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惜这既非奇门，我请教了一下经济学家，世界上还没有仅靠抵制一国的产品就能把这个国家给灰飞烟灭了的先例；亦不属利器，很可能还是小泉首相正等着的一件“反利器”——
已经有长期研究日本的资深专家分析：白民党的主要政治对手民主党不久前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胜，已经直接威胁到小泉的政治生涯。小泉在激怒邻国，尤其是激怒中国上愈演愈烈的主要目的就是逼迫中国作出强烈反应。中国一旦做出强烈反应，日本舆论就会一片翻腾，民主党内部重视中国和对中国强硬的不同派别，就会发生分化甚至分裂。此消彼长，小泉和白民党就能重新取得明显的政治优势。
“伪悲情”者肯定是大量存在的。
看过网上流传的前年西北某大学学生反日游行视频的人可能都注意到，在队伍中确有不少面容严肃、坚毅，显然胸燃一腔怒火的青年，但也有不少参加游行的学生谈笑风生，红颊生涡，就像是陕北农村的年轻人的抗日情绪少男少女去赶一个大集，或是西方盛装的绅士、小姐去参加圣诞晚会，在他们脸上看不到一点悲情的影子，似乎他们并不在乎要“仇”什么，只希望能“与子同仇”，与大多数人一起“仇”，他们像是因为愿意分享“和你在一起”的感觉而参加游行的。
这种具有精神意味的仇日情结，已若即若离于仇恨目标，上升为共同从事一种爱国壮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只有“合群的白大”，当个体融人一个无边无际的群体时，个体就会感到力量的膨胀，肉身的不朽。在社会剧烈转型的今天，部分年轻人和社会边缘人，因对社会的种种不公而满腹牢骚，因对未来命运的难以预测而深感个体之渺小，而仇日，或许便是他们时下唯一能在大街上排泄牢骚、摆脱渺小的一项“伟大事业”。“伪悲情”者们大多数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潜意识的。但自觉的、非常理性的“伪悲情”着，现在也屡见不鲜。
在国内发行量据说早已过百万册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发生爆炸事件后，“当时在美国使馆门前的抗议人群中，有一名大学生向记者气势汹汹地痛斥了美国的傲慢思维，即美国认为应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当这名学生继续高声谩骂时，采访他的记者紧着问，他打算这样骂多久。这位年轻人就事论事地回答说，他在这儿待不了多长时间。他解释说，他必须回家准备即将到来的(仁考试——美国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
1996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并去北京大学演讲，当时有7名学生提问。他们与克林顿“交锋”的一幕，在美国一些政界人物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在当天对美国记者说：在中国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它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对此美国必须加以关注。陆士达先生最然多虑了。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三）
近些年，北京大学每年有将近40%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在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赴美留学成功的人数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20%。据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刘明利先生4月13日在搜狐教育网2005年高校招生系列访谈节目中回答考生问题时说，在北大目前形成了出国和在国内读研究生、就业三分天下的～个局面，理科学生多一点，但基本上是各占1/3。有北大学生戏称自己是“寄一托(CJ仁E、工OFEL)的一代”。在清华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很多学生在大二、大三的时候不是去上基础课，而是手里捧着新东方的“红宝书”准备“寄一托”考试。已去了美国的一位清华学生的经验之谈是：“能在本科毕业时出去，就不要在本国读研究生。”《中国青年报》曾经在清华校同做了一个随机采访，被采访的18位清华学生中，明确表示希望出国深造的有14位，另外4位视情况而定。在被问到是否会回国时，表态坚决回国的只有3位；还有3位说现在是倾向于回国的，但不敢保证以后会有什么变化；表示要看情况再作决定和不打算回国的各有4位。
从1999年起，为了支持北大、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国家分3年累计单独给北大、清华各拨款18个亿。18个亿，也许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需要的资金可能还差得很远，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绝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这是一种额外的投入，一种特别的预算。但在18个亿和更多的投入之后，中国的高教宝塔尖上却日愈陷入一个怪圈——投入最多的地方，摩肩接踵的去国者也最多，国家最宠爱的青年，与国家“bey-bey”也最急不可耐。
据说当克林顿的面指责美国人权状况之恶劣的一位女生，本科毕业后两年，即打出“翻天印”来，她不但去了美国，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纽约时报》曾经报导的一个小消息亦很能说明问题。
某日一位领事面试了几十个要求赴美留学的年轻学子，他们来自国内不少着名高校。他们所有人都保证在美完成学业后一定回来效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但“9.11”事件后美国对外国人人境卡得特别紧，而且所有人都未能获得美方学校的全额奖学金，领事先生全都拒签了，唯有一个人例外。他说，自己出国是为了学习“造更好的假肢”，美国在这方面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技术，他的母亲因残疾而使用国产假肢。领事长吁了一口气，愉快地在这个年轻人的护照上敲上了准予入境的大印：“小伙子，你说的话是我一上午里听到的最好的故事，祝你成功。”这消息在互联网上木胫而走，此后的几天里，来申请签证的人，几乎有一半都说要去美国是为母亲学习“造更好的假肢”……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时下一些年轻人，尤其是部分白命为“天之骄子”的年轻人，从外面看他们有着那么坚实的“爱国主义”之壳，可观其言察其行，他们也是有厚实的一团“肉”包在里面。
这“肉”便是几乎无处不在的心机，几乎无时不在的考量的利益。
他们是善于观测政治风标的气象工作者，又是善于揣摩对方心态的心理分析师。无论是站在美国大使馆门前痛骂，当着克林顿的面指责美国恶劣的人权记录，还是在美国领事面前诉说一个有关东方传统道德里母慈子孝的故事……他们都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一番话里所包括的弦内之音和弦外之音，在场的听众及可能不在场的听众。
像为了人类的光明而辛勤劳作于地下几千米的矿工，他们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空开掘出自己的最大现实利益与潜在利益。又如杰出的小品演员，在每一个特定的时空里“情真意切”地Show完了，打动了听众，感染了观众，当一片掌声响起之时，他们退场后很快便做同了自己，他们不会打算按Show里自己信誓旦旦说的去做，也不会因没有这样做而有一丝内疚或不安。
由一个特定的时空转向下一个特定的时空，比如由“反美”到“亲美”，他们如变色龙一样衔接得自然而又光滑。如果出现障碍，这可能会导致内心分裂，人格扭曲。而他们不可能如此，他们从来以为自己是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或者说是最能适应时代变迁的一代人。这些年里，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年长者感慨：如果这一代人真都像他们这样，那么，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
“可怕”的含义，要琢磨起来绝不简单，但其中必有一条是——
这些喊起来总是遏阻流云，说起来仿佛总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精英”们，又因为总是比一般的老百姓有着较多的“话语权”，因此往往容易被政府，也被外国人视为民心的激荡，民气的蒸腾，使之成为政府的掣肘，从而不得不对外采取强硬立场，使国家在国际矛盾与冲突中的同旋余地大大减少，其结果则可能是国家被不必要地推到严重危机，甚至擦枪走火，逼近武力边缘。
重闻历史往事，往往不禁会有历经劫波之后再翻检少年时代日记的感受。
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苏两党论战中，双方都高拳“马列主义”大旗，引经据典以论说自己的正统与纯洁，对方却在离经叛道。但开始双方均较克制，彼此致信都以“亲爱的同志们”相称，彼此都完整地公开发表对方的文章。随着论战的不断升级，“火药味”才日益浓烈，先是彼此往对方头上扣各种大“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