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日本所有的主要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一张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与裕仁的合影。在这张由美国摄影师拍摄的照片里，后者戴着眼镜，身着正装礼服和条纹裤，领带笔直，两手垂在身体两侧，立正般地站着。而身材高大的麦克阿瑟，身着敞着领口的军制服，没扎领带也没戴勋章，一双手插在后腰上。两个人都向前望着镜头。这年裕仁45岁，麦帅有50好几。与麦帅比起来，裕仁更显得是个小个子。再加上有几分拘谨与恭顺，他的模样颇为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战败国家的形象；而麦克阿瑟，则随意得像在自家的后花园里，裕仁天皇与麦克阿瑟充分表现了来自征服者的信心。其实，征服者的信心是不是的。1945年10月，在麦帅的参谋班子所提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中，就列举了保护天皇的必要理由：“为了保证和平占领和复兴日本、防止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利益，有必要对所有在欺骗、威吓和胁迫下做出的宣战决定，以及随后发生的有关天皇立场的事实加以整理。“如果这些事实足以建立起不容置疑的抗辩，那么就（应该）采取积极行动，阻止将天皇作为战犯的控告和起诉。”
随后，麦克阿瑟在发给白宫的一封电报的结尾处．预言了如果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可怕后果：对他的控告无疑会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巨大的骚乱，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统合的象征。排除了天皇，日本就会瓦解……很可能就需要供养一支百万的军队，无期限地维持秩序。
本来裕仁就要走下神坛了——他有很明显的面部痉挛，而且走路时右肩不停地抖动，右腿稍微向外撇，脸上总显得有些紧张，似乎能掌控一个神国的他，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脚。金粉已开始簌簌地掉下来，一个肉身的人就要显现，但他一下又被请了回去。
1947年夏，裕仁又开始了巡幸。御用列车和汽车行列比战前更为庞大，每次出行也更加精心策划、耗资巨大。无论走到哪里，一度被盟军禁止的太阳旗几乎遮天蔽日，它们飘扬在房顶上，或是在数千名高呼着万岁的欢迎者手中挥舞。头戴深灰色卷边毡帽、身着同样颜色服装的裕仁，常常摘下帽子，微笑着向人群致意，人群顿时为之疯狂，许多人动情哭泣，或者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万岁”向前拥去。仿佛经神性之光一触，许多人的眼睛像阴晴之问的雨点一样闪闪放亮。宫内府的官员和警察以身体架起一道道围墙，没有人能触摸到天皇，但是他们只要摸到天皇的车身就感到非常高兴……
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种景象，会以为那场“圣战”不是输了，而是赢了，此刻全列岛正为它的胜利而举行壮丽凯旋；而了解情况的人，大概会在这片热烈的景象中听到一番告之以世界的潜台词，即“日本战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一切。日本人仍然拥有天皇，这是我们的骄傲”。
或者说，这是以天皇的巡幸无声地对抗正在远东军事法庭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民政局的盟军官员保罗.J.肯特被指派跟随天皇到本州巡幸。他的第一份报告就记录了该巡幸团的巨大规模：近百名官员和侍从，无数的日本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及摄影师，“不管是列车，还是地方的公共汽车或者小汽车都有他们的座位……他们跟随着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现“这一大群拥护者、追随者、勤务兵和管家随行”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负担了巨额经费”。
他还写道：几乎天皇一行经过的每条街道都被重新修建…一（并且）他停下来视察稻田和农田的地方都被铺上了地板并支起了天篷。用鲜花和树枝装饰的柱子、门和拱门矗立在广场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桥的路上。他用手触摸过的栏杆被用布包了起来，他走过的路都被铺上了席子。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巨额资金被投到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事情当中…一这对于一个濒临财政崩溃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正当的。
总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盟军最高司令部，终于开了两只眼。1948年1月12日，其下属的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传旅行”，理由是宫内府官员违反了盟军最高司令部数项指令的精神，他们举止傲慢且不民主，日本官僚机构明目张胆地滥用公费，为资助天皇巡幸征收了不合理的税金。
（见赫伯特·比克斯着《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两岸的皇帝们（五）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及赋予驻日美军特权的行政协定同时生效。盟军最高司令部被撤销，占领结束了。成千上万的美军开始回国。仅仅一个多月后，即在6月，裕仁就参拜了伊势神宫，7月参拜了明治神宫。8月，对战殁者进行了表彰，10月6日，恢复了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真可谓大气长舒，一气呵成。白此直至1975年，裕仁共八次参拜靖国神社。
赫伯特·比克斯教授对此评论道：就好像既没有发生过占领，也没有发生过改革一样。裕仁完全漠视了靖国神社因为起到向战争注入宗教激情的作用而被从国家系统中废黜的事实。最有意思的是，在对那场侵略战争历史的清理中，那些曾主张侵略并顽强抵抗到底的日本人，把他们的军国主义观念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
同时，极少数反对那场战争的人或厌战者，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思想归之于天皇，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示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
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站出来谴责天皇，包括那些被俘后愿意和盟军合作的人在内。据说，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堆积如山的审讯战俘口供中，只有区区3份委婉地表示对天皇的不满，其中有一份是：“保留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者，只不过是个傀儡”。
对所有的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天皇超越一切。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
1989年1月7日清晨6时33分，在国民111天以来陷入的长时间悲痛情绪之中，在皇族成员的守候下，早就染上了某种肠道疾病的裕仁，终于回天乏术，魂归大行，他活了远比一般人多的86岁。
时任首相的竹下登发表了官方悼词。他宣称在裕仁任天皇的62年动荡的岁月里，裕仁“一心祈求世界和平和国民幸福，日日实践躬行”；“在那场违背他意愿爆发的大战中，他不忍见国民为战祸所苦痛下决心，奋不顾身作出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
昭和时代远去了，日本人对于天皇制的绝对崇拜却没有远去，至今仍是日本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坚硬的基础。
其实，中国人当年对现代迷信的狂热就一定过去了吗？
在今日的一些网站上，你可以看到大量恍若隔世却强硬如弩的文字——有人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反对了，当时的那批知识分子不划成右派，中国就没有右派了；有人说：如果没有“文革”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中国早就像前苏联一样被“和平演变”，今天也就红旗落地、分崩离析了；
又有人说：这20多年来，许多出版物里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负面的描述大多被夸大，充满了情绪化，这批中年以上的作者里很多人不可信……
如果说，因为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剧烈转型，社会深层矛盾日益凸现，有些弱势阶层、弱势群体的人们感到迷茫、失落，因而有些怀念起当年那个亿万人民共吃一口大锅饭的“美好时光”，这多少还让人同情、理解，并寄希望于党和政府倾听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声音，加快制定、落实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与和谐的发展；但以上这些暗藏玄机的文字，似乎有要逼近那个陈年纲领的意味——即当今的中国仍必须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便让我心惊肉跳了，而且我相信也会有许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不寒而栗！
值得深思的还有，在消费主义与新八卦翻江倒海的网上，有兴趣去坚韧地发布这一类文字，作者决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不“随波逐流”，而“忧国忧民”，他们在事业上大概至少有14K金的品相，可能其中不少人，这十几年里还去过西方。他们在充分享受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好处后，却对“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将要吞噬红色中国的前景忧心如焚！
他们必定年轻，上午十一点钟左右的太阳。除了没有与这个饱经苦难与忧患的国家一起经历负重、跋涉的历史，今天他们几乎什么都拥有了。我不免想，当我们这代被称为“老三届”的老家伙也曲终人散了，他们将会怎样诠释20世纪的中国，又将怎样去为国家效力？如是想去，真有点不胜唏嘘……
不仅仅是现代迷信，许多中国人在心头对皇权也有一份驱之不去的迷醉。但与日本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和服从有所不同，它的内涵要分析起来，还比较复杂。
至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好像没有哪个年代如近些年一样，如此集中、大规模地让中国历代皇帝从尘封的典籍与阴沉的陵穴中走出来：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明太祖，尤其是对清朝皇帝，其宏大与精心，有条不紊，扎实推进，仿佛要在中国文化史上架构一个最值得骄傲、最具有纪元意义的影视工程用杂文家章明先生的话来说，此情此景，可谓“康雍乾祖孙三代大闹新中国”。
中央台播，地方台也播。黄金时间播，非黄金时间也播。电视上有，音像店里也有。编剧编得海阔天空，导演导得大江东去，演员演得如痴如醉，诚如《康熙王朝》的主题歌里唱道：“真想再活五百年！”而亿万观众也在一片黄袍如风、翎带如雨中，还有飞蝗般密集的“皇阿玛”、“主子”、“老祖宗”、“奴才”的彼此称谓里，目不暇接，神魂颠倒，乐此不疲……
两岸的皇帝们（六）
其实，清朝的皇帝离当代的中国人并不算太远，关于他们的“文治武功”，无须花太多的精力，便可以查到——
这个王朝的序幕，便是从暴戾开始的。其肃杀与凛冽，远甚于入侵者在马背上带过来的北方严寒。清军人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37载，这才初步平定中国。其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五千一百六十五万零四百五十九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净减2/3。满清统治者下令汉人剃头修辫子，改装易服。所经之处，无不张贴：“今有不剃发易服者，非我朝子民，一律格杀勿论。”对此，顾炎武说这是“亡天下”，是“兽食人”；王夫之则说，对于满清侵略者极其帮凶，“杀之不谓不仁，夺之不谓不义，诱之不谓不信……”
于是，在剃头与反剃头、占领与反占领之间，便有了明末清初那段“天崩地裂”的历史，着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80余万。大凡清军经过之地，可谓“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在一些学者和文人们的眼里，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在他们的解读与描述下，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其中，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着的历史特征。
真实的情况则是，康雍乾三朝在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小修小补，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只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帖耳听命于皇帝一人。虽然康熙时代企图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以提高官员队伍的道德水准；雍正则“两手抓”，一手是“养廉银”的设计，另一只手是严刑酷法，期待以此保证朝廷政风的廉洁与勤政；但因为视之为祖传衣钵的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迟迟不动，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而本可引人人才活水的科举制度，到了康乾时代，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这使得康熙、雍正的以上措施，在当时没有收到多少积极的效果，相反还失去了这个政治制度自我疗救的最后机会。
在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过号称明朝最大贪官严嵩的数十倍；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乾隆中叶以后，官僚队伍的腐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坤这样位至“宰辅”，深得皇帝器重的重吏大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赃银之巨大，赃物之奢华，可谓空前绝后。腐败必然导致灭亡，鸦片战争起中国屡战屡败，其原因看起来是西方有着坚船利炮，可实际上清朝这一积弊丛生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内囊。
言论环境自由的程度，深远地影响着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文字狱，毁灭和摧残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力和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
在清朝，清廷虽有组织修编《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辞书之举，但当时就有人看出来了，一个叫王播的书生说，清廷“名为修书，而古书亡矣！”。根据近人的考证，在修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焚毁的古籍总共不下10万种！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贽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
到了康雍乾三朝，祖孙三个一条路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字狱造下来，一个比一个凶悍。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必须要避皇帝的名讳，否则都是“大逆之罪”。最后，连“清风明月”四字用了，都会叫你人头如蒜头一样落地。凡涉及“悖逆”文字，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降职甚至处斩。康熙年间发生的庄廷栊案，700多人被杀，18人被凌迟处死，庄廷栊等两人虽然在案发时已死，仍被开棺戮尸。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文字狱，处斩128人，吕留良虽死去多时，仍被“挫骨扬灰”。乾隆在位60年，制造了120起文字狱，几乎一年两起，残杀数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