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爱情词：描写爱情是晚唐以来最流行的诗词题材。从温庭筠到柳永，词家在抒写男欢女爱时多寄情声色，“好为淫冶讴歌之曲”，苏轼虽然也写爱情，但是他的词却是婉约中含豪放，柔中有刚，正如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所说的：“所谓苏词不喜写男女艳情者，是就我们分析苏词的内容的结果而言。我们分析苏词时，深深觉得，在苏词中为朋友作的最多，为女人作的最少；他不独不常为女人作词，即为女人作词，也多不涉狎亵。”意思就是说苏轼的爱情词不像柳永等词那样放浪、庸俗，更多的是运用白描手法，笔调活泼、纯朴、真挚、情深意远。清人陈廷焯的评价再贴切不过：“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私情耳。”其实，柳永与苏轼作为词人中的佼佼者，作品都属上乘，只是风格不同而已。苏轼的婉约爱情词代表作品为《菩萨蛮》（玉环坠耳黄金饰）、《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西江月·梅花》、《南歌子》（云鬓裁新绿）等，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他悼念亡妻的词——《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写于熙宁八年作者在密州任知州时，他的妻子王弗亡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距此时已经整整十年。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作者之所以能进入“幽梦”之乡，完全是对亡妻朝思暮念、长期不能忘怀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作者从漫长的时间与广阔的空间之中来驰骋自己的想象，紧紧围绕“思量”“难忘”四字展开描写，一气呵成，又不失曲折跌宕，波澜起伏。上片八句写梦前的忆念及感情上的起伏，下片前五句写梦中的悲喜，末三句叙述梦醒后的感慨。语言朴素自然，毫无雕琢的痕迹，句句真挚，字字沉厚。全词境界开阔，感情纯真，品格高尚，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用词来悼亡，可以说是苏轼的首创和扩大词的题材，在丰富词的表现力方面，本篇均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二）诗界奇才
北宋的诗歌革新运动，从王禹偁等人就已开始，矛头直指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形式主义。到欧阳修、梅圣俞、苏舜钦等人，诗歌题材进一步拓展，但是就诗歌的艺术风格来说，宋诗无法企及唐诗的高度。直到“苏诗”出现，宋诗才别开生面，以一个“新”字独树一帜，即用新题材、新色彩、新手法将宋诗提升到了与唐诗各有优长的地位。苏轼一生作诗两千七百余首，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苏诗”打破了固步自封的局面、不满足于唐诗所拥有的题材和意境，而力求创新，体现了作者独持的个性和人格。
宋人王十朋《东坡先生诗集注》将苏诗划分为七十多种，过于繁琐的分类其实大可不必，这里按照内容将苏诗大致分为三类，分别为反映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类；绘景描物、抒发个人情怀类以及题咏书画作品类。
第一类是反映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作。宋代的阶级矛盾颇为尖锐，内忧外患使得农民负担沉重。在苏轼的一生中，关心民生疾苦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无论他是得意还是失意，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即使是在他晚年被一贬再贬，命运多舛之时，依然不改忧国忧民的本性。人民的疾苦他看在眼里，记在诗中。这类诗作中，比较著名的是熙宁五年（1072年）作于湖州《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茆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 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在这首诗中，作者借一个普通农妇之口述说了江浙一带农民凄苦的生活境遇。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下，可怜的农妇只得卖牛来缴税，拆房来生火煮饭，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心生悲凉？诗的结尾，作者直抒胸臆，沉痛的反映了封建压迫下的贫苦农民痛不欲生的心声：“不如却作河伯妇！”形象生动，感情真挚，作者以农妇的口吻声声控诉，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与诗作产生强烈的共鸣。
此类作品比较有名的还有《鱼蛮子》《许州西湖》《山村五绝》《鸦种麦行》《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寺》等。
第二类是绘景描物、抒发个人情怀的诗作。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最能代表“苏诗”艺术特色的正是这一类绘景描物，抒发自己思乡怀人、阅山望海、饮酒赏月情怀的诗作。因为苏轼生活的时代毕竟不如唐代那样政治开明，可以毫不顾忌，大胆地针砭时弊，宋代文网森严的社会环境使苏轼不得不对自己的感情有所抑制，转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个人的悲欢离合和自然景物的描绘上。这类作品风格清丽，色彩明快，意趣盎然，同时又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正如清人赵翼在评价“苏诗”时所说的：“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这类诗作的代表作品有《百湖行》《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初到黄州》《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望海楼晚景》《有美堂暴雨》《海棠》《题西林壁》等。这里以《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为例稍做分析：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疏导了西湖，灌溉了民田千顷，并筑堤防洪，当地人为了纪念他，将此堤命名为“苏堤”。这首诗作于熙宁六年（1073年），是苏轼题咏西湖的诗作中最有名的一首。前两句用白描和对比的方法，概括了西湖在不同天气下所呈现的不同的美态，“潋滟”“空濛”等词用得精当、传神。第三四句，诗人心与景会，从西湖的“晴方好”“雨亦奇”，联想到西施的“淡妆浓抹总相宜”，本体和喻体除了字面上同有一个“西”字外，诗人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二者同具有天赋的自然之美，以美人喻美景，新奇巧妙而又极富诗意。西湖也因此诗而得美名“西子湖”。全诗构思高妙，语言精练，直到今天，人们每到西湖也一定会想起苏轼的这首诗。
第三类是题咏书画作品。苏轼是一位全才式的艺术家，除了文学创作，在绘画、书法上也都有很深的造诣。苏轼对书画作品的鉴赏与品评，在他大量题咏书画的作品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这类作品中，有的只是对所画景物的文字再现，如著名的《惠祟春江晚景（其一）》《西河诗话》；有的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的阐发画意，更加以品评画家的创作风格，探究绘画的艺术规律，如《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有的则是借诗发表自己的艺术看法，如《题王逸少帖》《石仓书醉墨堂》。而苏轼的题画论书之作，蕴涵着这位大文豪精深的艺术见解与独特的审美趣味，是苏诗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通过分析苏轼的诗作，我们可以看出苏诗主要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善于想象、多用比喻；二是“以议论为诗”。曾有学者这样评价唐诗与宋诗：唐诗以含蓄隽永见长，意在言外，耐人咀嚼；而宋诗则往往以尖新取胜，虽意尽言中，亦饶有别趣。苏诗自然也不能完全摆脱宋诗总体的创作倾向。他的诗作常常是由眼前事物而发，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想象，如《海棠》中的“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一句，诗人大胆的想象使事物有了人的灵性。宋魏庆在《诗人玉屑》中说“子瞻作诗，长于比喻”，可见宋人已经注意到了苏诗的这一特点。《百步洪》（其一）更是因为其中的博喻而为后人称道。在描写水流湍急时，诗人在四句中连用七个比喻，充分显示了诗人深厚的文学功力。苏诗的第二个特色是“以议论为诗”。这其实也是宋诗的一个特点。《题西林壁》和《琴诗》就是此类作品。如《题西林壁》中，诗人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句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由于认识条件的限制，身处事物之中的人往往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全貌与真相。对于“以议论为诗”，前人多加以批评，认为这类诗作好堆砌典故，往往流于枯燥抽象的说理。对于这一点，还需要辩证地看待，不可一概加以否定。不可否认，苏诗由于喜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有时不免搞文字游戏，但苏诗也往往以巧思和理趣取胜，笔势纵横，清雄英爽。苏轼曾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说吴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奇妙理于豪放之外”，这大概也是对他自己诗歌特色的最佳概括。
（三）散文大家
苏轼除了是杰出的诗人、词人之外，也以散文家的身份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中。他一生创作了四千六百多篇散文，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代表了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对于扫除当时空洞浮靡的文风起了很大的作用。北宋的欧阳修也一直致力于古文革新运动，苏轼受其影响，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的工具，也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这种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推荐的。
苏轼散文从文体上大致可分为：政论和史论、人物传记、小品文、山水游记。下面分别介绍。
政论和史论：嘉祐六年，苏轼在参加制科考试时写下了《策论》二十五篇和《进论》二十五篇，这可以说是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第一次亮相。他在其中提出的“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在当时可以说是敢言他人而不敢言。与政论相同，苏轼的史论也处处表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不过只是借助历史现象来阐述罢了。《留侯论》《晁错论》等文章，是苏轼史论的代表作，这类作品也反映了苏轼认识问题与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人物传记：苏轼曾说自己“平生不为行状碑传”（《陈公弼传》），但他却为了自己的友人而破例了。在黄州时期，他就为好友陈慥写了一篇颇为传神的传记《方山子传》。这篇传记虽然篇幅不长，却像一幅精练的速写，把人物的个性品行，精神风貌勾勒得分外传神。另外，《潮州韩文公庙碑》也值得一提。苏轼对韩愈评价虽然有偏颇之处，但他还是比较全面地叙述了韩愈在匡扶儒学和振兴文学方面的贡献。“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两句，集中肯定了韩愈的道德文章与历史地位，可谓准确而中肯。
小品文：这里所说的小品文，专指杂记、书信、题跋一类的文章。其中的《记承天寺夜游》尤其为人称道。这篇仅有八十五个字的文章可谓短小精干、浑然天成、澄清明澈、超凡脱俗。文章的最后一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一语道出自己人格的高尚，并将夜月、竹柏作为这种人格的象征，令人为之赞叹。此外，《李氏山房藏书记》《与谢民诗书》也是此类作品中的佳作。
山水游记：中国古人多喜爱游山玩水，登临远望，相应的此类描绘山水、亭台、楼阁的作品也是不计其数。苏轼作为宋代文坛的精英，当然也不会例外。而且苏轼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在外做官，这客观上为他创造了广泛接触大自然，接触各地风光的机会。这一类的代表作品有《喜雨亭记》和《超然台记》，可以说是与之前范仲淹、欧阳修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相互辉映。但是，苏轼散文中集大成之作仍要属《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以《前赤壁赋》为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首《前赤壁赋》写于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这时苏轼谪居黄州已近四年。无辜遇害，长期被贬的境遇不免使人郁愤有加。但作者却能坦然而处之，以达观的胸怀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他在这篇赋中既是自言愁，而又自解其愁，最终在大自然中寻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赋分三层意思逐层展开，先写夜游之乐，再写乐极悲来，最后写悲后感悟。情感上一波三折，层层深入。文笔跌宕变化，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又借景说理、寓理于情，使得赋充满诗情画意，而兼具哲理性。作者用清新的散文笔调作赋，中间有骈词、俪句，也用了韵，更多的是散句成分，这种赋称之为文赋。除采用赋体传统的主客问答形式外，这首赋的句式长短不拘，用韵错落有致，语言晓畅明朗，其间有歌词，有对话，抒情、说理随性洒脱，恣意表现。这些都是对赋体写作的一种深层次的挖掘与发展。
归纳起来，苏轼的散文有如下几点特色：首先，苏轼的散文立意较为深远。他的散文中经常引入大量人们所熟知的史料，然后经由自己的分析，从而得出新鲜的结论，而不是就一篇文章而谈一篇文章。其次，苏轼的散文构思常虚实结合，进而使文章的主题得到深化，使作品也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意义。再次，苏轼散文中情、景、理三者水乳交融。题材丰富多样，常常是描写、抒情、议论三种表现手法并用或交互使用，使作品迸发出耀眼的光彩。这一点在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和《后赤壁赋》中均有体现。最后，苏轼散文在文体及语言上都有所创新，如亭台楼阁记与山水游记，本应属于记叙文的范畴，苏轼却在其中夹杂了抒情和议论的成分，大大丰富了文体。苏轼曾说过：“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竹坡诗话》）这也恰到好处地概括了苏轼散文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