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枫
接到宪瑞先生约我撰写此篇序文电话的时候，我忽而意识到，他所主编的《中国年度最佳歌词》曾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三册，去年改为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今年的《2005年中国歌词精选》（以下简称《精选》已是第二册了。作为当今惟一一种由专家选编、专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公开发行的歌词选本，毫无疑问，《精选》大致能够反映出2005年内通过文字、歌谱与音像出版、电台广播与电视传播等方式在社会上产生过不同影响的歌词创作的概貌，显示出一年来几代职业或非职业歌词从业者们在创作上取得的新收获。据此，该书所具有的认识价值、资料价值等等，恐怕都是不言而喻的了。
毋庸讳言，在未曾读过此《精选》的情况下要为其写序，我一时心头一片茫然……而在久思无果之后，我忽而想起了宪瑞先生在电话中发出的一声感慨：你知道吧，选编这么一本歌词集，有多难呀！而对他的此番苦衷，我实在深有同感。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各地以内部资料形式出刊的歌词报刊，虽然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的繁盛局面相比，的确数量少了许多，但在近年来又一直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下，约略一算，也足以够得上是林林总总了。可问题在于，当你想从这么多名目繁多的歌词报刊中发现几首让人眼前一亮的歌词新作时，却往往并非易事。尤其作为一名以选稿为己任的编辑，每当收到一种新出刊的歌词报刊，总是满怀期待，急切想从中选出其中的几首能在刊物上正式选载，但反复品读，多方比较，往往仍难以遂其所愿。
其实，对于一首歌词新作而言，至少两种素质是应当具备的：其一，情感的真切动人，这是由歌词同音乐结合后必将直接转化为听觉、并应当对心灵产生尽可能强烈感染力的内在潜质所决定的，不可忽略，故有文采而无真情或用文辞去伪造真情者，均不可取；其二，表述语言语境色彩的多样化与新鲜感，是体现作品独创性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正是透过这些与众不同的语言，才容易捕捉到作者对生活现象独到的发现，才可能使作品独一无二。
但在翻阅这些歌词作品时，分明洋洋洒洒一期刊物或一片歌词，数量委实可观，但其中不少似曾相识、缺少个性，在语言表述上也往往是人云亦云、相互雷同者，不在少数。此类令人读起来都颇觉十分乏味的歌词，其例证并不少见，且几乎比比皆是。而其中最突出、最常见的“跟风走”的写作惯性，至今在一些作者笔下依然风光未减，便是十分典型的实例——君不见一个口号出来，便会有众多作者趋之若鹜，纷纷上阵，竞相迎合，于是，雷同化、概念化与人云亦云便势所难免了。不客气地说，这种歌词创作上的失语现象其所以绵延如此之久，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对此，乔羽先生就直言不讳地说过，“我是歌德派，但我不是迎合派，因为盲目迎合不会有真情实感，迎合实际上是一种投机心理。歌颂和赞美更需要真情实感。”这段话真可谓是一箭中的、入木三分。与此同时，个别作者在歌词中随意杜撰词藻、词难达意的现象，也同样时有所见，实在让人深感无奈。前不久在一个公开出版发行的音乐期刊上，就发表了一部大型声乐作品中选出的一首歌曲，其歌词果真令人莫名其妙、百思难解。例如，“星空中流星奔流威音外，夜里蝴蝶跌入梦的紫衣裳”，“荡叶翻荡碧波色依依，落英坠落红尘惊冥冥”，“银河月央央水中印，爱染语关关数天惊奇”等等。诸如此类让人读起来都晦涩难明、不知所云的文字，要让其诉诸于听觉、让听众一听即懂，那实在是自欺欺人。我不知众位诸君面对此类文字有何等感慨，至少作为步中国现代歌词百年后尘的我等，面对此类只能算作蹩脚难懂的文字堆砌成行来冒充歌词的产物，除了觉得愧对先辈、无地自容之外，便只能为被污秽的歌词艺术而悲哀。
应当承认，当今的歌词艺术遭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指责是屡见不鲜的，而仅仅以上我们所指出的这几点又足以证明歌词艺术所存在的问题是确凿无疑的。如若究其原因，我以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急剧变化，使得艺术商品化的一面在我国内地空前鲜明地显示出来，而歌曲这门最具大众特征、往往可以拥有亿万受众群体的听觉艺术，一俟获得传播其所产生的广泛效应带来的强烈诱惑力，又使得各种不同类型的写作者都纷纷跻身于歌词，而这种在利欲驱使下的浮躁心理同艺术需要的潜心独创又总会是背道而驰的，故而在歌词中总会产生一些应时、以至媚俗的作品，这既在情理之中又让人不能不深感遗憾的事实带给歌词艺术的会是什么，的确值得深思。其二，同样，新时期的到来使艺术重新获得了生机，但长期封闭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的作者在素质上准备不足、创作上的仓促上阵这一局限，便显得异常突出，时至今日，歌词从业者们在文学底蕴、艺术修养上的参差不齐始终未曾得到根本改观，加上上述社会心态的影响，便使这一问题成了当今歌词创作的软肋所在。比起现代歌词的开拓者李叔同、胡适之、刘大白、刘半农、徐志摩、黎锦晖、郭沫若、田汉、光未然以到公木、贺敬之、乔羽等等星汉灿烂的先行者们，除了沉思，我想，还应当有许多未曾触及的课题。其三，编辑的眼力与水准是决定刊物面貌、作品优劣的先决前提。对于一位称职的编辑而言，审稿与改稿是不可缺少的两大业务环节。审稿是对来稿价值的一种判断，是决定能否发表问世的关键，是对编者艺术鉴赏力与审美取向等等水准的实际检验；而改稿则是对来稿进行加工、润色促使其更加完美的程序，同样是对编者艺术才能、文字功力等等的实际考核。所以，实际上一些人云亦云、缺乏艺术个性的歌词屡屡出现，看来不能仅仅只是作者自身的问题了。最后，对于内部印行的歌词报刊的收费问题，不便一概而论。但我以为如果对作品优劣不分、又只字未动却要一律用同一标准收取这样或那种费用，势必会造成交费者一律刊用，这就会加剧以次充好、良莠不整的混乱局面的出现，从而使优秀作品流失而去，这种易于造成遗珠之憾的做法同样应当十分注意。
我们不能不坦诚地看到，当今的歌词界当然不乏大家，但就整体而言，歌词作者艺术素质的亟待提高，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对此，乔羽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我们现在歌词界还有一个不够的，就是歌词界一些人的文化水平太低，不要说中国的整个历史，就是中国的一部文学史也不太懂”，他们“素养太差，不管哪方面的素养……他甚至也不是美学家，他鉴赏能力也不是很高。”这些话语语重心长，值得深思再三。
同诸多姊妹艺术比较而言，歌词实在是一个小小的门类，而且由于其社会功能是要与音乐结合、并获得广泛传播之后，才能真正充分体现出来，这就无形之中弱化了其独立存在的生命力。尤其是今天，当“创作型歌手”，“音乐人”等等已将歌词纳入歌曲从创作、编配、演唱、制作与传播的一体化生产程序之中，这方面的问题则更加鲜明地凸现了出来。然而即使如此，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歌词艺术总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这又是无可更改的规律。
就一般而论，序文，大抵都是褒扬的文章，而我在这篇序言中却对歌词界的某些现象做了一些批评，也许这样做会不合时宜。但是，缺少理论、缺乏批评的艺术只会是死水一潭，不可能在不断获取的生机中求得健康发展，这又是无可怀疑的。我只愿我们的歌词事业能够在日益活跃的理论批评中呈现更加繁荣生动的新局面。
2005年10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