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鼻烟的来历
在中国进入清朝康熙时期，一位德国作家在莱比锡发表了《鼻子渴望的贪求》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文字：“全世界都兴起了一个可笑的、荒唐的习俗——吸闻鼻烟。所有的国家所有阶层的人们，都吸闻鼻烟；从最高的帝王，直到最底层的贫民。我有时感到惊奇，君主、男仆、贵族、贫民、干零碎杂活的小工、伐木工人、差役、小官吏、乡绅们，都打开鼻烟壶，用手蘸鼻烟吸闻。这一习俗流传到妇女阶层，贵妇们也吸闻鼻烟，以至洗衣妇们也模仿着她们的主人。不管男女，人们都吸闻鼻烟，这样他们的鼻子经常是肮脏的，像沾满了灰尘，而他们却荒谬地称之为是时髦的装饰。”那么，这个使全世界都变得荒唐可笑、荒谬绝伦的鼻烟，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顾名思议，鼻烟不同于吸烟。它变卷烟以火点燃用口吸食为将烟草碾成粉末加工后以鼻吸食，从这点上来说，它确实是自烟草产生以来的一次革命。相传，16世纪中叶，有一位欧洲烟草商人因经营不善，使大量烟草积压库中，发霉变质。正在这位烟草商人望着大量积压的烟草心头如焚，感到绝望的时候，他却在悲痛之中，凭着其灵敏的鼻子，嗅到了从发霉变质的烟草中散发出来的另一种味道。他觉得这种味道很奇特、很诱人，他的鼻子也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感受，于是，就禁不往贪婪地多吸了几口。在他不断地吸食中，又一条生财之道在他天生的商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不久，这位差一点破了产的烟草商人便向世人宣布：他利用烟草发明了一种新的烟——鼻烟。从此，人们不必再用火去点燃卷烟，不必因烟雾弥漫而使他人生厌。这便是鼻烟产生的种种说法之一，真实与否，无从查考，却又不无道理。实际上，真正的鼻烟是先选用优质的烟草碾成极细的粉末，然后再配兑香料和各种名贵的麝香等药材，经过精细加工，再在蜡丸中密封陈化数年才能正式使用。说到鼻烟离不开烟草，烟草原是产自美洲的一种天然植物。美洲的土著人在生活实践中发现了其可以以火点燃用口吸食，在喷云吐雾之中，烟草似乎可以使艰难劳作的辛苦和劳顿得以缓释。
按照传统的说法，15世纪末，欧洲的探险者在踏上美洲大陆后不久，便发现了当地土著人吸食烟草的习俗，他们仿效土著人，也学会了吸食，并从中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于是在他们离开原始的美潍大陆的时候，除了财宝，烟草也成了其重要的探险收获。16世纪初，探险者们第二次踏上了美洲大陆，又发现了当地土著人吸闻鼻烟的习俗，并且也把这个习俗带回了欧洲。后来，欧洲的探险者们又通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经印度洋进入太平洋，来到了在欧洲人盼传说中是珠宝铺满地，金银堆成山，富饶美丽的东方。他们首先把烟草带到了今属菲律宾的吕宋岛，然后又带到了日本、朝鲜，最后分两条途径传到了中国：一条是由日本、朝鲜传到中国东北，后人称之为关东烟；另一条是由吕宋岛传到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明代末年有一位名叫张介宾的名医，他在《景岳全书》中说：“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后自吴、楚地土皆种之……”另有清初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称烟草为“淡巴姑”，是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福建的。还有其它种种说法，恕不多列，但它们都在说明，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才有烟草。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也有了鼻烟。
那么，烟草或鼻烟果真是在明代万历年间才传入中国的吗？一则关于蒙古族闻鼻烟的传说，否定了这个论断。
据传，在元代我国蒙古族便流行有吸闻鼻烟的习俗，而蒙古族的这一习俗，又是一位西藏人带来的。传说在西藏南部萨迦地区有一位叫八思巴的高士，十分仰慕成吉思汗的文治武功和雄才大略，不远万里，历尽千辛万苦来投奔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也一向重视学识渊博的人，便力排众议，任命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在拜见成吉思汗时所进献的重要礼物，便是西藏人很珍贵的鼻烟。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那么我国吸闻鼻烟的习俗便不会是传统观点中所说的那样是从外国传入的，而是一种“土生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习俗。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推测，即当时西藏和蒙古地区所吸闻的鼻烟，或许不是由从美洲传来的烟草制成的，而是其它的一种什么植物。但后来，所有吸闻的鼻烟，却都是由碾碎的烟草加工而成的了。
鼻烟是在密封的蜡丸中陈化数年以至几十年后而成的，有黑紫、老黄、嫩黄等多种颜色，嗅之气味醇厚、辛辣。但细分起来，鼻烟主要有酸、膻、糊、豆、甜五种味道，有时一种鼻烟共有数种味道，其中以辛酸者为佳。但即使辛酸者，辛酸之后。也还具有一种回味无穷的醇香。
实际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往往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用不同的原材料来配制鼻烟的。例如在古代的法兰西，拿破仑大帝也曾嗜鼻烟如命，他每月要耗费七磅鼻烟。法国的鼻烟配制一般采用美洲的烟草、盐、苏打、红葡萄酒、奶油、糖浆、罗望子树的果汁等原料。鼻烟的价格也正如现代的卷烟一样，千差万别，不同经济条件的人，可以视自己的钱囊，选用不同等级的鼻烟。好的鼻烟，价格昂贵，一两须白银数十两，但即使品第较低的鼻烟，也需要白银数两才能购得。鼻烟的种类也很多，我国自己生产的鼻烟，以“飞烟”和“鸭头绿”为上，嗅之酸酸诱人。欧洲制作的鼻烟，则以“大金花”和“小金花”最为著名，也是中国最愿意进口的鼻烟，为了保持油性和味道，一般都用密封的玻璃瓶盛装。由于鼻烟一般价格较高，普通百姓也时常自己配制鼻烟以满足嗜好。所以，鼻烟的品第差别很大。
正如美洲土著人发明了吸食以火点燃的烟草是为了缓释劳作的辛苦一样，欧洲人或中国热衷于接受鼻烟，恐怕也正是因为鼻烟具有为人所用的特殊功效。这些功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神明目；二是去疫辟邪；三是舒筋活血；四是具有友谊、和睦、尊重等社会意义；五是祭祀神佛和祖先时的信物。
不过，在鼻烟兴起及使用之初，人们对其功效的认识也因地区、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在佛教盛行的西藏地区，寺庙遍地，僧侣成众，喇嘛们在较长的念经之后，感到精神疲倦，困盹难忍，于是便通过吸闻鼻烟来提神醒脑（或许当初在元代时从西藏传到蒙古族部落的鼻烟，其最初作用正是用于喇嘛念经之后的解乏？但到底是用什么制作的鼻烟，我们却不得而知）。鼻烟在传到蒙古地区之后，则主要是医用。因为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民族，迁徙不定，常和牲畜打交道，为了避免因为牲畜不洁而染上一些流行疾病，他们便经常地吸闻鼻烟，这些习惯至今仍在某些蒙古族地区流行。
鼻烟的吸食方法非常奇特，16世纪初，西班牙修道士帕尼在随哥伦布第二次到美洲探险时，亲自目睹了美洲印第安人是怎样吸闻鼻烟的——先取一根细管，一端放在烟末上，另一端放在鼻孔前，然后用力往鼻孔里吸。这种吸闻鼻烟的方法，曾几乎遍布美洲整个大陆。美洲印第安人制作鼻烟所用的烟草，往往是最优质的，只有那些劣质或粗糙的烟草，才被人们用来制作卷烟。由此可见，美洲人是多么重视鼻烟的制作，吸闻鼻烟在美洲人的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总之，不管鼻烟是从国外传来的，还是由中国蒙藏地区的居民在元代或元代以前自己发明的，在中国明朝末年清朝初期，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不分地位贵贱，都在吸闻鼻烟；换言之，在那个时期，吸闻鼻烟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按照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他从广东入境一直到他北上进京朝见皇上，不仅向一路所遇到的官员们赠送了他从意大利带来的鼻烟，也向当朝皇帝进贡了一些珍贵鼻烟。万历皇帝初见鼻烟便爱不释手，对利玛窦也大加赞赏，予以重用。这一举动，被其他一些西方使者获知，于是进献鼻烟便成为西方人朝见中国皇帝和讨好地方官员的最好礼品，吸闻鼻烟的习惯也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
1644年，满族人入关占领北京，建立大清王朝，他们从遥远的东北带来的习俗中，有一项便是吸鼻烟。其实，作为游牧民族，在入关以前，他们的腰带上所串的各种饰物中，是万万少不了鼻烟壶的。一件讲究的鼻烟壶，往往是壶中带把小勺，使用时用小勺舀点烟末放在手指上吸食。骑在马上吸闻鼻烟，不仅可以祛寒疗疾，而且比用火吸烟更为方便。在清朝定都北京后不久，吸闻鼻烟便在上至皇族下至贫民百姓中盛行起来。那时，鼻烟一般可以分为四个等级：一、，即尽神，闻过之后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二、酸，即知意，仅仅有那么一点仙意；三、，是一种较为普通的鼻烟；四、豆，最为低下，只是一种样子货而已，只有穷得揭不开锅的人才肯去吸闻这种鼻烟。一瓶好的鼻烟，甚至会被当作传家之宝，几代相传。例如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有一位叫做祁季闻的人到一个朋友家做客，主人为了表示盛情，拿出了家中收藏的各种各样的鼻烟请他品尝。天色已晚，祁季闻准备离去时，主人又拿出一瓶绿得发黑的鼻烟，瓶上还挂着“乾隆元年月江所赠”的签。这瓶已无多少的鼻烟，从乾隆元年到同光时期，不知已传了几代人，打开一闻，味道如同久存的灰尘，但细一回味，却又妙处难言。
在我国，吸闻鼻烟的习俗主要在清代的乾隆、嘉庆时期流行。到道光以后，由于鸦片的流行，便越来越少有人吸闻鼻烟了。但在清代，我们尚未发现有专门制作鼻烟的史料，倒是进口西方鼻烟的史料屡可见到，因此，我们推测我国特别是宫廷中及达官贵人所用的鼻烟主要是从西方进口的，只有少量为我国自制。据记载，明朝末年我国已有了专门进口鼻烟的商行，即广东的“天宝行”和“怡和行”，他们收买从西方运来的鼻烟后，再销往全国各地。除此以外，西方使臣还不断向当朝皇帝进献鼻烟。
由于皇帝的推崇，一些地方官员也把向皇帝进贡鼻烟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记载，清代初期的雍正年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曾不断地贡进洋鼻烟。清代乾隆时期，上述三国以及英国、葡萄牙等国也频频把洋鼻烟进献给清廷。而且，当时西洋各国的使臣和传教士献给中国皇帝的鼻烟不仅质地优良，其外包装也很考究，所采用的多是描金花大瓶装烟，黄缎封口，再用木盒加锁盛放；也有的直接用匣装，匣外饰名称、生产厂家和注册商标等。在清代，宫廷是用烟大户，上至皇帝、皇妃、亲王、格格，下至贫民百姓，几乎人人都离不开鼻烟，正所谓军民人等可一日无饭，不可一日无烟。皇帝和皇后还经常把鼻烟当作赏赐用品，赏赐给蕃属和王公大臣等。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在嘉庆皇帝的六十大寿庆典时，嘉庆高兴之余，赏赐给正在宁寿宫阅是楼看戏的仪亲王、成亲王、庆郡王各两瓶鼻烟；赏贝勒帛系志、帛系勤、奕绮，贝子帛系思、帛系慜每人两瓶鼻烟；赏亲王五人各鼻烟两瓶；赏郡王三人各鼻烟二瓶；赏贝勒托恩多鼻烟二瓶；赏内务府大臣、副都统等三人鼻烟各一瓶；赏内务府大臣、盐政三人鼻烟各一瓶；赏大学士章煦、尚书和宁、韩山封、穆克登额四人鼻烟各二瓶；尚将军松筠、萨秉阿、总督方受畴、巡抚赵慎珍、盐政延丰、常显六人鼻烟各一瓶；赏大学士托津、协办大学士、尚书、侍郎四人鼻烟各二瓶；赏总兵、总督鼻烟各一瓶；赏进膳太监英和、黄钺、姚文田三人鼻烟各一瓶；赏进寿意太监得住鼻烟两瓶；赏六名前来进寿的淮南商人和十名长芦商人、十名山东商人鼻烟各二瓶；赏第一次在同乐园看戏的礼亲王、郑亲王、克勒郡王三人鼻烟各一瓶……皇帝向臣下赏赐，是一个十分隆重的场面，仅仅是嘉庆六十寿辰庆典，便一次赏赐了—百多瓶鼻烟，可见清宫皇室需要鼻烟的数量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