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圣诞节的前一个星期，寒风夹着鹅毛大雪席卷着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失业率上升，所以虽然节日将临，大街上却没有什么喜庆的气氛。
12月17日下午6点多钟，美国陆军准将多齐尔准时回到了寓所，连日来他一直忙于总结一年的工作，并准备在圣诞节前夕飞回美国与家人团聚。将军的夫人朱迪丝正站在窗前向外张望，每天她总要注视着丈夫下汽车，走进公寓，然后再为他开门，互致问候。多齐尔将军任北约南欧盟军地面部队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繁忙的公务、大量的机密着实使他有些疲倦，而且又远离故国，只有妻子的关心能够使得他放松一下紧张情绪，并得到适当休息。
朱迪丝像平时一样，看到丈夫下了车，转身对警卫低声说了些什么，警卫照例也下班走了。在距离多齐尔的轿车不远处又开来一辆轿车，当多齐尔走进公寓大楼后，那辆车拐了个弯，消失了。她对此并没留意。
多齐尔进屋后不久，又一辆蓝色的带篷车停在公寓楼门口，他们自称是来为住所修理管道的，守门的警卫还没有来得及弄清真相，便被几个蒙面人缴械。他们迅速分散，占领有利地形。4名化装成水电工的红色旅成员上了电梯，直奔6楼多齐尔将军的寓所，他们来到多齐尔房间的门口，按响了门铃。
多齐尔夫人打开门，见两位陌生人站在门口。其中一个“工人”说：“我们是大楼的水暖工，来修水管子。”
多齐尔夫人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她从没有打电话给大楼管理部要求维修水管，再说，这两个水暖工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她想着，一边说：“你们怕是记错了，我们的水管子很好，不需要维修。”
“很抱歉，是下面房间的水管漏水，我们想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您家的下水管道出了问题。”另一位青年慌忙解释道，同时用手碰了一下同伴。
多齐尔夫人半信半疑地把他们让进屋里，正要关门，“水暖工”一把将她脖子掐住，用一块布塞住了她的嘴，门口躲着的两个人也冲了进来。他们直接走进多齐尔将军的书房，用枪口对准多齐尔将军，用威胁的口吻命令道：“不许动！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否则要你的命。”凭着军人的敏捷，他迅速拉开抽屉，但他的手刚一碰到手枪，头部便受到重击，昏倒在地。接着，他们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并用绳子五花大绑。然后装进早已准备好的大箱子，抬下楼装上车，急驰而去。留在屋里的两个“水暖工”翻箱倒柜，到处搜寻北约组织的秘密文件，但一无所获，因多齐尔从来不把文件带回家里。朱迪丝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变吓呆了，恐怖分子把她也反剪双手捆起来，绑在椅子上，然后关上门迅速撤离现场。
北约所有国家报纸的头版都迅速刊登了“多齐尔将军被绑架”这一轰动全世界的新闻。
这显然是一起政治绑架，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北约的机密。多齐尔负责北约组织南欧地面部队的后勤和行政事务，对意大利军队拥有的坦克、装甲车和大炮的数量及火力分布了如指掌，对美国驻南欧部队的兵力和火力情况，甚至生产武器零配件的兵工厂都十分熟悉，一旦这些机密泄露出去，将使美国，乃至整个北约驻南欧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谁也不敢等闲视之。
意大利政府急于探明内情，以便向盟国做出交代，而美国人也如热锅上的蚂蚁，实在按捺不住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派人飞往意大利，协助意大利方面进行营救工作，意方反恐怖机构--紧急行动中心的反恐怖专家都认为，如不立即救出多齐尔，他的性命难保。
第二天，又一则爆炸新闻出现报端，意大利安莎新闻通讯社维罗纳分社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声称代表红色旅正式宣布，多齐尔已关押在“人民监狱”里，“人民法庭”将对多齐尔一系列屠杀行为和罪恶进行彻底审判。老练的记者都知道这个电话的价值，在接过电话后2分钟，快讯就写出来发向世界各地，成为抢手的独家新闻。
从一开始，美意两国的注意力放在苏联情报部门，现在说是红色旅干的，实在令他们头痛。因为这群亡命之徒组织的恐怖组织实在难以对付，他们不讲任何原则，也不会像绑匪那样索要高额赏金就可以了事，他们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 定行动的方式，让人无法把握。
红色旅始建于1969年。当时，意大利出现了经济振兴， 但失业仍是威胁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意大利的大学生好 不容易熬过了几年艰苦的读书生活，踌躇满志地走进社会，寻求自立，谋求满意的职位。但他们惊异地发现，国家已没有他们工作的机会，他们是社会的“弃儿”。大学生由呻吟而怒吼，由沮丧而愤怒，校园沸腾了，学生们冲出校门，走上大街，要求工作、住房和生存的权利，但意大利政府却视而不见，他们的宗旨是：对付学生们，那是警察的事。
于是，学生示威、在街头与警察的暴力冲突，成为意大利城市中每日必演的街头闹剧。
都灵特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库尔乔逐渐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自称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他具有天才的组织领导能力。
库尔乔很快就组织起了暴力组织，命名为城市游击队。这一组织机构严密，共分三个层次，最基层的为行动小组，每六个行动小组为一中心，由库尔乔等组成的总部直接领导各地的中心。具体执行任务的单位是行动小组，各小组、中心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这样，任何一个小组的成员甚至中心的首领被捕，都不可能对整个队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红色旅宣称的宗旨是“破坏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为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暴动创造条件”。库尔乔首先设计了“使政府瘫痪”的行动，他们用枪打断了很多政府官员的膝盖，使他们永远不能站立，这就象征着政府的瘫痪。从此，红色旅登上了历史舞台。以红五角星和一挺机枪为标志的红色旅徽章，使政府要员寝食不安，同时他们却得到了一大批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有着较多的同盟者。80年代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红色旅有500多名直接成员，1000余名定期协助行动成员，以及数千名提供经费、交通运输和隐避场所的支持者。虽然人数不多，但红色旅的每一名成员都像一颗重型炸弹，随时可以摧毁任何目标。
红色旅的影响甚至还超越了国界，法国的“直接行动”（AD）组织，联邦德国的“红色军”等极左政治恐怖组织，从行政纲领、组织建制、活动方式，直至徽章、名称都受到红色旅的影响。
红色旅以凶杀和绑架闻名于世，其计划之周密，手段之残忍也着实令人胆战心惊。在威尼斯机场，一位意大利外交官在厕所中被两名红色旅成员捉住，用无声手枪将他的双腿打断。在罗马国会大厦前，一位议员刚把腿从轿车中迈出，迎面一排子弹打来，将他的膝盖打得粉碎……这一系列活动使红色旅后来居上，成为与黑手党并驾齐驱的恐怖组织。这次他们绑架多齐尔一是为了提高它们的“知名度”，同时也是为了挽回绑架并杀害莫罗以后，组织的分裂和衰落，他们希望借此机会再一次制造一个震惊世界的大案，重新鼓起士气，增加更多的支持者。
意大利前任总理、天主教民主党主席莫罗是意大利政坛的一颗明星，从政30年，他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为了克服政府危机，从而使国家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声望和妥协调和的艺术八方斡旋，四处游说，多次化解政党之间的歧见，维持了政府的稳定性。可是，正当他处于政治生涯的顶峰，并很快即将当选意大利总统之时，他突然成了红色旅猎捕的对象和牺牲品。1978年3月16日，莫罗乘车前往国会大厦。
当车子来到斯特里大街时，一辆白色的菲亚特旅行车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的司机想超车，以争取时间准时出席会议。然而，就在这时，几个身着民航制服的人从前面的车上跳下来，对着汽车的前排座一阵疯狂的扫射，司机和保镖身上被打成了蜂窝。恐怖分子将莫罗抓走，将他塞进早已停在道旁的一辆警车，呼啸而去。
红色旅成员绑架莫罗是为了以他为人质，交换被意大利警方逮捕的红色旅领袖库尔乔。
三年前，警方无意中抓住库尔乔，并对他进行无数次审判。没有领袖的同时，定工色旅组织大受损害。
库尔乔被捕后，红色旅成员都意识到他们不能失去这位“领袖”，于是他们积极筹划营救工作。他们先是考虑劫狱，但库尔乔的关押地点极为机密，难以探听到；他们又计划在法庭审判时营救库尔乔，但每次审判都是军警密布，装甲兵护卫，根本无法接近。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狠毒的计划：劫持政府要员，用以换回库尔乔。他们把目标选为莫罗。因为莫罗是目前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家，政府不能没有他；同时，这位总理深受人民爱戴，他的车疏于防范，没有任何防弹设施，而且一贯轻装简从，警卫松弛，最容易下手。为此，红色旅的成员半年来一直密切注意着莫罗的行踪，摸准了他的习惯。他们勘察地形，计算时间，选择路线，并进行一次次实战演习。经过周密的准备，一举擒获成功。
他们将莫罗关押在“人民监狱”之中，千方百计地折磨他，要他给政府写信，释放红色旅的领袖库尔乔。作为政治家，莫罗直到现在才真正理解了自由的含义。他承受不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更主要的是一种求生的欲望驱动着地给政府写信，一封比一封哀惋凄切，一封比一封痛苦绝望。但他为之奋斗的政府并没有给他生存的希望，理由都是国家利益、国家尊严和反恐怖的原则。一位政府发言人说：“我们理解莫罗的处境，但国家的立场不能改变，我们绝不同恐怖分子对话。这样，即使莫罗遇害，也等于意大利精神上的胜利。”他说：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严格遵照着莫罗先生所制定的原则和终身奉行的信条。”也许被他不幸言中，5月9日，莫罗在写了第八十封给政府的信之后，被红色旅杀害。
红色旅的凶残和恐怖也因莫罗的死暴露无遗，因此它也失去了大批的支持者。近几年来，由于红色旅不断从事杀人越货的恐怖活动，使它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如江河日落，它那层迷人的意识形态的伪装也被自己的行动冲刷得一干二净。在红色旅内部，也分裂成了“顽固派”和“宣传派”。前者主张用恐怖手段消灭一切敌人，后者则认为只有在能真正打击国家政权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恐怖手段。两派各执己见，互相攻击，甚至反目成仇，刀兵相见。
这些都使红色旅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再加上警方不断发动攻势，红色旅在很长时间内不敢明目张胆地活动了。
这次绑架多齐尔的行动，也可以说是一次红色旅进行自我拯救的行动。可是对美国和意大利警方来说，他们真是遇到了大难题。美国在派出反恐怖专家协助意大利警方破案后，又派遣“陆军三角部队”的成员来到意大利，向意大利警方提供技术援助。意大利政府在多齐尔被绑架的8小时内即成立了“紧急行动中心”，负责指挥营救工作。意大利特种部队遵照紧急行动中心的指令，迅速封锁了维罗纳市所有通往外界的通道。他们吸取在莫罗事件中的教训，进行地毯式搜查，挨家挨户，连最小的疑点也不放过，但这一切并未奏效，连多齐尔的影子也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