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日本人在非亲属集团内部的鞠躬，并非形式——正如日本文化看起来非常注重形式，插花、茶道、剑道、书道无不如此，就连武士道的切腹也讲究先从哪个部位下刀，但这些形式无不在传递着它们的本质内容。鞠躬到多大程度，多少时间，或者讲话用不用敬语……无不在显示此人在集团内部所处的位置，他第四章相异性（她）应该做什么日本茶道礼仪和不应该做什么，他（她）应服从谁和谁应服从他（她），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这种等级关系使日本人的集团具有潜在的类似军事组织的特性。
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六）
尚会鹏先生一语中的：“准军事组织式的等级结构、个人的服从献身精神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整个日本就是一个大的家庭式的组织，天皇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师傅’，一亿人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战，干出了惨绝人寰的侵略行径。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的狂热、上世纪90年代的奥姆真理教事件、日本媒体经常披露的因不堪学校中的欺弱而弁学乃至自杀现象、日本式集团的活力和效率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等，这些表面上看互不联系的事情，均可在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上得到统一的解释。”（见尚会鹏着《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对于日本人视为最高生命价值所系的非亲属集团，各国学者历来有不同看法。在西方世界，在明治时代后不久，日本宪法的制订者伊藤博文等人访问英国时，就日本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征询大哲学家斯宾塞的意见。斯宾塞认为，在日本传统社会结构中有对民族幸福无比有利的基础，务必加以精心保存和培育。对“长上”（长辈、上司）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特色。日本能够在其“长上”的领导下踏实地向前迈进，而且，还可以使日本避免那些在盛行个人主义的国家里不可避免的困。
明治时代的大政治家们对于斯宾塞的这个回答非常满意。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则多数持批评态度。
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英国经济学家岁纳德·多尔所着的《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英美模式VS日德模式》一书（李岩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多尔的书中，虽然很少涉及日本的历史与文化，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日本人的集团观和处世态度。在一个经济学家的笔下，他所要考证的非亲属集团，自然主要是公司与企业，他有兴趣的更是所谓“雇员至上的公司”
（日本模式）和“股东至上的公司”（美国模式）之区别。
多尔认为，在美国，企业经营者首先考虑的是股东的利益；日本则首先考虑企业雇员的利益。换句话说，美国崇尚的是个人主义，股东个人的利益是至上的，企业的目的就是要使股东受益；日本则崇尚一种团队精神，所以是集体主义的，他们认为只有维护了企业内部这种团队精神，企业才会有生命力，股东也会受益，如果损害了团队精神，就会影响企业的活力，最后股东也会遭到损失。多尔称后者为“人本资本主义”。多尔对这一“人本资本主义”却又不以为然。他在书里写道：人本资本主义真的对于人类那么美好吗？在真正现代的劳工合同中，工作者出卖自己的工作，但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信奉，然而雇员至上体制使日本人把从出生到退休的整个一生时间，都花费在被迫的竞争中，首先是进入公司，之后是在公司中的提升；为此，他们不得不牺牲自由、个人特点、人的感情和创造力、文化追求、在家庭和社区中充当有用的角色…
以精神的贫乏换取物质的丰富。
一直是高速发展的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已…现颓相。多尔此书正是在这之后写的，言中行间，颇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在日本近代历史上，自鸣得意的情绪可能只有两次广为蔓延：一次是在1942年，从攻陷新加坡到中途岛之战；另一次就是80年代末泡沫膨胀时期。当时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日本脚下，加利福尼亚州一半的短期贷款都来自日本，三菱集团拥有了洛克菲勒中心，同时美国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论述日本将和平统治世界的可能。到90年代末，日本人恢复到他们的正常状态，就像古人所教导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
不管如何批评日本社会结构的非亲属集团会产生多少负面因素，人们却很难否认，与西方国家比起来，“雇员至上的公司”使日本一直保持较低的失业率，企业内的家族式的人际关系使日本社会的罢工、游行等劳资纠纷，远比欧美社会少得多。个人对集团的高度的忠诚心，充分的敬业心，也包括怦然在胸的惕惧心，避免了在“二战”结束后社会剧烈转型期可能出现的无序化，使日本走上一条较为平稳和代价较小的现代化之路。
多尔指出的“日本模式”出现的危机，与它获得的巨大成功，皆来自这一模式白身的特点。这实际上是日本式资本主义与欧美型资本主义矛盾的反映。后者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为基础，前者则保留着传统社会中个人对集团的家族式忠诚和对权威、高位者的服从。在哪个国家，哪个阶段，一定该采取哪种模式，或者说唯有哪种模式才是对的？如同老婆是不是合适，鞋子是不是夹脚，只有自己才知道，许多时候外面人很难说清楚。即以多尔所赞赏的美国人所习惯的“自由”而言，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工作当然是好，合则百鸟朝凤，不合则门可罗雀，也当然是市场化最有效率的表现。但其实，在美国，有多少老板能有如此弥勒佛的雅量，又有多少普通人勇于表现这一候鸟般的潇洒？在日本所处的东亚各国中，“重集团，轻个人”不仅是日本社会的特征，也是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化传统。在这一文化传统下，国民长于配合而短于独立，精于模仿而拙于独创。国家适合搞白上而下的指令性科研，比如“两弹一星”，搞白下而上的独创性科研却比较困难。
一个例子似乎也证明了这点——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人提出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软件工业，因为软件开发几乎不要资金投入，只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就行，正好符合中国资金短缺、而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但到现在为止，中国的软件工业并没有搞出多大的精彩成果，除了外国人不搞的中文软件，我们没有拿出任何独创性的软件产品。尽管软件开发投入少见效快，昔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居然也没有一个擅长搞软件开发。
由此，仿佛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都是日本模式而不是欧美模式；其各自社会中非亲属集团，同样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如日之恒，如月之升。无怪乎有些好事的文化人出来，将日本和这些国家、地区一揽子打包装了，并标之以“东方儒学复兴”的招牌，到急欲发展、求贤若渴的中国极力兜售，也曾混得了好几年的热酒好菜下肚……
大而化之总是容易的。
东方儒学能不能也用克隆技术，使其活回到当今的东亚大地，这是期许，这是神话，这是策划，这还是梦呓？都只能另说。
尽管在“重集团，轻个人”上，亚洲“四小龙”与日本有些相似，但因为民族的特殊性与国情的复杂性，后者所表现出来的内涵不同，其正负面特质，均大大强烈于前者。
斗争哲学与大和之邦（一）
去日本社会观察，相信外国人第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秩序。
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60000人的会场上竞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更别说一个饮料罐了。当时在场的许多记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次日，世界上好几家报纸不约而同在头版上用了同样的标题：“可敬、可怕的日本民族！”
在东京许多路边卖鲜肉食品的小店里，卖的鸡肉和鸡杂都是最新鲜的。每天一大早，人们开始在西海岸杀鸡，然后用冷冻车运到东京，送到每个小店一般都在中午前后，正赶上主妇们回家做晚餐。而这些杀鸡的、开车的、摆小摊的都是个体户。每天要杀多少鸡，卖多少鸡，几点几分送到哪个小店，都有一个严格的安排计划。
小到东京肉食品店里的鸡是这样，大到汽车也是这样。日本汽车工厂的仓库总比其他国家的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一般由小厂分别生产的需要加工或装配的零件，总是能按时送达大厂的流水线上，因此不需要太大的仓库。
大人是这样，孩童也是这样。
一位中国学者有一次和大阪大学的一位教授乘地铁，此时已过了上班的高峰时刻，车上很空。到了一站，上来一群有老师带队的小孩。他们都很活泼，健康，天冷女孩还穿短裙。中国学者注意到，上车后孩子们就自动紧挨个地站着，列车行驶或停靠站台时彼此间有些推搡，他们也不去空座上。学者大惑，教授告诉他，他们这个年龄，上车是不准坐的，即使有空位也不准。这件小事让中国学者久久难忘，回国后几乎逢人便说……在国人内部水到渠成，如果是向外国人展示，那就更似孔雀开屏。
参加过日本人组织的集体活动的外国人，都会对日本人集团内部高度协调的特点有深切的感受。今年4月在爱知县开展的世界博览会上，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使人如乱花迷眼，目不暇接，却又让各国游客感到起伏有度，舒弛有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日本时，曾对日本高度协调的接待工作大加赞赏。他不无幽默地说：“同日本比，美国在这方面只能算是第三世界。”日本社会的这一秩序感，是否可用“各忠其事，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来表述？这一秩序感，显然是在天安门广场看国旗升旗仪式时也有不少垃圾留下来的中国人难以做到的。
大大咧咧的美国人就更不要说了，或许与日本人比较接近的是德国人，但日本人仍要强过德国人。
在许多外人眼里，这一几近天然、发白血脉，犹如蜂飞蚁走般刻板却又精确的秩序感，已经完全成为了大和民族从昔日的武士到庶民，从今天的大臣到公司职员的生命里一套缺之不可的形式。
前面曾说到日本文化里有很多看似刻板的形式，比如花道、茶道与鞠躬。日本刀也一样，美国学者本尼迪克曾以《菊与刀》概括日本文化的要义，透着简练、纯粹的日本刀，在菊海霜天中跃行，要表现的莫不也是这个民族一种独特的秩序感？
据报载，日本着名影星、有着日本周润发之称的中井贵一在参加国内何平导演的电影《天地英雄》时，谈到他对中日两国武侠的看法：“中国剑客使用的剑法大都是比较华丽且动作比较绕，而在日本的武士电影中，武士的刀法大都是走直线。”
他的这段话曾让我琢磨良久：在日本社会中不少看似形式刻板的东西可能更接近于本质，而在中国社会里是否有不少流光丽影、大轰大嗡的东西，可能更容易沦于明日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