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录四十七
有人做了一块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没有什么；用显微镜一照，却看见刻着一篇行书的《兰亭序》。我想：显微镜的所以制造，本为看那些极细微的自然物的；现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块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显微镜的工夫呢？
张三李四是同时人。张三记了古典来做古文；李四又记了古典，去读张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现在两位既然同时，何妨老实说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记古典，我也记古典的工夫呢？
内行的人说：什么话！这是本领，是学问！
我想，幸而中国人中，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还不多。倘若谁也弄这玄虚：农夫送来了一粒粉，用显微镜照了，却是一碗饭；水夫挑来用水湿过的土，想喝茶的又须挤出湿土里的水：那可真要支撑不住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新青年》第6卷第2号，署名俟。
名字
我看了几年杂志和报章，渐渐的造成一种古怪的积习了。
这是什么呢？就是看文章先看署名。对于这署名，并非积极的专寻大人先生，而却在消极的这一方面。
一，自称“铁血”“侠魂”“古狂”“怪侠”“亚雄”之类的不看。
二，自称“鲽栖”“鸳精”“芳侬”“花怜”“秋瘦”“春愁”之类的又不看。
三，自命为“一分子”，自谦为“小百姓”，自鄙为“一笑”之类的又不看。
四，自号为“愤世生”“厌世主人”“救世居士”之类的又不看。
如是等等，不遑枚举，而临时发生，现在想不起的还很多。
有时也自己想：这实在太，太刚愎自用了；倘给别人知道，一定要摇头的。
然而今天看见宋人俞成先生的《萤雪丛说》里的一段话，却连我也大惊小怪起来。现在将他抄出在下面：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贵四字为名，不以愢贤为名，则以望回为名，不以次韩为名，则以齐愈为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贬损：或曰愚，或曰鲁，或曰拙，曰贱，皆取谦抑之义也；如司马氏幼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何尝择称呼之美哉？！尝观进士同年录：江南人习尚机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见自高之心；江北人大体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见自贬之意。若夫雁塔之题，当先正名，垂于不朽！
看这意思，似乎人们不自称猪狗，俞先生便很不高兴似的。我于以叹古人之高深为不可测，而我因之尚不失为中庸也，便发生了写出这一篇的勇气来。
五月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
《晨报副刊》“杂感”栏，署名风声。
咬文嚼字
一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蔯，则欧文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妪纹，对于托尔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特别写成妥丝苔也。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 姓郭；Wilde 姓王；D’Annunzio 姓段，一姓唐；Holz 姓何；Gorky 姓高；Galsworthy 也姓高，（Gogol，果戈理（H.B.Гoгoл，1809-1852），曾有人译为郭歌里，俄国作家，Wilde，王尔德（1856-1900），英国作家。D’An-nunzio，邓南遮（1863-1938），曾有人译为唐南遮，意大利作家。Holz，何尔兹（1863-1929），德国作家。Gorky，高尔基（M.Гopкий，1868-1936）：苏联无产阶级作家。Galsworthy，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作家。）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rky”（“吾家rky”，即吾家尔基。旧时常称同宗的人为“吾家某某”，有些人为了攀附名人，抬高自己，连同姓的也都称“吾家某某”。这里是对当时某些文人把“高尔基”误为姓高名尔基的讽刺。）的了。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
一月八日。
二
古时候，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原质，元素的旧称。）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鏭，鎴，锡，错，矽（鏭，鎴，锡，错，矽，化学元素的旧译名。其中除锡外，其他四种的今译名顺序为铯、锶、铈、硅。），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像贴在商人账桌面前的将“黄金万两”拼成一个的怪字（“黄金万两”，拼成的怪字，其形如“蓦”。）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
二月十日。
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二月十二日北京《京报副刊》。
战士和苍蝇
Schopenhauer（Schopenhauer，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北京《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14号。
夏三虫
夏天近了，将有三虫：蚤，蚊，蝇。
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总时时刻刻想要逃走。其实，在山林间，上有鹰鸇，下有虎狼，何尝比在人手里安全。为什么当初不逃到人类中来，现在却要逃到鹰鸇虎狼间去？或者，鹰鸇虎狼之于它们，正如跳蚤之于我们罢。肚子饿了，抓着就是一口，决不谈道理，弄玄虚。被吃者也无须在被吃之前，先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心悦诚服，誓死不二。人类，可是也颇擅长于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们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绝顶聪明。
苍蝇嗡嗡地闹了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倘有伤痕或疮疖，自然更占一些便宜；无论怎么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又总喜欢一律拉上一点蝇矢。但因为只舐一点油汗，只添一点腌臜，在麻木的人们还没有切肤之痛，所以也就将它放过了。中国人还不很知道它能够传播病菌，捕蝇运动大概不见得兴盛。它们的运命是长久的；还要更繁殖。
但它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拉了蝇矢之后，似乎还不至于欣欣然反过来嘲笑这东西的不洁：总要算还有一点道德的。
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
四月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
《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16号。
春末闲谈
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蠃负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异说，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此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
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E君，爱罗先珂，俄国作家。），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语见《尚书·洪范》。辟，即天子或诸侯。）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蠃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Ｅ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特别国情”，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F.Ｊ。Goodnow）曾于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还有所谓“特殊知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进研究室主义，一九一九年七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稍后又提出学者“进研究室”、“整理国故”的口号。），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语出《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
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确应该虚心取法，反朴归真，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尼古拉二世（1868-1918），帝俄罗曼诺夫王朝最后的一个皇帝，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所推翻，次年七月十七日被处死。）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覆宗绝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