提出，愿不愿意去苏联学习，李当即表示愿意去。一九三四年八月间，刘带李到六国饭店会见一个苏联人，在座的还有一位名叫肖项平的中国人，据说是苏联情报系统在华的负责人之一。那个苏联人问李到苏联去想学什么，李说希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就说，那就派你到莫斯科去学习理论。
肖项平带李正文到了上海，办理去苏联的手续。在上海停留了三个月，肖要李抓紧空余时间设法提高自己已掌握的英、日文水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李正文乘上去苏联的轮船，先到海参崴，后转伯力，在伯力又停留了约一个月，到达莫斯科时，已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了。
在莫斯科接待李正文的是苏联国防部的一位叫阿基莫夫的少将（此人在我国北伐时曾来华担任过军事顾问）．阿基莫夫把李送到莫斯科郊区的赫姆基无线电学校．要他学习无线电课程．实际上这是一所培训情报人员的秘密学校，李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因为他在北平时讲好是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经过反复交涉，校方最后同意李的请求，为他专门开了列宁主义问题的课，同时也要他学习其他课程，包括如何识别日本的军种、兵种、各种武器弹药的性能和作用等知识。在这个学校和李同一班级的共有八名中国学员，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同时结业。李原有较好的英、日语基础，在学习期间，他又很快掌握了俄语。
结业以后，李被单独转到莫斯科的另一个叫马拉霍夫卡的郊区，住在一幢专门接待外国共产党代表的国际宿舍大楼里，等待分配工作，这幢大楼又称国际招待所。
先后来到这家招待所的中国人连李在内共有六个人（四男二女），为了保密，他们相互都用俄文名字称呼，李的俄文名字是瓦夏。最后到的一位取名叫罗莎的女同志，是刚从上海来的，她原名吴先清（刘鼎同志的夫人），是中共老党员，长期为苏联搞情报工作，与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有来往。
在这个招待所里，他们的生活条件较好，除吃住外，每人每月还发一百卢布零用钱。有的人就经常进城去吃喝玩乐，甚至喝得酩酊大醉回来。李正文则始终洁身自好，烟酒不沾，也很少去莫斯科城里闲逛。他总觉得应该利用空余时间多学点东西，所以几乎成天关在房里看书学习，主要是钻研俄文和理论。他和大家的关系都处得很好。但万万没有想到，可怕的厄运正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来。
一九三七年夏季的一天，吴先清对李正文说，她发现那个叫索妮的女同志经常偷偷地给上级写针对他们几个人的诬告信，指控他们是反革命。吴还说，今天乘索妮不在，她找到了一批诬告信的底稿，叫李快去看。李看后大吃一惊，其中讲到李正文的部分是这样说的：
瓦夏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五一劳动节，大家喝酒庆祝，而他怎么也不肯喝；瓦夏不想看到苏联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经常待在房间里，不愿到莫斯科城里去参观：瓦夏为了掩盖他的反革命政治面目，买社会主义建设公债最多，捐给西班牙革命战争的钱也最多。
实际是李不乱花钱，把每月的零花钱省下来，因而买的公债和捐献的钱就比别人多。索妮的信里还说：
“瓦夏懂日文，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长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务。”她写吴先清和其他几个人的诬告信，也都是满纸荒唐，全是造谣。
李正文完全没有想到，世上竟会有这样卑鄙到不择手段来陷害别人的人。他和吴先清都气愤极了，当天等索妮回来就和她大吵了一架，从此见面也不说话了。
当时正是苏联大清洗时期，斯大林大搞肃反扩大化，全苏联处在极为恐怖的气氛之中。不仅是苏联人，在苏联的外国人也感到人人自危，李正文他们也感觉到了。当时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已经大张旗鼓地宣传．声言要发动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声势浩大的运动。
斯大林公开号召，要大家“大胆怀疑”，提供‘人民敌人”的材料，说什么只要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也是我们需要的。
于是在全苏联掀起了一片诬陷狂和告密狂，造成不仅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共产党人遭逮捕，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或学习乃至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纷纷被捕，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一批接着一批遭到苏联内务部逮捕和审讯，差不多都是被指控为‘日本间谍嫌疑”，而西方人则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嫌疑”。
住在国际招待所的六名中国人，除那个不断写诬告信的索妮外，都先后被捕。
李正文懂日文，在劫难逃。吴先清则因她来苏联时途经日本，并在那里停留了若干天，也硬说她是‘日本间谍”。五个人中他们两个是最后被捕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招待所那个一直和他们联系的翻译通知李正文和吴先清，说领导要找他们谈话，并一再要他们多带点衣服和日用品。李虽意识到可能要逮捕他们，但自认为自己完全清白，反正很快就会回来，就和往常一样，什么也没有带。中途换了一次车，从黑色车换成了内务部的黄色车，直接开进了莫斯科鲁别克监狱。
据说这个监狱关的都是“要犯”，关李正文的牢房里已有近十个人挤在一张通铺上。他们见李进去，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给他腾地方。李当时认为他们都是真正的‘人民敌人”，而自己则是因误会被捕的人，同他们是敌我关系，故装聋作哑，自始至终不和他们搭话。但他们仍然亲切地向他介绍，说他们都是苏联的驻外大使，这个监狱的规矩是如何、如何的，并告诉他，如果你的问题严重，就要留在这个监狱里，如果不严重，就将被送去布德里斯克监狱，然后押到劳改营。但不管什么情况，都不会被释放，还要判刑，至少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