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文坛全才——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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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时代背景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21岁中进士。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遭受诬陷被贬为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郎中等职,并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地方官,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宋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七月,苏轼病逝于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苏轼一生在仕途上大起大落,在才学上却位列北宋之首。他的诗奔放灵动,格调清新,自成一派,“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他的词慷慨激昂,开创了豪放派的先锋;他的散文气势磅礴,自然流畅,与父苏洵、弟苏辙同列“唐宋八大家”,人称“三苏”。此外,苏轼还工于书法,长于行楷,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共称“宋四家”;他善于绘画,画中讲究“神似”和“传神”;他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颇具影响。此外,他在农田水利、教育、音乐、医药、数学、金石、美学、烹饪等方面都有重要成就。世人对苏轼的评价颇高,黄庭坚曾说:“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跋东坡〈醉翁操〉》陆游:“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晁无咎《老学庵笔记》中说:“苏轼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元好问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对苏轼而言,高的评价也不为过。下面就介绍一下这位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

宋朝是十分注重中央集权的朝代。宋太祖、宋太宗两任君主在建国之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这是宋朝巩固统一的必然选择,但也存在着许多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并且越来越严重。

在军权集中方面,961年,即宋太祖当皇帝的第二年,便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杯酒释兵权”。太祖亲设宴席,邀请手握重要兵权的石守信、王审琦赴宴,席间欢声笑语不断,太祖便乘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各位将军放弃兵权,多买良田美宅,尽情享受人生。就这样,宋太祖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心头大患。并且,宋太祖为了防止将帅专兵,实行“更戍法”,即以“习勤苦,均劳役”为名,定期更换军队屯戍的地点,而将领则不随军更戍,以达到“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目的。这些措施的实行,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但也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减退,致使北宋在对外斗争中失利。

979年、986年,宋太宗赵光义两次对辽用兵,企图收复燕云地区,但是屡战屡败。与此同时,党项族的首领李继也积蓄力量,觊觎中原。1004年,辽主耶律隆绪同其母后萧氏共率大军南下,制造欲消灭北宋的声势。北宋君臣束手无策,朝野一片惊慌。最终还签订了屈辱和约——“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订立,暴露了北宋政府甘心示弱于外族政权的怯懦本质。随后北宋还和党项建立的西夏政权签订了屈辱的和约。

北宋王朝对外实行消极退让的妥协政策,对内则朝野上下纷纷沉浸在对声色犬马的追逐之中,上至皇帝的贪污腐化,下至官员的互相包庇,这一切使得北宋的百姓受尽了苦头,“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哭”。这首当时的民谣可谓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当时的场景。

对外无限制的妥协,对内大加鼓励官僚阶层,这就必然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虽然宋朝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得官僚、地主纷纷将土地敛入手中,从而以各种手段逼得农民家破人亡。当时的北宋政府还把有可能造反的农民招募到军队之中,致使军队逐渐庞大,军费开支则向农民掠夺。腐败的宋王朝就这样一步步地陷入到亡国的危难之中。

当然,朝中也不乏忠良之臣,他们纷纷要求变法,希望以此缓和危机,换取长治久安。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政知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开始了“庆历新政”。但由于北宋统治集团内部保守派的坚决反对,这次变法历时很短便以失败告终,范仲淹等人也被罢职。这次新政的失败也使社会矛盾更为尖锐,一场更为震惊世人的动乱正在酝酿之中。苏轼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痛楚、复杂的年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