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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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鬼门关寻古(2)

当年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儋州,其弟苏辙被贬雷州。当时已然62岁的苏东坡和儿子苏过先到藤州与苏辙一聚,然后乘船走水路直到北流城东沙街码头上岸,途中就会经过恐怖荒芜的鬼门关。在儋州任职了三年后,到宋徽宗赵佶继位,苏东坡的人生才有了转机。1100年,苏东坡被改贬到条件好点的廉州,刚准备上任,再次被朝廷赦免并准许他返回北方,任命他为舒州团练副使。因此苏东坡与儿子苏过从廉州出发北上,途经博白、玉林、北流等地,再次来到鬼门关这一闻名的古关隘。大概是既狂喜又兴奋,苏东坡即兴创作了《过鬼门关》:“自过鬼门关外天,命从人鲊瓮头船;北人坠泪南人笑,青嶂天梯问杜鹃。”意指过鬼门关后,人命如同南方装有人骨的水瓮船一样,漂流在险恶的河流中,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来到北流城附近,他又吟出一句:“养奋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即为人。”他希望在政治上重新开始,于是再吟诗一首:“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同年,苏东坡父子轻松走过鬼门关,再次在北流逗留。据说当时全城百姓都想一睹苏学士的风采,苏东坡在县官和乡绅的陪同游玩了一个下午,欣赏了北流河的美景“圭水秋波”,一行人吟诗作赋,不亦乐乎。数个时辰之后,他才依依不舍告别了当地人。正逢圭江水清变浅,无法行船渡江,只得雇人在城东的圭江码头扎竹筏。等到黄昏时分,苏东坡与儿子撑开竹筏一路北上,在夕阳里娴静清澈的圭江水上,留下了二人渐行渐远的剪影。当地人为了纪念苏东坡,在父子二人登筏北归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景苏楼”,并将苏东坡乘竹筏时的生动画面镌刻入石,镶在山墙上。该石像至今仍保存完好,成为北流的一道人文景观。

(四)鬼门关与岭南文化

鬼门关与岭南特色文化是分不开的。首先,岭南文化是原生型的世俗文化。岭南文化是在岭南这块土地上由岭南人创造的,而不是外来的。它有自己的土壤,有自己的深根,自成体系,相对独立。古代岭南人创造了本根文化,这种本根文化尽管受到中原正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许多影响,但它始终保持了“土”味,并从中原正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吸收营养,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就是今天岭南文化还有不少“土”味的原因。否认古代岭南本根文化为当今岭南文化的源流,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次,它是多元性的世俗文化。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岭南文化常与中原正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汇,从而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必然形成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局面。在今天,岭南文化的构成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一种主体文化;古代越族的遗风;汉文化的封建传统;外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以及华侨文化;港澳文化;特区文化。岭南文化体现了我国文化的多元性。

再次,它是感性化的世俗文化。岭南文化没有北方文化那么多理论抽象,却非常重视感觉经验。相对北方文化来说,重感性,轻理性;重直观,非思辨。这是岭南文化一个重要特点。感性化的世俗文化在岭南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各个层面都能体现出来。人们往往用感官享受和实用心理来代替科学抽象,因而思辨性、理论性和历史感不够强,深度也不够,但真实、生动、易变、敏捷、明快、洒脱、通俗、自然并富于个性,且追求趣味性、猎奇性、情节性和形象性,甚至追求刺激。既要够“劲”,又要够“格”,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这种感性的文化并不排除某些方面的思辨抽象,但就其总体而言并没有超出感性的类型。

最后,它是非正统、非规范性的世俗文化。古代岭南人烟稀少,生产力不及北方发达,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因而中原的传统文化成为正统文化,而岭南文化却是一种非正统的文化。这种远离政治中心的非正统文化,远儒性、叛逆性、反传统性比较强,在近代尤为明显。广东近代较著名的农民革命者有34人,资产阶级革命者90人,资产阶级改良者10人,地主阶级革命者1人,除地主阶级革命者外,其余均为全国之冠。这种状况同岭南文化的非正统性、远儒性、叛逆性、反传统性有密切关系。但是必须指出,非正统绝不意味着不重要,也不是说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岭南文化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华夏文化的优秀传统。没有这些文化的继承,就没有当今丰富多彩的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对各种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这是岭南文化充满活力的原因。岭南早在远古时候就出现旧石器文化,因与中原等地交往不便,长期停留于新石器时代,直到商末周初才从外地输入青铜文化,这比中原地区要落后数百年至一千年。而且,岭南的青铜文化并不发达。可以说,岭南的土著文化尚未定型,所以对外来先进文化没有力量进行抗拒、排斥。

秦末汉初之际,中原等地的先进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岭南,立即为岭南全盘接受。其实,岭南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对外来文化实行兼收并蓄的过程。再者,从秦汉开始,两千多年来,岭南一直对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从未闭关锁国,即使在明清两朝实行“海禁”期间,岭南由于外交(接待外国使团)和财政(靠关税收入补贴地方军政经费开支)的需要,不得不照常维持对外交往。一个开放式的社会,为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提供了有利条件。

岭南文化富有开拓精神。岭南的居民,除了少数土著的百越族之外,大部分为中原和各地移民。从秦朝末年开始,移民活动从未停止。正常年份,商贾的贸易,军队的移防,官员的调动,士人的讲学,促使外地人士前来岭南。而在天灾、战乱期间,更有大批移民前来。据宋朝《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神宗年间,国泰民安,岭南的广州、端州(州治在今肇庆市)、南恩州(州治在今阳江市)、梅州(州治在今梅县市)、惠州、雷州等地,外来移民比本地居民还要多,有的甚至多好几倍。一般来说,在农业社会,普通百姓安土重迁,保守成性,不轻易远走他乡。而作为移民前住新的地方谋生,必须具备进取精神,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均需刻苦耐劳,不畏困难,才能站稳脚跟,获得发展。岭南的外来移民超过本地居民,显示了岭南社会勇于开拓的风气。

从唐末开始,由于战乱、对外贸易和耕地不足,岭南先民冒险犯难,陆续前往东南亚、澳洲和南北美洲等地,开辟荒地,建立家园,在参与当地建设方面成绩显著,并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显著贡献。岭南文化很显著的优点是提倡改革、重视创新。由于岭南远离中央政权所在地,在古代交通和通讯联络不便的情况下,接受正统思想的束缚较少;同时长期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容易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潮。在古代,东晋葛洪在罗浮山创立道教理论。唐朝惠能创立佛教禅宗顿悟学说,提倡独立思考,反对迷信权威;张九龄建议改革官员任用制度。宋朝余靖反对利用“祥瑞”来搞上下欺骗,要求切实为百姓做好事。明朝陈献章标榜以自然为宗,冲破程朱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海瑞提出整顿吏治。到了近代,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康有为、梁启超鼓吹戊戌变法;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海外华侨、归侨在岭南大力创办各种近代企业,引进最新技术设备,同时兴建新式学校、医院,均显示出岭南文化的革新精神。

岭南文化很注意讲求实用。由于岭南一向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商人长途跋涉,辗转贩运,备尝艰辛,目的是追求利润。岭南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民终岁劳苦,耕耘灌溉,希望能获得丰收。因此,在岭南社会,看重利益,注意实效,成为普遍的观念,这有助于岭南社会的繁荣。本来,儒家早就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到了清朝中期,外敌不断入侵,国家多难,民生困苦,整个社会形势促使有识之士振臂高呼,凡事不宜流于空谈阔论,一定要讲求实用。名重一时的南海“九江先生”朱次所提出:“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其门人康有为对之甚表敬佩:“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乎实敦大,皆出躬行之蚀。以末世俗污,持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享有盛誉的番禺“东塾先生”陈渲,反对学者陷入历史上长期纠缠不清的经学与理学的争端。提出:“窃冀后之君子,祛门户之偏见,诵先儒之遗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区区之志也。”他还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惟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此之谓经学也。”在前贤先哲的影响下,近代岭南在各方面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具有真才实学、埋头苦干的有志之士,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