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说话都绵里藏针，气氛中包含着浓烈的火药味。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又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针锋相对，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咱们不怕摊薄手中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手中的置地！”
包伟士无疑是抛出了杀手锏。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
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总计占置地发行总股价的8.2%，所涉资金共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约25%增至33%，控股权已相当牢固。而且，协议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即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局而偃旗息鼓。原本看好这场收购大战的媒体大为失望。一些华文报刊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滑铁卢”。
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这次为何不决一死战，甫一交兵就这样草草收兵呢？其实，这是华商财团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明智决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包伟士所抛出的杀手锏，就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实施。此前，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加怡策的股权。
怡策认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定会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将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港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6港元），文华东方多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和下怀。
这种做法既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超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数的绝对控股量。
如果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每股8.95港元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港元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约为223亿港元，以8.5港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就须耗资100亿港元以上。
事实上，怡和并不完全是在坐以待毙，在收购和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地提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华资财团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期限内，不一定能筹到这么多现金。
而且，怡和控股数近26%，比华资财团的控股数加起来还高得多，已优势在手。怡和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企业，但仍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其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和系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的资产不在李嘉诚之下。
所以，即使华资财团能控得置地，也要经过一番血战，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而并非一个民族斗士，虽然他的收购行为在客观上起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所以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更何况，对方虽是垂暮的老狮子，但余威犹存，反击起来也非同小可，没有必要跟它硬拼。
不过，华资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应该说，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以成为换取“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其原因何在，至今不得而知。
不过，即使没有这一附加条款，华资财团也不大可能再动置地的脑筋。首先，经过这次交锋，怡和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留下的可趁之机已很少了。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了其在香港的上市地位，其股票不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这样一来，就为外强收购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也许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才决定彻底放弃收购，顺便卖一个人情给置地。
李嘉诚确实是个商战高手，他凡事并不一定非要争胜不可，而是以商业利益为准绳，能赚就赚，不能赚就退出，毫不拖泥带水。
事实上，华资财团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收购不成功，但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也在1亿港元左右，仍然有小赚。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恶意收购可能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更何况胜负难定。倘若经过一番拼杀后，华资财团不幸落败，则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显然不符合李嘉诚的作风和性格。
商场同战场一样，没有常胜将军，关键在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知己知彼，能战则战，不敌则退，保存实力，以利再战。
如前文所述，李嘉诚主持和参与了四次大规模的收购，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失利，但仅就收购方式而言，李嘉诚有着他独有的特色和风格。
综合看来，香港股市有3种典型收购方式，它们分别以包玉刚、刘銮雄、李嘉诚为代表。
包玉刚的收购，是典型的海派作风，一掷亿金，速战速决，以实力与对手较量，以绝对优势压倒对方。
有人说，包船王勇猛有余，而韬略不足。其实这并不是说包氏不善用计，而是他的性格使然，加上形势所迫，他经常要速战速决，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与对手周旋。因此，包氏的收购，代价极昂，一般都要经过一番血战之后“惨胜”，或“负创取胜”。九龙仓之战就是最典型的战例。
刘銮雄曾留学海外，受西方影响较多。他最先向香港引进华尔街式的商法，那可以说是一种海盗商法。
他在收购中，先瞄准一家控股不牢、或经营不善、或内部不和的公司，暗吸其股份，等达到一定数目时，再突然发动袭击，若成功，则控得该公司；若不成功，就逼对手以高价赎回他控有的股票。
因而，刘氏即使收购不成功，也会获利丰厚，是股市人人畏惧的狙击手。公司若控在他手上，他必进行眼花缭乱的集资、分拆、股权重整等活动，搞得小股东们怨声载道，不知所措。
刘銮雄靠一个小小的电扇厂起家，几年内资产便扩张到100多亿港元，很快便跻升于富豪之列。他在股市留下的形象实在很恶劣，是一种“恶意收购”的典型。
其实，从客观上而言，刘氏是对香港证券史起过历史性作用的人物。他最先引进的新鲜战法，使香港股市的投资投机活动赶上了华尔街水平。继刘銮雄后，香港股市狙击手辈出，人们逐渐习以为常，谴责刘氏收购术的舆论自然也就少多了。刘銮雄一拳击醒众多沉睡的狮子，许多大亨们惊奇地发现，不必辛辛苦苦办实业，只需带上一笔大亨们根本就看不上眼的本金进股市，就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亿元、百亿元大亨了。
与刘銮雄的“恶意收购”正好相反，李嘉诚的收购是一种善意收购。
他收购对方的企业时，一定会与对方进行协商，并尽可能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谈判解决。若对方坚决反对，他也不会强人所难。
李嘉诚富有心计，又极有耐心，擅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最典型的战例莫过于前文所述的收购港灯之战。他从萌发念头到控其到手，先后历经几年，倒是西门·凯瑟克最终沉不住气，主动“入套”，以相当优惠的折让价出售港灯股权。
李嘉诚收购和黄时，其心术之精，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他借汇丰之力，兵不血刃，收服了资产比其大10多倍的庞然大物。李嘉诚的收购，从不情绪化，没有非买不可的心理。因为他知道，若持这种心理，往往会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收购遇到阻力时，他在冷静权衡利弊后，会含笑放弃，如收购九龙仓，置地，他都持这种态度。
李嘉诚的收购，无论成与不成，通常都能使对方心服口服。如果收购成功，他不会像许多新进老板一样，进行一锅端式的人事改组和拆骨式的资产调整，他总会尽可能地挽留被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照顾小股东利益；对于股权等重大事项，一定要征得股东会议通过。
如果收购未遂，他也不会以所持股权作为“要挟”，逼迫对方以高价赎购，以作为退出收购的条件。
如在合战置地时，以李嘉诚为首的财团退出收购，将所持的置地股权售予怡和，售价只有8.95港元，仅比当日收盘价高出5分。新财团出售股票的税后利润，估计约在1亿港元。这是四家大财团先后耗费一年多精力之所得，算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李嘉诚的形象有口皆碑，在股市从来不用担心李嘉诚会恶意收购，甚至有人曾允称，在收购战中，对方只要说一声“我不愿意”，李嘉诚就会立即放弃收购行动。
李嘉诚保住了不做狙击手的信誉。对他来说，良好的信誉，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
感悟：
有一个词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意思是说，此时失利，彼时得到补偿。做生意就应像李嘉诚这样，不看重表面的输赢。如果在某件事上未能达成心愿，并不等于输了。若是因此维护了信誉，维持了人际关系，等于种下了善因，将来必结善果。反之，如果勉力而为，不顾一切地达成心愿，使名誉受损，或招致怨恨，等于种下恶果，日后难免遭报应。所以说，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美。
20.依法经商，顾全大局
李嘉诚语：人不是神，不能不考察自己的事，但是只顾自己是不行的，别人也要考虑到。
人生自有其沉浮，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忍受生活中有时会遇到的悲伤，只有这样，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
很多人做生意一旦有了一定的资本，就会自我膨胀，认为自己了不起，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这样就会吃大亏。李嘉诚向大陆投资时，已经是成功人士，富可敌国。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一切，自己做的事情都正确。相反，他总是不断地提醒自己，不可撒钱赌气，有错就改，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对大陆北京的一次投资活动中。
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向外界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香港各大财团闻风而动，都想分得一杯羹。
众所周知，王府井是首都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有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是难上加难，现在居然有希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众多地产大亨们自然是喜出望外，谁也不想放过这一绝好机会。如果能拥有王府井的一块土地，就等于拥有了一座聚宝盆。
6月25日，李嘉诚、郭鹤年在上海闸北联手搞定一块土地后，又共同飞往北京。26日即与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签署意向书。签约双方：一方是香港嘉里发展公司，另一方是北京东城区房地产公司。
郭鹤年是香港嘉里发展公司主席，他在香港的名气虽说不如李嘉诚，却是大马首富。他投资内地在李嘉诚之先，与中国高层关系之密切丝毫不亚于李嘉诚。李郭两人能如此神速搞定这么大的项目，是他们多年来在内地耕耘（捐赠与投资）的结果。另外在香港，他们亦曾竭力鼎助中资（中信、首钢、光大）打天下。
所以，如此迅速地签下这一意向书，并非李嘉诚有多么神，而是也长期深谋远虑、有意铺垫的必然结果。而其余香港顶尖级富豪，却在天子脚下悻悻然败退。这只能怪他们平时没烧好香，临时抱佛脚自然不行。
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的这块地皮面积共5.11公倾，可规划建筑总面积14万平方米，计划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商业中心。
中港双方签署的意向书中并未涉及该项目的地价、投资金额、工期、物业规划等内容，可见合作意向是在匆忙中敲定的，细节有待以后再谈判。消息传来，香港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逐渐把李嘉诚看神了，似乎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意向书签定后，北京王府井商业中心，似乎已成了李家大院的池中之物了。
然而，形势却在时刻变化着。1993年，因经济发展过热，中央政府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这意味着要与北京方面谈妥这一项目，将会异常艰难。面临此境，不大善于谈判的郭鹤年知难而退，留下李嘉诚孤身应对，发展王府井地盘物业的控股权便顺势完全落入长实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