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共写了30多个官场故事，涉及中国大半个省市的100多名大小官吏，上自皇帝、太后，下至佐杂、小吏，举凡军机大臣、太监总管、钦差大臣、总督、巡抚、臬台、知府、知州、知县等等，无不应有尽有。这些官吏，虽然权势有大小、地位有高低、手段也各不相同，但都是无官不贪、见利忘义、视钱如命之徒。他们“千里为官只为财”，认为世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是一种“买卖”，而做官则是种最好的“买卖”，情势再坏“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因此，他们丧心病狂，竟然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出卖矿产，吞没赈款，克扣军饷，贩卖人口，残害人民，出卖祖国以至最后出买自己的灵魂。有的甘受“十年寒窗苦”，以换“金榜题名时”；有的为换一幅红顶花翎不惜倾家荡产。他们一旦大权在握，便把良心藏起，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敲骨吸髓，搜刮民脂民膏，然后或暗中行贿、或公开加捐，以求升迁，如此周而复始，官越做越大，“生意”越搞越红火，钱越捞越多，心越来越黑。舒军门仅克扣军饷一项，每年便可捞银上百万两；两位钦差查办案件，仅玩了个“只拉弓，不放箭”的把戏，200万两便揣进了腰包。官生意确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且官越大而利息越高，赚钱越多，因此各级官吏为升官发财，无不极尽其能，干尽所有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勾当。冒得官为保官并升官，竟将亲生女儿作为礼物送给了上司羊统领；候补知县瞿耐庵为了得“优缺”，让50多岁的老妻竟拜了个20多岁的制台府丫头为干娘；胡统领奉命“剿匪”，唯恐送命，一路花天酒地、逍遥耽搁，但为了邀功，竟将无辜百姓当“强盗”任意屠杀，放肆劫掠之后，“奏凯班师”回朝，并借此谎报军饷38万两据为己有；徐大军机的女婿尹子崇更胆大包天，私将安徽全省矿产以100万两贱价卖给外国人中饱私囊。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不仅轰开了清朝闭关自守的国门，而且打开了封建官吏们的眼睛。他们在资本主义所谓“物质文明”面前，望钱欲狂。加之大清政权已摇摇欲坠，统治集团已四面楚歌，朝不保夕的恐惧是日胜一日，他们精神极度空虚，除终日畜生般的吃喝嫖赌之外，已是别无他求。他们要满足这种醉生梦死生活的需要，一是要有权，二是要有钱。因此，他们不顾廉耻，把对升官发财的无耻追求，作为他们终身最大的要事，乃至不惜血本、破釜沉舟、死而方休。作品写出了晚清官吏见钱眼开的共性，同时也写出了他们的个性，使作品达到了千姿百态，呼之欲出的效果。如同是贪得无厌的赃官，但他们贪赃手段却五花八门。何藩台因分赃不均而与胞弟大起内讧，闹得满城风雨，丑声四扬。傅钦差贪赃手段却十分隐蔽，他表面上“清廉”得出奇，可说衣衫褴褛近乎乞丐。他新任浙江巡抚，声称“力除积弊”，矫正世风。在其“言传”、“身教”之下，杭州大小官吏争买破旧衣服，打扮得“如一群叫化子似的”。其实他“骨底子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在一次作副钦差时，竟贪赃10万两。华中堂则更加高明，他“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但“你送他古董顶欢喜”。他仅收鼻烟壶就达8000多个，每个至少值上千两银子。他还用受贿的古董开了个古董铺，凡行贿者必须买他的古董他才受贿。如此周而复始，一个古董便是一棵摇钱树，不知多少银子摇进了他的装钱柜。作品中同是不学无术的昏官，却都一个个昏得千奇百怪。深得制台赏识的“洋务”毛维新，仅能背诵过了时的《江宁条约》和把辫子剪短。候补道田小辫子为显其能，经搜肠刮肚献计于制台的谋略竟是：不准兵士“吃饱”，打仗必须勇敢；把兵士的眉毛“剃去一条”，便于捉拿逃兵；给兵士“一齐画了花脸”，可以吓退外国洋兵。其高见实在荒唐愚蠢得令人啼笑皆非。藩台施步彤（“实不通”谐音），竟是个别字大王。制台贾斯文（“假斯文”谐音）说是个“拔贡”出身，且做过教官，但他居然卖弄道：“我有一本王羲之的《前赤壁赋》，？？听说还是汉朝一个有名的石匠刻的。”其荒谬程度，恐怕连田小辫子也望尘莫及。作品不仅反贪官，而且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在位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作者让她自供道：“通天底下一十八省，那里来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说，我也装做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那么一件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她有时派钦差大臣“查办”，其真实意图却在“某人当差谨慎，在里头苦了这多少年，如今派了下去，也好让他捞回两个”。钦差也便心领神会，查来查去，最后不是因其“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是以其“官小的晦气”等草率了事而满载而归。慈禧太后不仅允许并纵容官吏贪赃枉法，而且她本人还是个超级贪污犯，每笔赃款至少是在10万两以上。这直言不讳的大胆揭露和批判，是直插正高踞宝位、独揽朝政的晚清官场罪魁祸首慈禧心脏的利剑和匕首。这令人惊讶的一笔，使作品升华为彻底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佳作。作品不仅抨击了晚清官吏无法治理内政的能力，而且鞭挞了他们丧失保卫祖国的能力，批判他们数典忘祖、认贼作父、卑躬屈膝、甘当洋人的奴才和帮凶的罪行。他们认为：“那一国的人做了皇帝，他百姓总要有的”，“他百姓固然要，难道就不要官吗？没有官，谁帮他治理百姓呢？”所以，“他们要瓜分，就叫他们瓜分”。国人与洋人发生冲突时，“第一是弹压住百姓”，第二是保护好洋人。如有个洋人打死了中国一个小孩，还疯狂叫嚣“贵国的人口很多，？？打死一个小孩子值得什么”。这激起了湖南长沙人民的公愤。但结果凶手逍遥法外，湖南巡抚反被“不能镇压百姓，由着百姓聚众”的罪名革职，由一个与洋人“对劲”的赖养仁（“赖洋人”谐音）取而代之。这些，正是晚清政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两道臭名昭著的可耻“圣谕”的具体体现。李伯元以他如椽的笔，为这个卖国政府的卖国政策做了形象的注释，而且把这伙卖国贼的嘴脸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使他们遗臭万年。
作者在书末把晚清官场比喻为“畜生的世界”，不但表达了他对这个官吏集团绝望的心绪，而且对其已是深恶痛绝，并“一心要救救中国”，且深信“二十年之后”，中国一定会“换了一个世界”，一个“先前那一班畜生一个不见”的“太平”世界。可是，他苦苦求索，却找不到救治的良方，甚至连他自己也“跳不出”那个“畜生的世界”。这是李伯元的悲剧，也是当时整个一代人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在5000年文明史上的一大悲剧。作品问世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对国民的觉醒，对清廷的灭亡，对以后呼唤正义、揭露官场黑暗的谴责小说的创作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
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是话本小说。它产生于唐代、成熟并盛行于宋元。它原是“说话”艺人在讲故事时所用的底本，后经文人加工整理成为了通俗的白话短篇小说。唐代敦煌写卷有《庐山远公话》和《韩擒虎画本》，这是早期的话本。宋代话本开始盛行，并有刻本流传。根据说话的科目，话本可分为小说、讲史、说经等数家。小说家的话本，元代以后又称作“小说”，如清平山堂刻本的《六十家小说》；讲史家的话本又称作“平话”，如《五代史平话》。话本一般以叙说为主，中间插有诗词，故又称作“诗话”或“词话”。明代文人摹仿话本体裁创作了大量白话短篇小说，后人称之为“拟话本”；而讲史类的“平活”，则发展成为了“演义’。由于封建统治对通俗文学的歧视，宋元话本大都散失，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小说”类尚有40余篇，分别收集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龙的《三言》等集之中。
“小说”话本从现实生活获取题材，形式短小精悍，内容新鲜活泼，深受群众欢迎。它以爱情、公案两类作品为多，成就也最高。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已有较多的市井细民成为了作品的主人公，并表现了他们对封建势力的反抗精神，尤其突出了妇女在斗争中的坚决和勇敢。《碾玉观音》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是这类小说成就较高的作品。公案一类作品，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有的还表现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直接斗争。《错斩崔宁》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是这类小说中较有特色的作品。“小说”话本在艺术上比之以前的小说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很注意故事情节的动人，为吸引听众下次再听，往往选择引人入胜之处突然停止，这也是后来章回小说分回的起源。它已开始运用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且已出现有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有时还通过富有戏剧性的人物对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讲史”话本本身成就不高，但对后来的历史小说等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的《大宋宣和遗事》已初具《水浒传》的一些主要情节，《三国志平话》已具备了《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和基本倾向，《武王伐纣平话》已有《封神演义》的苗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西游记》的创作提供了最早的根据。
在语言运用上，敦煌变文和唐话本虽间有俗语，但它仍以浅近文言为主。至宋元话本，它才通篇采用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并从民间吸收俗语、谚语、成语，通俗、生动、形象。话本小说白话文体的运用，开辟了我国文学语言特别是小说、戏曲语言的******，它使文学更接近人民、贴近生活，从而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以及其它艺术特点，更成为我国小说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后来小说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文人模拟话本形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拟话本”，特别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使话本小说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最早的话本小说集
最早的话本小说集是明代洪楩在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所编短篇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六十家小说》）。它分为《雨窗》、《长灯》、《隋航》、《欹枕》、《解闲》、《醒梦》等6集，每集10篇共60篇。今传本均为27篇，（不包括现代作家阿英发现但未刊出的两篇），由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残本3册35篇和宁波范氏天一阁旧藏残本3册13篇合并而成。其中有宋人作品12篇，明人作品11篇，被冯梦龙收入“三言”的10篇。此书是研究话本小说最为可靠的资料。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市民的生活状况、思想意识和欣赏情趣。这些市井人物纷纷成为了作品的主角，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优秀的作品对封建吏治的黑暗与腐败多有揭露。此书基本未经刻书人和其他文人加工润饰，其结构、文字虽显粗糙，但保存了话本小说的原始形态和风格，对研究话本小说颇有价值。
最早的说唱诗话小说
最早的说唱诗话小说，是宋元间刊印的话本小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取经记》。它开了小说说唱艺术这一文体。其作者不详，分为上中下3卷，共17章。小说叙述唐玄奘与神通广大、智勇双全的白衣秀才猴行者历经36国，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西天取经胜利而还的故事。作品富于幻想色彩，是明代著名小说《西游记》故事的最早雏形，也是研究《西游记》的重要资料。
最有影响的文人白话短篇小说集
最有影响的文人白话短篇小说集是明代文学家冯梦龙（1574—1646）收集、整理、加工而成的“三言”和凌濛初（1580—1644）收集、整理、加工而成的“二拍”。“三言”指《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3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二拍”指《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它们都是作者收集、整理、加工而成的话本小说集。“三言”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话本小说集。它每部40卷40篇，共收作品120篇，大多为明人拟话本，少数为宋元话本，其中也有冯梦龙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表现城市市民的思想情趣。《喻世明言》是“三言”中最早问世的一部，其影响与成就都具有开创的意义。“二拍”每部40卷40篇，共收作品80篇，除重复一篇和杂剧一篇外，实为78篇。其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除几篇根据民间故事写成的较好外，其余均不及“三言”。“三言”、“二拍”在写作上，大多“在于选择话题，借一事而构设意象，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不过数十字，记叙旧闻，了无意趣。在小说则清谈娓娓，文逾数千。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化神奇于奥腐，易阴惨为阳舒，其功力亦实等于造作”。其语言均用口语写成，通俗易懂。它的问世，即明人拟话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白话小说已由民间创作进入了文人创作时代。它对我国以后文人小说特别是文人白话小说的创作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最著名的拟话本小说
最著名的拟话本小说，是明代冯梦龙（1574—1646）收编在《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它是发生在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一个真实的故事。明人宋懋澄于1600年闻此事之后8年，即1607年创作了《负情侬传》，后由冯梦龙改写成了话本小说。太学生李甲游教坊司时结识了名姬杜十娘。十娘出身微贱，沦落为妓，备受屈辱，但渴望自由和爱情。她与李甲相识后，情投意合，终日相守。当李甲囊中金尽之后，贪酷的鸨母则百般刁难。杜十娘与鸨母进行了有力的抗争，企盼早日跳出火坑。鸨母明知李甲无钱，却答应李甲只要以300两银子作赎金，便可接十娘出院，并限期10天。李甲遍告亲友借贷无着，后在十娘的帮助下筹足了银两。这时，鸨母虽有悔意却无可奈何，只好将十娘和李甲赶出了院门。李甲怕父亲不容自己娶妓而归，于是与十娘计议暂居苏杭。起身之日，十娘姊妹都来送行，并送一小箱以壮其行。二人行至潞河，舍陆乘舟至瓜洲，十娘月夜讴歌，惊动了邻舟风流少年孙富。孙富出身徽商，家资巨万，窃慕十娘貌美，便邀李甲过船叙谈。孙富向李甲极言烟花之辈用情不一，它日必会招惹是非，使你终无立足之地，吾愿以千金买你十娘，你可怀金回家见父。重财轻义的纨绔子弟李甲深信所言极是，回船说与十娘，十娘悲愤不已，深感世情恶、人情薄而慨然相允。次日凌晨，杜十娘着意修饰，梳妆得华艳照人，李甲与孙富均喜形于色。杜十娘亲自检看了孙富的银两后，当众又将自己的小箱打开，原来其中的翠羽明珰、瑶簪宝珥、玉箫金管、夜明之珠价值不下万金。受尽熬煎、刚烈果断的杜十娘，愤恨填膺，悲痛欲绝，将所有金银尽抛江中，并大骂孙富、痛责李甲，尔后愤然投江自尽，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无情地鞭笞了那些重财轻义之徒，愤怒控诉了罪恶的封建社会，从而维护了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理想。最后，李甲痛悔成疾，孙富也奄奄而亡。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杜十娘这个光辉的女性形象。她那非人的不幸命运，引起了时人与后人的巨大同情；她钟情专一和刚烈果敢的性格，更鼓舞了无数的中国女性。作品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被改编成了多种戏曲，久演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