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戴高乐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打破沉默。下午5时，记者们在戴高乐的巴黎的办公室里，听到了一个来自科龙贝的只有7行行文的简短声明，说国运的衰微是民族灾难的根源。政党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为救亡图存，他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戴高乐决定出山时，时局确有悬卵之危。极右派殖民主义军人不停地鼓噪骚动，他们声称拥护戴高乐主持国事，其实是希望借戴高乐之手实行极端殖民主义政策。他们实际上是一批法西斯暴徒，为了在法国推行军人专政政体，还策划“复兴行动”，准备把暴乱引向法国本土。
巴黎的空气十分紧张，台上的弗林姆兰政府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可能倒台。政界人士对于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莫衷一是，局势是不明朗的。
法国共产党反对戴高乐再次出山，社会党的多数也如此。但是社会党领导人居伊·摩勒和樊尚·奥利欧却支持戴高乐，不过他们要求戴高乐在第四共和国宪法许可范围内重掌政权，要求他谴责那些制造暴乱的殖民主义军人。
戴高乐19日的记者招待会是在巴黎道赛宫举行的。大厅里，新闻记者们熙熙攘攘，挤得水泄不通。塞纳河两岸布满究警和士兵，遵照内政部长儒尔·莫克的命令，把招待会大厅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但是，始终秩序井然，没有任何骚动。
戴高乐来到会场，跟随他的除了他的侍卫官博纳瓦尔上校和一名司机以外，别无他人。当他看到政府如临大敌，竟动用了长龙般的装甲车时，不禁感到好笑，好像他带领一支突击队要袭击公共建筑物一样。他暗自确信，使共和国恢复平衡，已经是时候了。于是，戴高乐以“时代的主人”的姿态向记者们说，他用不着谴责5月13日事件，既然连政府也没有这样做，何况暴乱已经平息下去了。他表示他已做好准备会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民族自信，这就是他所说的“掌握共和国权力”。最后，戴高乐说：“我现在还将回到我的村庄去，并且将在那里听候国家的调遣。”会后，戴高乐立刻返回科龙贝。
戴高乐并没有只是等待。5月23日，他致电萨朗将军，要求他派人到科龙贝来向他报告一下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极右派还正在准备着“复兴行动”，放出风声说，只要戴高乐赞成，他们就于5月27日在巴黎动手。
5月26日，戴高乐秘密约见弗林姆兰总理。弗林姆兰承认他完全控制不了阿尔及尔的局势，希望戴高乐约束殖民军队的将军。戴高乐表示同意，同时明确提出，既然弗林姆兰自己也承认无能为力，那就应该辞职。第二天，戴高乐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开始了“为建立一个能确保国家的团结和独立的共和国政府而采取必要的正常程序”，因此，他不赞成任何危害公共秩序的行动。戴高乐在声明中还说：“我期望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部队模范地服从他们的首长——萨朗将军、奥伯瓦努海军上校和儒奥将军的命令。”
5月28日，萨朗的代表杜拉克将军来到科龙贝，向戴高乐报告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杜拉克说，萨朗认为，如果戴高乐不尽快掌握政权，殖民军的最高司令部就无法阻止极右派军人率众向法国本土实行“复兴行动”。杜拉克回去后向萨朗作了汇报，萨朗立即通过广播说：他已经与戴高乐取得了联系，戴高乐切望目前不要采取任何像“复兴行动”之类的举动，拟于30日发动的“复兴行动”暂时取消，决定待“伟大的夏尔”遇到困难时再举行。
同一天，科蒂邀请戴高乐出面组阁。29日，科蒂把请戴高乐主持组阁一事通知国民议会和参议院。30日，弗林姆兰政府辞职。
戴高乐政府还是第四共和国宪法范围内的政府，所以从法律上讲，这才是真正的第四共和国最后一届政府，虽然戴高乐决意要彻底埋葬第四共和国，并着手做这方面的准备了。6月1日，戴高乐在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时，要求给予他解决阿尔及利亚时局的特别权力，并授权他起草交全民讨论的新宪法。戴高乐获得了329张赞成票，另有224票反对，32票弃权。
戴高乐终于通过合法手段取得了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特别权力，而新宪法一旦为国人所接受，第四共和国就将寿终正寝，第五共和国便将应运而生。
戴高乐重返政坛后，立即抓了3件大事：第一，起草一个加强总统职权的新宪法，以取代第四共和国宪法；第二，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其他殖民地问题；第三，振兴法国经济。
1958年11月，举行新宪法通过后的议会选举，戴高乐的新共和联盟在536席中赢得了206席。戴高乐对选举结果非常满意，因为新共和联盟当选的议员可以在“右派”、“各色各样的‘中间派’”以及“大为削弱的‘左派’”之间形成“一个相当结实而坚定的核心”，成为戴高乐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12月1日，由参众两院议员、省市议员、市长等组成的总统选举团选举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以多数票当选。
1959年1月8日，戴高乐驱车前往总统府就职。前任总统科蒂在总统府迎候他，庄重而激动地说：“法国人中的头号人物现在成为法国的头号人物了。”随后，两任总统并肩乘一辆敞篷车前往凯旋门，履行向无名烈士致敬的例行仪式。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由此诞生了。
五月风暴
1968年5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已经成立10年了，它显得那么平静。
但是平静的表面下潜伏着一股暗流，1968年春天从北美到西欧此伏彼起的学生运动蔓延到了法国，这场学生运动引发了震撼整个法国，从根本上动摇了戴高乐政治统治的“五月风暴”。
农泰尔文学院本来是平静的，后来由于新生增多，出现了许多问题。学生们首先提出了改造传统教育体制的要求。他们认为：法国传统的教育制度限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生活的自由，主张取消严格的考试制度，学生应该参与学校的管理。1967年12月以来，学生们开始了抵制考试的运动。运动迅速带有政治色彩：从反对校规到反对越南战争，从要求绝对自由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运动的口号五花八门，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以“新左派”自诩的群众组织，有的以托洛茨基为招牌，有的打出格瓦拉主义的旗号，有的号称“毛泽东共产主义小组”……学生中出现一批颇具号召力的领头人，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科恩·邦迪。他于1968年3月22日领导成立了“3月22日运动”小组，并于当天发动了“3月22日运动”。由于警察的干预，矛盾陡然激化。
运动很快传播到了巴黎大学所在的著名的拉丁区，传播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学。警察逮捕科恩·邦迪以后，对立情绪一下子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被激怒了的学生同荷枪实弹的警察发生了直接冲突。在蓬皮杜总理的过问下，关了12个小时后，科恩·邦迪被释放。但是局势并没有丝毫平息，示威行动继续发展，持各种倾向的学生组织、社团，多如牛毛，就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革命等各种问题，展开了空前狂热的大辩论。5月2日，巴黎大学当局宣布停课。教育部长佩雷菲特、内政部长伏歇束手无策。
也正是5月2日这一天，总理蓬皮杜和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动身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蓬皮杜在离开巴黎前曾经表示过，对于学生运动，既要坚定，也要灵活，否则则难于收拾。他把问题留给了总统。戴高乐则十分自信，也十分镇定。在他看来，对示威活动只能采取坚决镇压一途。
他指示代总理若克斯、内政部长伏歇和教育部长佩雷菲特绝对不对学生让步。5月3日，巴黎大学驻进了武装警察，学生则用石块和街垒占领了拉丁区。10日夜晚，棍棒、防毒面具、催泪弹、铺路石块……拉丁区成了警察和学生的战场。至5月6日，被捕的学生达400余人，几百名警察和学生在冲突中受伤。学生们决定在13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行动。这时，法国总工会和民主工人联合会决定打破沉寂，也宣布将于13日举行总罢工，学生将和工人汇合在一起了。戴高乐一直处在愤怒之中，他固执地决定：决不让步，被捕的学生不能释放，警察不能离开巴黎大学。
11日晚，蓬皮杜回到了乱作一团的巴黎，他决定采取与戴高乐不同的办法来收拾局面。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警察从巴黎大学撤走，让学生复课，缓和矛盾，使学生们的狂热情绪逐渐地平息下来，蓬皮杜请求戴高乐放手让他去处理，建议戴高乐按原计划于14日对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事实上，戴高乐已经把话说绝了，很难回心转意，看来让蓬皮杜全权解决这个难题，对戴高乐说来不失为一个回旋之计。戴高乐决定照旧出访，听任蓬皮杜自行处理。这次是总统把问题留给了总理。
学生和工人们选择5月13日作为联合行动的日子，是别有用意的。5月13日是象征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的日子，所以这个决定本身就带有反戴高乐的含义。这一天，几十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学生大批地涌上街头。他们打着旗子，标语牌上写着：“十年太长了！”、“把戴高乐送进档案中去！把戴高乐送进修道院去！”运动很快扩展到其他大中城市，100个工厂被工人占领，火车车次减少，邮电不能正常运行，飞机无法正点起飞……法国瘫痪了。第五共和国诞生10年了，第一次出现了要求戴高乐辞职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