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其南归，遂将穷极吴、越、瓯、闽江湖海上之诸山，以肆其所适。予嘉其尝有闻于吾人也，于其行也，为作《山中之乐》三章，极道山林间事，以动荡其心意，而卒反之于正。其辞曰：
江上山兮海上峰，蔼青苍兮杳丛。霞飞雾散兮邈乎青空，天鬼削兮壁立于鸿蒙。
崖悬磴绝兮险且穷，穿云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几重。中有平田广谷兮与世隔绝，犹有太古之遗风。泉甘土肥兮鸟兽雍雍，其人麋鹿兮既寿而丰。不知人间之几时兮，但见草木华落为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归来乎山中？山中之乐不可见，今子其往兮谁逢？
丹茎翠蔓兮岩壑玲珑，水声聒聒兮花气。石兮横路，风飒飒兮吹松。云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啸兮青枫。朝日出兮林间，涧谷纷兮青红。千林静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风。嗟世之人兮，曷不归来乎山中？山中之乐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谁从？
梯崖构险兮，佛庙仙宫。耀空山兮，郁穹隆。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聪。宠辱不干其虑兮，仁义不被其躬。荫长松之蓊蔚兮，藉纤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颠童。自古智能魁杰之士兮，固亦绝世而逃踪。惜天材之甚良兮，而自弃于无庸。嗟彼之人兮，胡为老乎山中？山中之乐不可久，迟子之返兮谁同？
杂说三首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欧阳子坐于树间，仰视天与月星行度，见星有殒者。夜既久，露下，闻草间蚯蚓之声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动乎其中，作《杂说》。
蚓食土而饮泉，其为生也，简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鸣，若号若呼，若啸若歌，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鸣其乐邪？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将自喜其声而鸣其类邪？岂其时至气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于是乎有感。
星殒于地，腥矿顽丑，化为恶石。其昭然在上而万物仰之者，精气之聚尔。及其毙也，瓦砾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蝼蚁之食尔。其贵乎万物者，亦精气也。其精气不夺于物，则蕴而为思虑，发而为事业，著而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气，随其毙而灭也，可不贵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弃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吾身。”吾于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东行。日一岁而一周。月疾于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于月，一日而一周。星有迟有速，有逆有顺。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为谋，其动而不劳，运而不已，自古以来，未尝一刻息也。是何为哉？夫四者，所以相须而成昼夜四时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则四时不得其平，万物不得其生，盖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
万世之所治，万物之所利，故曰“自强不息”，又曰“死而后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则君子之学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于是乎有感。
四、论
正统论序〔康定元年〕
臣修顿首死罪言。伏见太宗皇帝时，尝命薛居正等撰梁、唐、晋、汉、周事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等编次前世年号为一篇，藏之秘府。而等以梁为伪。梁为伪，则史不宜为帝纪，而亦无曰五代者，于理不安。今又司天所用崇天历，承后唐，书天祐至十九年，而尽黜梁所建号。援之于古，惟张轨不用东晋太兴而虚称建兴，非可以为后世法。盖后唐务恶梁，而欲黜之，历家不识古义，但用有司之传，遂不复改。至于等，初非著书，第采次前世名号，以备有司之求，因旧之失，不专是正，乃与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
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三代用正朔，后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汉以来，学者多言三代正朔，而怪仲尼尝修《尚书》、《春秋》，与其学徒论述尧、舜、三代间事甚详，而于正朔尤大事，乃独无明言，颇疑三代无有其事。及于《春秋》得“十月陨霜杀菽”，二月“无冰”，推其时气，乃知周以建子为正，则三代固尝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时，又知圣人虽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盖非商、周之为，云其兴也，新民耳目，不务纯以德，而更易虚名，至使四时与天不合，不若夏时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为正。汉始稍分后元、中元，至于建元，遂名年以为号。
由是而后，直以建元之号加于天下而已，所以同万国而一民也。而后世推次，以为王者相继之统。若夫上不戾于天，下可加于人，则名年建元，便于三代之改岁。然而后世僭乱假穷者多，则名号纷杂，不知所从，于是正闰真伪之论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
然尧、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论说而明。自秦昭襄讫周显德千有余年，治乱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论者靡有定说。伏惟大宋之兴，统一天下，与尧、舜、三代无异。臣故曰不待论说而明。谨采秦以来讫于显德终始兴废之迹，作《正统论》。臣愚不足以知，愿下学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统论上〔康定元年〕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
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及后世之乱，僭伪兴而盗窃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秦为闰是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
自汉而下，至于西晋，又推而下之，为宋、齐、梁、陈。自唐而上，至于后魏，又推而上之，则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终之际不明，由是学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显德，实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间，或理或乱，或取或传，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际有三：周、秦之际也，东晋、后魏之际也，五代之际也。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隋承后魏则无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国者虽异，然同归于贼乱也，而前世议者独以梁为伪，其可疑者三也。
夫论者何？为疑者设也。尧、舜、三代之始终，较然著乎万世而不疑，固不待论而明也。后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终之际不明，则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也。
然而论者众矣，其是非予夺，所持者各异，使后世莫知夫所从者，何哉？盖于其可疑之际，又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也。
自西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北齐、后周、隋。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推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至其甚相戾也，则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说也。
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岂偏名于一德哉？至于汤、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盖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不知其出于何人。盖自孔子殁，周益衰乱，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异学，肆其怪奇放荡之说。
后之学者，不能卓然奋力而诛绝之，反从而附益其说，以相结固。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此所谓溺于非圣之学也。
惟天下之至公大义，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无所私，疑得其决，则是非之异论息而正统明。所谓非圣人之说者，可置而勿论也。
正统论下〔康定元年〕
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僭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则正统者将安予奋乎？东晋、后魏是也。其或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则有不幸而丁其时，则正统有时而绝也。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
然诸儒之论，至于秦及东晋、后魏、五代之际，其说多不同。其恶秦而黜之以为闰者谁乎？是汉人之私论，溺于非圣曲学之说者也。其说有三，不过曰灭弃礼乐，用法严苛，与其兴也不当五德之运而已。五德之说，可置而勿论。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尔，然未原秦之本末也。
昔者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为昏暴，汤救其乱而起，稍治诸侯而诛之，其《书》曰“汤征自葛”是也。其后卒以攻桀而灭夏。及商世衰而纣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乱而起，亦治诸侯而诛之，其《诗》所谓“崇”、“密”是也。其后卒攻纣而灭商。推秦之兴，其功德固有优劣，而其迹岂有异乎？秦之《纪》曰：其先大业，出于颛顼之苗裔。至孙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间赐姓嬴氏。
及非子为周养马有功，秦仲始为命大夫。而襄公与立平王，遂受岐、丰之赐。当是之时，周衰固已久矣，乱始于穆王，而继以厉、幽之祸，平王东迁，遂同列国。而齐、晋大侯，鲁、卫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独秦之暴也。秦于是时，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赐岐、丰之地。而缪公以来，始东侵晋，地至于河，尽灭诸戎，拓国千里。其后关东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国地日益蹙，至无复天子乏制，特其号在尔。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归于秦。至其后世，遂灭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虽不足，而其功力尚不优于魏、晋乎？始秦之兴，务以力胜。至于始皇，遂悖弃先王之典礼，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见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也。
其私东晋之论者曰：周迁而东，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区区于尊周而黜吴、楚者，岂非以其正统之所在乎？晋迁而东，与周无异，而今黜之，何哉？
曰：是有说焉，较其德与迹而然耳。周之始兴，其来也远。当其盛也，规方天下为大小之国，众建诸侯，以维王室，定其名分，使传子孙而守之，以为万世之计。及厉王之乱，周室无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诸侯不敢侥幸而窥周。于此然后见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圣人之业也。况平王之迁，国地虽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厌，而法制之临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继父，自西而东，不出王畿之内。则正统之在周也，推其德与迹可以不疑。
夫晋之为晋与乎周之为周也异矣。其德法之维天下者，非有万世之计、圣人之业也，直以其受魏之禅而合天下于一，推较其迹，可以曰正而统耳。自惠帝之乱，至于愍、怀之间，晋如线尔，惟嗣君继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兴之亡，晋于是而绝矣。
夫周之东也，以周而东。晋之南也，岂复以晋而南乎？自愍帝死贼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继世，徒以晋之臣子，有不忘晋之心，发于忠义而功不就，可为伤已！若因而遂窃正统之号，其可得乎？《春秋》之说“君弑而贼不讨”，则以为无臣子也。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适当《春秋》之诛，况欲干天下之统哉？若乃国已灭矣，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卒不能复天下于一，则晋之琅邪，与夫后汉之刘备、五代汉之刘崇何异？备与崇未尝为正统，则东晋可知焉耳。
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今特以其不能并晋、宋之一方，以小不备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统者何哉？
曰：质诸圣人而不疑也。今为魏说者，不过曰功多而国强耳。此圣人有所不与也。春秋之时，齐桓、晋文可谓有功矣。吴、楚之僭，迭强于诸侯矣。圣人于《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则功与强，圣人有所不取也。论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亦夷狄，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是则因其成败而毁誉之，岂至公之笃论乎？
曰：是不然也，各于其党而已。周、秦之所以兴者，其说固已详之矣。当魏之兴也，刘渊以匈奴，慕容以鲜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连、秃发、石勒、季龙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余者强，其最强者苻坚。当坚之时，自晋而外，天下莫不为秦，休兵革，兴学校，庶几刑政之方。不幸未几而败乱，其又强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为魏矣，幸而传数世而后乱。以是而言，魏者才优于苻坚而已，岂能干正统乎？
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而独伪梁而黜之者，因恶梁者之私论也。
唐自僖、昭以来，不能制命于四海，而方镇之兵作。已而小者并于大，弱者服于强。
其尤强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晋，共起而窥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讨贼，以与梁争中国，而卒得之，其势不得不以梁为伪也。而继其后者，遂因之，使梁独被此名也。
夫梁固不得为正统，而唐、晋、汉、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论者犹以汉为疑，以谓契丹灭晋，天下无君，而汉起太原，徐驱而入汴，与梁、唐、晋、周其迹异矣，而今乃一概，可乎？
曰：较其心迹，小异而大同尔。且刘知远，晋之大臣也。方晋有契丹之乱也，竭其力以救难，力所不胜而不能存晋，出于无可奈何，则可以少异乎四国矣。汉独不然，自契丹与晋战者三年矣，汉独高拱而视之，如齐人之视越人也，卒幸其败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国委之许王从益而去。从益之势，虽不能存晋，然使忠于晋者得而奉之，可以冀于有为也。汉乃杀之而后入。以是而较其心迹，其异于四国者几何？矧皆未尝合天下于一也。其于正统，绝之何疑。
为君难论上〔庆历三年〕
语曰为君难者，孰难哉？盖莫难于用人。
夫用人之术，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专，则不复谋于人而拒绝群议，是欲尽一人之用，而先失众人之心也。信之欲笃，则一切不疑而果于必行，是不审事之可否，不计功之成败也。夫违众举事，又不审计而轻发，其百举百失而及于祸败，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败非，则又从而赞之，以其违众为独见之明，以其拒谏为不惑群论，以其偏信而轻发为决于能断。使后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于祸败，则虽悔而不可及。此甚可叹也！
前世为人君者，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不可以遍举，请试举其一二。昔秦苻坚地大兵强，有众九十六万，号称百万，蔑视东晋，指为一隅，谓可直以气吞之耳。然而举国之人，皆言晋不可伐，更进互说者不可胜数。其所陈天时人事，坚随以强辩折之，忠言谠论皆沮屈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