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外省籍而在四川做官的人士喜欢玩古董，搜集了不少秦砖汉印、名人字画。正值官运亨通，却不幸突患重病，一命呜呼。他的“正印夫人”早已亡故，身旁只有位年轻的姨太太，丧事无人主持，全家正在忙乱、惶惑之际，突然降临一位前来吊唁的客人。此人正当壮年，英气勃发，身穿呢质军服，肩挂少将军衔，走进灵堂，抚棺恸哭说：“兄长！你丢下小弟走了，害得小弟好苦！”家里的人才知道这位少将乃是老爷的“金兰兄弟”，情同手足。这少将拈香上祭后，立即送了400个大洋治丧。第二天，他又来殷勤询问丧事由何人主持？现在办理得怎样了？这家人正愁家中“办大事”没有成年的有“资格”的男子主持，当即就请这位与主人结拜为异姓同胞的少将主持。一切开吊、成服、念经、拜忏、发引诸事，皆由这少将指挥调遣。在此期间，他趁机对那位姨太太大施勾引手段，不久就上手了。丧事一办完，他就俨然变成了这户官宦人家的主人，而家藏的珍贵文物，也逐渐流入了他的腰包，被其侵吞、盗卖。
原来，这个“少将”是冒牌货，他虽然从小就聪颖机智，可惜没用在正路上。少年时，曾在古玩铺里当了几年学徒，嫌没有出息，便弃而从军，在某部混了个副官来当，因行为不轨被除名。正在钻头觅缝地找门路之际，听到这家主人病故，便来冒充拜把兄弟行骗得逞。
十九、最后一块毛料的离奇故事
20世纪初叶，云南省保山县一个姓余的人，14岁时就被爷爷带到缅甸西北部的玉石场去挖玉石。老板供应最简单的吃、住，若挖到玉石，则双方平分。他们每开挖一个洞以前，都要摆下香案，祈求神灵庇佑。胼手胝足地劳动了十几年，老板共分给他19块玉石毛料。余某决心结束这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历尽艰辛地将19块毛料运载到了腾冲的一家解玉行。当行家们将被判定最有希望的第一块毛料开解前，他亲手杀了一只大红公鸡，又请一个“童男子”焚香净手掌住解盘，他本人紧张得不敢看，邀约了几个人躲到一旁喝酒。按当时行业内的规矩，替人解毛料并不完全剖开，而是应留下少部分连接着，让玉石的主人自己用手掰开。但余某不敢掰，心里老想着十几年的成败由此揭晓定夺，抱着这块毛料折腾了一夜。翌日清晨，他先高举毛料对着太阳默祷，再掰开一看，不禁大失所望地倒抽了一口冷气：石料中根本没有玉！他赶紧奔到解玉行，接连着又解开了17块毛料，全都不值钱；他浑身一软，瘫倒在地。
解玉师傅见他可怜，就说：“最后一块毛料你卖给我吧！好歹我给你一些路费和零用钱。”他已经自认倒霉透顶，不抱任何希望，就将第19块毛料贱价卖给解玉师傅。最后的谜底揭晓了，那师傅将已经易主的毛料解开，里面竟是碧绿通透的极为上等的翡翠，既不含杂质，也没有任何斑点裂纹。那位解玉师傅顿时成为巨富；而余某只好一步一叹息地返回玉石场，再去碰运气了。
二十、赶马人因祸得福的发迹史
20世纪20年代，在缅甸西北部山区追求财富的人群中，寸老五是个忠厚老实的赶马人。有一次，他为玉石场的老板驮运玉石料到腾冲。一大堆玉石毛料，每块都由老板亲笔用油漆编了号。但无论寸老五怎么放，两边的驮子总不平衡，一边重一边轻，他就随意在料场地上捡了块石头，压在轻的一边，这样驮子两边的重量就平衡了。不料在半路上遇到了土匪，寸老五赶马就逃，仓皇中，连马带货全都摔下了路边的深沟里。按行规，遇到这种不可抗御的情况，他本来可以不负赔偿责任。可是，寸老五是个厚道人，他总觉得不但货没了，还摔死了一匹马，对不住人家。便又设法借了一匹马赶回出事地点，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在草深林密、乱石嶙峋的山沟里把编了号的玉石毛料找齐，装上驮子。可驮子还是不平衡，他只好再去找那块压驮子的石头。找了好久，蓦然发现那块石头躺在一个角落里，已经摔裂了；从裂缝中透出绿莹莹的光。原来，这是一块质地极为上乘的“菜花绿”翡翠！寸老五经历了大悲大喜，因祸得福，发了大财，忠厚老实的人终于发迹了。
二十一、黄百川坐地分肥犹痛惜
旧社会的商人无不垄断居奇，惟利是图。但经营文物字画的商人在钩心斗角、彼此倾轧、出奇制胜、坐地分肥方面却比普通商人更胜一筹。下面的小故事，不过是一个例子：
北京琉璃厂“通古斋”的老板黄浚，号百川，是个专门经营青铜器的古玩商。他对于商彝周鼎和历代镜鉴印玺等，都有很高超的鉴别能力；还根据其所收罗到的文物精品绘图立说，编撰出版了《邺中片羽》等书，炫耀自己的学识之高、收藏之富。黄百川凭借“长袖善舞，多财善估”，根本瞧不起一般同行。同行们也对他“畏”而远之，不敢与他抗衡争利。有一年，河南有人罗致了大批出土铜器，运到北京求售，先找到某古董商接洽。某古董商立刻呼朋引类，有选择地邀约了一些同行秘密商议，确定了哪些人出面与卖方讲价钱，哪些人负责筹措和凑齐货款，哪些人分头找买家，争取尽快出手；同时，议定了参与这一业务的每人各占若干股，事成之后利润怎样分配等。大家都欣欣然地暗自庆幸黄百川不知道这桩大业务；又心上心下地深恐黄百川来“口中夺食”。散会时已经夜色苍茫，某古董商匆匆返家，刚走到琉璃厂东口，适逢黄百川吃完晚饭到“东升平浴室”去洗澡，两人刚好一个“大碰头”。猝然相遇之下，某古董商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黄是专门冲着这一批铜器而来。慑于黄在同业中的威势，连忙上前挤出笑脸打恭说：“有一些从河南来的出土铜器我们已经买妥了。由于时机紧迫，来不及通知您老；但为了表示敬意，我们已经为您老安排了一份干股！”黄百川事前并不知道这桩生意，所以，只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就走了。
几天后，某古董商专程到黄家拜访，说不久前收购的铜器已经脱手，并掏出1000多个大洋作为黄应分得的利润。黄百川尽管不劳而获，无功受禄，但心里还是不满意：既痛惜某古董商等不谙行情、“漏卖”了好货，又怨恨自己信息不灵，错过良机，没有能独揽这笔生意。
二十二、藏书家妻子的凛凛风骨
民国初年，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是全国最著名的藏书家，所收藏的都是历代善本书和手抄本。阁内贮存的宋版书中，最精粹的是“四经四史”，用特制的锡匣贮藏，从不轻易示人。当时，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对杨氏的藏书十分垂涎。但豪夺既不可能，巧取亦无计可施，就想用虚荣和厚利作诱饵。他听说陕西人宋世男与“海源阁”主人杨凤阿是“金兰之交”，就授意山东省长官委任宋为聊城县知事。
为贯彻袁克文的意图，宋世男特意找到一部宋版的（周易），带到杨家去。此时，杨凤阿业已亡故，宋对凤阿夫人说：“凤阿生前曾向我索要这部书，想凑足‘五经’之数。我当时没有许诺他，至今都感到深深的歉意。现在特送来以践亡友的前约。另外，现今袁二公子想收购宋版书的心思很切，府上如果有重复的版本，不妨出让几部，价格多少不拘。如果要荣誉，可以封赠三代。”并表示要送名贵的西服面料给凤阿的儿子。但均被杨夫人婉言谢绝。后来，宋又致函重申前议。杨夫人复信说：“宋版《易经》为难得之书，仍请带回，不必割爱。至先人所遗各书，我负保存责任，断不敢妄动。封赠之说，人以为荣，我家当以为辱。家有薄产，粗足自给，亦不能高价卖书。嗣子幼稚，家居也不用着西服。璧回谢谢厚意。如果有人以威力相加，我既无力保存，不能尽其责任，惟有付之一炬，以身殉之而已。”
宋接信后亦无计可施，旋即被免职。
二十三、阎甘园为冯玉祥鉴定文物
陕西关中地区著名收藏家阎甘园（1864～1942年），字培棠。他虽是清末举人，却是新文化的热心倡导者。在陕西曾流传过关于阎甘园的“四个第一”的故事：第一个从陕西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第一个在西安市创办“洋学堂”，设置数、理、化和外语课；创办陕西第一家民办报纸——《广通报》；开办陕西第一所女子学堂。
阎甘园酷爱金石考古，曾拜当时的陕西名士端方为师。经端方谆谆指教与勤奋自学，他的见闻日广，对三代彝器、秦碑汉碣、二朝造象、唐宋碑版的鉴赏学问，几乎到了“囊括包举，靡所不备”的程度。他对收藏鉴赏孜孜不倦，潜心搜集遍布三秦大地的古老文化遗产；凡遇珍贵文物，不惜重金购买。
阎甘园认定陕西遗存有大量文物瑰宝，曾多次向当局提出成立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建议。1925年，盘踞在西府一带的大土匪党跛子，雇佣几千民工，大肆挖掘宝鸡斗鸡台附近的商周墓葬。党跛子打算将挖出的2000多件珍贵文物卖掉，用所获赃款购买枪炮，扩充实力。恰巧这时冯玉祥将军率部来到陕西，接获情报后，赓即派宋哲元将军带兵包围了党跛子的老巢凤翔城。很快就击溃土匪，击毙匪首，并全部收缴了商周墓葬中的珍贵文物。冯玉祥派人携带了两件商代青铜器——镦，专程向阎甘园请教。阎先生仔细审看了镦上的铭文，认为这两件文物是研究商代历史的绝无仅有的宝贵资料。同时，阎甘园又趁机向冯玉祥建议：为保护这一大批商周出土文物，应建立陕西历史博物馆。但由于战乱等原因，这一拟议未能实现。
二十四、阎甘园与《侯小子碑》
1905年2月，阎甘园偶然经过西安市南院门一家古董店。店堂里陈列着的一块长、宽各约1米的残碑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从碑上还保存着的文字中鉴别出这是一块罕见的西汉石碑。店员向他介绍说：“这是一个农民挖出来的，刚以12两银子卖给本店。”阎甘园问：“你们要卖多少钱？”店员答：“20两。”阎甘园立刻表态说：“我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