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曾宪瑞先生主编的《中国年度歌词精选》，纳入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文学作品年选系列出版，已有多年，在文学艺术界，尤其在音乐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个选本每年要从面世的数千首歌词作品中筛选出二百多首结集，其涉及面之广，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好在主编曾宪瑞既是一位著名的词作家，又是一位资深的编辑家，既对词坛现状有颇多的了解，又对编辑业务有颇深的造旨，因此，这个选本一面世就受到词界的好评和欢迎。
《2006年中国歌词精选》即将付梓，主编约请我作序，我欣然命笔，也想借此契机谈谈歌词的走向问题。
关于当代歌词的走向，我曾有过一种判断：“歌词须具备一定的格式，这就比诗多了一层限制。有人成功地利用了这种限制，写出的歌词极富韵律美；也有人试图打破这种限制，写得挥洒自如，这或许便是新潮体歌词的由来。窃以为两种写法各有短长，前者重意境，后者重感觉，就看哪种写法更适合词家抒发情意，表达意图了。”
这番话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篇歌词札记中说的，从那时起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看来，总体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也并不如预想的那么乐观。
当时的感触，显然是因一类歌词的词风某种突变而引发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新潮体歌词。所谓“新潮体”，是由于那时对突然出现的不按常理出牌的歌词无以名之，也一时无所适从，就这么姑且称之了。如今这类歌词已司空见惯，且衍生出不同变体，这是后话。
这次词风的突变是歌词文体的一次“革命”，确切地说是歌词意识的一次革命。它的始作佣者应当是台湾的罗大佑，是他的那首《明天会更好》，问世于1986年初。当它在第一时间传到大陆的时候，给我的震撼可以用目瞪口呆来形容。我想不到歌词竟然可以这般写法。它颠覆了以往约定俗成的叙述方式，以意念包容意象，使心理的外化过程如行云流水，不露一丝痕迹。很快，便察觉者众，省悟者亦众。在大陆，当年就有《让世界充满爱》紧随登场；接着，又漫天遍野刮起了“西北风”。在港台，则自此“词风大变”（庄奴先生语），流风所及，涵盖时空，至今竟是一统天下的局面。
然而，大陆毕竟不可与港台同日而语。时至今日，“新潮体”虽不再被视为新潮，却并没占据词坛的主导地位，至多是在通俗歌曲领域与港台尚有一拼。
出现这种格局并不难理解。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大陆歌坛有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近来又增加了原生态和组合，前者偏民族，后者偏通俗，仅就歌词而论，似仍可视为三种）。而美声和民族唱法，天然就与传统写法的歌词有血缘的亲近。
但问题的实质并不在这里。这样说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目前词坛的现状。
从“西北风”刮过以后，其间虽也有以《涛声依旧》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歌词登高一呼，但从整体走向上看，却是越来越“俗”，越来越功利主义。是的，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似乎丢失了什么。
在美声和民族歌曲方面，目前最走红的歌词是“赞美体”，通篇是华丽辞藻的组合，竞相在拣好听话上下功夫。早年有过常用歌词二百句之说，而今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及的是词汇更显单调贫乏，诸如红、火、喜、乐、美、好、福、庆、圆、和、亮、彩等等，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文章人人会做，巧妙各有不同。
通俗歌曲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从前两年的《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开始，就死劲儿往俗里走，《喜唰唰》、《猪之歌》们蜂拥登堂入室，比的是谁更能恶搞，更无厘头。
这两种类型的歌词已是当今的时尚，且愈演愈烈，看不出罢手的迹象。它们看似走的是两极，词作者们的心态却如出一辙，都抱定了同样的目的：通过迎合某类受众群体的欣赏口味和消费需求，名利双收。
热闹归热闹，歌词艺术的探索创新之路并不会因某个时期的边缘化而止步。这是由艺术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具体地说，当年那场“新潮体”词风变革的余波，依然深刻地启示着我们。我说的是一种精神，它超越了歌词样式和写法的界限。即使在美声和民族歌词领域，也许更注重的是意境而不是感觉，但浮华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人尊敬和叹服。更何况是本来就给飞翔的思绪留有广阔空间的通俗歌曲呢。
所以这两者的走向也应当是终极意义上殊途同归：不靠媚俗哗众取宠，而以品格赢得人心。
这不仅是心愿，更是现实。我们在许多歌词，尤其是尚未谱成歌曲或已谱成歌曲但还没有流传的歌词中，不难看到唐诗宋词元曲的风韵，也不难看到《明天会更好》的后来者。他们等待的也许只是机会。
如果说在历史进程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世风决定着文风的命运，就让良知在坚守中永不放弃。
如果说奇迹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产生，那是偶然里面包含着必然。
鉴往而知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明天会更好。
王晓岭
2006年10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