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病怏怏的，从未见他有男子汉的阳刚之气，总说心下痛，不能吃杂粮，特别是不能吃红苕，一吃红苕痛得更利害，那时红苕又是家乡人的主食，最少也要顶上半年粮，有的人家：“早餐是整个的，中餐半锉的，晚餐是乱剁的。”就是说早餐是焖的小个红苕，中餐是半大的从中间切为两截的红苕，晚餐是大个红苕，将皮一削剁成小块煮汤。由于父亲的病，我家的一日三餐难坏了母亲。家里只有三口人吃饭，父母亲和我，母亲经常在头天晚上多做点晚饭，留点剩粥剩饭或是剩面条，那便是父亲第二天的早餐。头天晚上实在没有剩东西的时候，母亲便在早晨焖苕的锅里蒸一碗饭给父亲。尽管母亲悉心照料，父亲的病还是不见好。有时痛得厉害的时候，父亲便用苏打粉化水喝，止痛。
用苏打止痛那是饮鸠止渴，父亲的病不见好，好像还在一天天加重，脸色蜡黄，人在不断消瘦，大便带血，有一天还吐血了。吐血的那天，我和母亲送他到保安医院，医生检查后，说需透视检查，那时的保安医院还没有这类的医疗设备，医生建议去县城大冶或黄石检查。
母亲只有一个理念，那就是要查清父亲的病根，看是否能治。若能治，就是拆屋卖瓦也要为父亲治病，若得绝症那只有等死，以免人财两空，因家里实在困难，不但没有余钱，还拉拉扯扯欠了一些外债。
第二天，我和姐夫带着父亲到黄石为父亲查病，我们三人都是第一次来黄石，人生地不熟，经打听我们去了黄石港的二医院。挂号、排队、检查，最后医生在病历建议栏里写了这样一句话：“需贝餐检查，目前我科贝餐已完。”
我问医生：“黄石还有哪几家医院有贝餐？”
医生告诉我还有三医院和一医院。我问清了去三医院和一医院的方向，医生告诉了去三医院和一医院所乘的车次后说：“现阶段贝餐是很紧张的，你若在这两家医院没有人脉关系的话，去了也没有用。”
我们三人坐在医院的候诊室里一筹莫展。
父亲说：“不看了，回去。”父亲的话肯定言不由衷。
姐夫也不好做主地望着我。
记得那时我还在读中学，也是六神无主，不知该怎么办。还是姐夫说，他有一个远房表哥在武汉紫阳路医院当医生，不知他那里是否有贝餐。姐夫又说：“紫阳路医院，属武汉第一医院，那里肯定有贝餐。”
于是我们决定去武汉。父亲拖着病体和我们一起辗转武汉，那时的交通很不发达，到达武汉时天已黑，武汉的街灯亮了，武汉我是第一次来，父亲虽说早年到过武汉，但他只记得大东门，其他就一概不知，姐夫虽说几年前来过他的表哥家，也是表哥带的，门牌号码他也一概不知。无奈，我们只有找到紫阳路医院，门卫告诉我们早已经下班了。我们只好在医院附近找了家小旅馆住下。
第二天，姐夫顺利地找到了他的表哥，我们才被带进医院的“放射科”。所谓的贝餐，就是一种雪白的贝粉，加糖加水调成糊状，让父亲吃下去，让食道和胃在X光的照射下显示白色，让病灶显示出来，拍出光片后，经医生会诊，再定病情。
我们和父亲都在候诊室等待诊断消息的时候，姐夫的表哥将我和姐夫喊进医生的会诊室，姐夫的表哥告诉我们，父亲患的是“胃癌”，而且晚期。我听到这消息之后，大脑一片空白。“胃癌”是个什么东西？那时我才模模糊糊感觉到“胃癌”是个结束生命的东西，是个不治之症。因为姐夫的表哥告诉我们：鉴于父亲的年龄和体质，以及病情的发展阶段，若要治疗，医药费用也是很高的，像我家这种经济状况，根本无法承担这笔昂贵的医药费用。再说目前医学界对“胃癌”的医治处理，基本采用切除法，父亲患胃癌已是晚期，是否扩散还无法确定，父亲的体质无法承受切除手术，根据病理分析，这样的手术还有可能提前结束父亲的生命，他建议我们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治疗了，回去后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准备点什么。姐夫表哥的话无异于父亲的死刑判决书。
我六神无主，姐夫也一筹莫展，我们坐在小旅馆的房间里，父亲躺在床上，谁也无话可说，可谁都知道唯一的办法只有让父亲抱病而归，等待时日。姐夫去了趟车站，当天已没有返乡车票了，只购得第二天上午九点路过铁山的车票。
父亲的病给小旅馆的房间带来忧闷，下午显得特别漫长，时值仲春，应该是草长莺飞，春光明媚，可我们的心里只有黯淡，没有春天的光明。姐夫把我拉出房外提议，父亲已经这样了，以后怕是不可能再来武汉了。趁此机会，加上天气晴和不如带他上街逛逛，乡下人难得到趟武汉，也能让父亲最后看看武汉的繁华。我觉得姐夫的提议很好，于是我们陪着父亲走出了小旅馆。
我们寄住的小旅馆所在地叫“长湖南村”，紧邻紫阳路。穿紫阳路右拐不远就是武汉的“大东门”，顾名思义“大东门”就是武汉的东边大门，那时的武汉确实是这样，城市没有怎么扩张，穿过大街可以看见武汉城郊的菜地，大东门当时是武汉市的城郊埠头，商业很发达，沿街各种摊点紧连相依，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我们漫无目的地转悠闲逛，根本没有购物的打算，再说几经折腾，口袋里的钱已经不多了。
当我们走到一处杂货店前，门前两条长凳托起一个大簸箕，簸箕上散乱地堆放着鸭梨，父亲走近簸箕，伸出他那干枯的双手挑选着鸭梨，那些鸭梨皮色麻乌，毫无鲜亮，而且每个只有半边，店主将烂的半边削掉，留下未烂的放在门前出卖。这时节梨树才开花不会有新梨上市，这里出卖的烂梨肯定是旧年过冬的梨，冬藏技术又不过关，所以没有一个完整的梨。
我对正在挑选烂梨的父亲说：“这梨都烂了，不买了，前面肯定有好的，我们再买。”
父亲听我说后，慢慢地有点不舍地放下了正在挑选的梨，随着我和姐夫蔫蔫地向前走。走过几条街，穿过几条巷，不说好梨，就是烂梨也没见着了，时过境迁，我并没有把那烂梨的事放在心上，更没有回身去那杂货店买梨，黄昏时回了那小旅馆。这事对于我来说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地过去了。
父亲从武汉回家后，病情在一天天地加重，不久卧床了。母亲流着眼泪在为父亲准备后事，订购棺材，缝制寿衣，还擦干眼泪经常问父亲想吃点什么，父亲总用痴呆的眼神望着母亲不说什么，许久后才缓慢地摇头，表示不想吃什么，父亲骨瘦如柴，还用病残的躯体抵抗着病痛的侵袭，父亲苟延残喘了。
有一天，母亲要我去保安，看街上有没有鸭梨卖，若有一定要买些回来。母亲说起这事，才使我想起在武汉大东门父亲想买梨的那一幕。那件事，父亲回来后肯定与母亲讲过，不然母亲会怎么知道的？既然念念不忘，说明父亲很在乎那梨，这么件微不足道的要求又是我阻止的。父亲的内心一定有许多委屈，只是当时没有说出来而已。我的心隐隐作痛，我去了保安，去了长岭，去了太和，跑遍周边所有的集镇，问遍了所有卖瓜果的摊点，就是没有鸭梨，因为梨不是这个季节上市。我的心永远地后悔，我当时应该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将父亲挑选的梨买下，前面有好梨时再买好梨。二是前面不见好梨的时候应该及时返回杂货店买梨。可我都没做，我真的很无知，完全无视父亲的欲望与追求，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孝道。现在买不着新鲜的鸭梨，只能买回瓶装的糖水鸭梨代替，此一时彼一时，这时的父亲绝对比不了在武汉大东门时的父亲，加上糖水鸭梨与新鲜鸭梨的味道可能有本质的区别，父亲不吃糖水鸭梨，只喝了两口那玻璃瓶内的糖水。
父亲终于艰难地度过了那一年的端午节，记得那天姐和姐夫都来看望父亲，父亲一反常态要我们用棉被枕着他的后背，躺了起来；脸色也有了些许红润，还破例吃了几匙掺着韭菜蒸的松花蛋。一家人都觉得父亲的病有了起色，有了好转。尤其是我更希望父亲一天天好起来，最少也要活过新的鸭梨上市。也许我有点自私，我希望父亲活过新的鸭梨上市，是为了了结我的一个心愿，等到新的鸭梨上市，我会买上好的鸭梨，削皮、切片，一片一片地喂父亲来医治我的心病。
其实这个端午节是父亲生命中最后一个端午节，这天的下半夜父亲不行了，他开始挣扎，一阵一阵的痛，他一声一声地呻吟，还伴一阵一阵的抽搐，抽搐的间隙他气若游丝，第二天太阳出山的时候，他落气谢世了。
父亲的辞世，让我留下永远的遗憾，让我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过失，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这块心病永远不没！我现在只能在心里祈祷父亲，谅解儿子，原谅我那时年轻，不懂世事，把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微不足道的要求，武断地打断了，我愧对父亲！欠下了永远无法偿还的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