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履迹生民
在西方，“史诗”的概念首先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而代表性的作品是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而近代学者们注意到了《诗经》中的“史诗品格”，而推崇“大雅”当中的一些篇章。“大雅”当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被当做周民族的史诗。从诗的体制来看，上述五篇的确无法和荷马史诗相提并论，但以韵文的方式来讲述周民族起源时期的英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它叙述的是民族从部落时代直到战胜殷商的故事，却使这几篇具有了史诗的品格。这些作品记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精神风貌，是那个时代人们对现实的认识。
《生民》讲述的是周民族的始祖后稷的生平故事。
后稷是古代一位著名的农业神。他作为周民族的祖先，又被奉为百谷之神。《史记·周本纪》对他的身世记载很详细，说他名叫弃，他的母亲是原为炎帝后代有邰氏的女儿，叫姜嫄。姜嫄当了帝喾之妃，因在郊外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而怀孕。她觉得生下这个儿子不祥，便把他抛弃在一条小巷子里，可牛马走过都不去踩这个婴儿。又把他抛在山林里，恰逢山林中人多。最后她把孩子放在冰上，飞鸟用翅膀保护他。姜嫄觉得很神，遂将孩子抱回抚养。因为最初这个孩子曾被抛弃过，所以给取名为弃。
有邰氏生活在关中西部的渭河平原，长期从事农耕。弃一直生长在这，受到农耕文明的熏陶，酷爱农事。儿时常以种植五谷瓜豆作为游戏。稍长又虚心学习姜族的农业技术，不断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很快成为一名农业专家。长大后离开舅家，回到姬姓部落，周人从此进入父系社会，弃成为周人的始祖。他教民稼穑，相地之宜，除草间苗，选择推广优良品种，不断提高农业产量，使周人的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成为著名的农耕部落。夏朝时弃被任命为“后稷”，负责管理农业。
后稷的曾孙公刘又带领族人迁徙到了豳，此后文王出生，周民族此时的实力已经十分强大。于是周民族在邰地安居下来，祭祀上帝，使子孙繁衍，氏族繁荣。这无疑正反映了周民族较早地进入农业文明社会的状况，并以此而自豪。
《公刘》则塑造了公刘这位周族开国史上第二个英雄人物。在后稷身上罩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而公刘则无。诗共六章，叙述了因避西戎的侵扰，公刘率族人从有邰迁到豳地的史实。诗中几章都以“笃公刘”开端，“笃”是笃厚诚实的意思，表现了对民族领袖的无上赞美。而且诗中还描写了周人到了新居住地以后，开垦荒地，丈量农田，选择京邑，建筑宫室的整个过程。
诗中描写公刘具有非凡的领导才能。面对外族的侵扰，他团结整个周族，作了充分的准备，领导全族人民进行了一次有条不紊的大迁徙，既有智慧，又很勇敢。还写了公刘率周族到豳地后，察看“百泉”和广阔平原时的喜悦心情。诗以寥寥数语展示了英雄的风采。在一片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流泉潺潺，青山起伏，公刘面对这片依山傍水的新定居地，心中充满喜悦，把“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与第二章中“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大意是：用什么做成佩带？是美玉和宝石，装饰在佩刀玉鞘上）连在一起看，一位潇洒畅达的英雄，便在眼前活了起来。
《皇矣》叙述了文王伐密伐崇的战争。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诗的开头以瓜秧上绵绵不断地结出大瓜、小瓜起兴，比喻周民族由小到大，繁衍不绝。但古公亶父迁徙之始，还是居住在土窑土洞里，生活相当艰苦。而不久就发现了岐山之南名为“周”的平原沃野（今陕西扶风县），大家喜出望外，便在那里开荒筑室，创建家园，定居下来。从此也就以周人自称。诗中生动地描述了群体在周原营建家室、宗庙的情景：“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种百堵高墙平地起，劳动歌声胜鼓声的热烈场面，充分表现了一个新兴民族的不畏艰苦的创业精神。而《大明》叙述的重点则在武王伐商，写得十分生动。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争，战争的场面在短短的几十个字中得到了渲染铺排——“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写殷朝“正规军”兵士众多，来势汹汹，大有“以大压小”之势；“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 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写武王的对阵，面对大军压力的紧张、警觉，特别是太师尚父如苍鹰般矫健的形象，预示着周民族军队所向披靡，取得最后胜利。
从《生民》到《大明》五篇史诗，比较完整地勾画出了周人的发祥、创业和建国的历史。诗中所记录的就是一些创业的事实，所歌颂的就是民族历史上像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周文、武王等一批创业维艰的带有传奇性的英雄人物。早于周人还有夏、商两代，当时可能也有史诗流传过，但都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史诗是一个民族发祥、创业的胜利歌唱，是民族历史的第一页。这仅存的古老诗篇，正是非常珍贵的。
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么，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来了。这些史诗作为叙事之作，其长处在于简明而有条理。但由于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记述史实（包括被当做史实的传说）和颂扬祖先，对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不甚重视。而且在《诗经》里面，叙事诗并不多，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可见从《诗经》起，就显示出中国诗歌不太重视叙事诗的倾向。
《诗经》所记述的还是周民族如何在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创造自己的文明。人们眷恋的是平静和睦的乡村生活，而并不主动对外扩张，后来的战争也是为了驱逐外敌、反抗暴政。这些史诗有着强烈的抒情倾向，而周民族的史诗则是由周朝的史官乐官撰写，在祭祀先祖的仪式上歌唱，基本内容比较固定。这些诗篇，记述传神，描写生动，开启了后世叙事诗的先河。
（二）“贪而畏人”的《硕鼠》
《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都是作者从实际生活出发，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揭露社会问题，并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我们称之为“怨刺诗”。
“怨刺诗”大多收在“雅”诗和“国风”中，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怨刺诗”又可分作两类，一类出自贵族阶级具有忧患意识的文人之手，多为公卿列士的讽喻劝诫之作。有的借古讽今，以斥责奸佞为主题，如《巷伯》《正月》。大多作品是针砭时弊、指斥昏君，如《劳民》《板》《荡》等，这类作品主要收录在二“雅”中。另一类“怨刺诗”多出自民间普通劳动者之手，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硕鼠》《伐檀》《新台》《南山》《黄鸟》等。这些作品主要保存在“国风”中，都是作者选取真实的典型事例，从客观出发去向人们展示当时的社会。《硕鼠》就是最具代表性的。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
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
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这是一首农民反抗统治者残酷剥削的诗。农民负担重，无法忍受，干脆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帮家伙的沉重压榨，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诗歌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揭露了剥削者贪婪可鄙的本质，抒发了奴隶们对剥削制度的愤恨情绪，表达了人民对乐土的追求。比喻、讽刺手法的运用，含意深刻；采用重章叠句反复吟咏的方式抒发情感。这类诗以写实的手法抒发自己的真切感受，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年厉王和幽王时期，厉王横征暴敛，虐待百姓，还不让国人谈论国家政事。周幽王昏庸无道，宠爱妃子褒姒，致使周室衰微，社会动荡，政治黑暗。这种情形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的深重忧患。可以说动荡的社会背景为当时的文人创造了契机，他们以创作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慨、不满，因而产生了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在民间则由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王室攻伐，连年的战争，无休止的徭役，使人们身心不稳，便借此咏唱，来抒发心中的悲喜情绪。可以说这些怨刺之作无不带有鲜明的乱世印记。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被剥削阶级反剥削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奴隶社会，逃亡是奴隶反抗的主要形式，殷商卜辞中就有“丧众”“丧其众”的记载；经西周到东周春秋时代，随着奴隶制衰落，奴隶更由逃亡发展到聚众斗争，如《左传》所载就有郑国“萑苻之盗”和陈国筑城者的反抗。《硕鼠》一诗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全诗三章，意思相同。头两句直呼剥削者为“硕鼠”，并以命令的语气发出警告：“无食我黍（麦、苗）。”老鼠形象丑陋又狡黠，性喜窃食，借来比拟贪婪的剥削者十分恰当，也表现了诗人对其愤恨之情。三四句进一步揭露剥削者贪得无厌：“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德、劳）。”诗中以汝、我对照：我多年养活汝，汝却不肯给我照顾，给予恩惠，甚至连一点安慰也没有，从中揭示了汝、我关系的对立。这里所说的汝、我，都不是单个的人，应扩大为你们、我们，所代表的是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提出的是谁养活谁的大问题。后四句更以雷霆万钧之力喊出了他们的心声：“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人认识到了汝我关系的对立，便公开宣布“逝将去女”，决计采取反抗，不再养活汝！一个“逝”字表现了诗人决断的态度和坚定决心。尽管他们要寻找的安居乐业、不受剥削的人间乐土，只是一种幻想，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但却代表着他们美好的生活憧憬，也是他们在长期生活和斗争中所产生的社会理想，更标志着他们新的觉醒。正是这一美好的生活理想，启发和鼓舞着后世劳动人民为挣脱压迫和剥削不断斗争。
（三）《株林》里陈灵公的荒淫丑事
上层统治者的政治腐败，往往又是与生活上的荒淫相伴而行的。这后一方面，当然也逃不过民众雪亮的眼睛。“国风”民歌中对这类秽行的揭露屡见不鲜，即是有力的证明。
《株林》堪称这类诗作中的杰作。由于它对陈灵公君臣狗彘之行的揭露，用了冷峻幽默的独特方式，给人们的印象也更为深刻。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
匪适株林，从夏南。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
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东周时期，陈国的国君陈灵公是个绝无威仪的君主，他为人轻佻惰慢，耽于酒色，逐于游戏，对国家的政务不闻不问。他专宠着两个大夫，一个叫孔宁，一个叫仪行父，全是酒色之徒。这样一君二臣，臭味相投，全无顾忌。
陈国有个大夫叫夏御叔，住在株林，娶郑穆公之女为妻，名夏姬。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眼桃腮，狐色狐媚。她未出嫁时，便与自己的庶兄公子蛮私通，不到三年，公子蛮死，后来就嫁给夏御叔，生下一子名徽舒。徽舒12岁时其父病亡，夏姬隐居株林。孔宁和仪行父与御叔关系不错，曾窥见夏姬之美色，心中念念不忘。夏姬有个侍女叫荷华，伶俐，惯于迎合主人。孔宁以厚金交结荷华，求其穿针引线，果得事成。仪行父心中羡慕，也私交荷华，求其为自己通融。仪行父自此与夏姬往来更密，孔宁不觉受到冷落。孔宁知道夏姬与仪行父过往甚密，心怀妒忌，于是心生一计。一日，孔宁独自去见陈灵公，言谈之间，说到夏姬的美色，天下无双。灵公说：“寡人久闻她的大名，但她年龄已及四旬，恐怕是三月的桃花，未免改色吧！”孔宁忙说：“夏姬容颜不老，常如十七八岁女子模样。”灵公一听，便急于见到夏姬。
次日，陈灵公微服出游株林，孔宁相随，这一游就游到了夏家。次日早朝，百官俱散，灵公召孔宁谢其荐举夏姬之事，而且还穿着夏姬的内衣，在朝廷上互相嬉闹，胡言乱语。
陈灵公本是个没有廉耻的人，加上孔、仪二人一味奉承帮衬，更兼夏姬善于调停，三人狼狈为奸。夏姬的儿子徽舒渐渐长大知事，转眼间徽舒长到18岁，生得长躯伟干，多力善射。灵公为取悦夏姬，就让徽舒袭父亲的司马官职，执掌兵权。徽舒因感激嗣爵之恩，在家中设宴款待灵公。夏姬因其子在坐，没有出陪，酒酣之后，君臣又互相调侃嘲谑，毫无人形。徽舒因讨厌他们的行为，退在屏后，偷听了他们说的话。灵公对仪行父说：“徽舒躯干魁伟，有些像你，莫不是你的儿子？”仪行父笑道：“徽舒两目炯炯，极像主公，还是主公所生。”三人拍掌大笑。徽舒闻此，就再也按捺不住，暗中将夏姬锁在内室，从便门溜出，吩附随行军众，把府第团团包围。徽舒一箭射死了陈灵公。而孔、仪二人则赤着身子逃到楚国。
对于陈灵公的丑恶行为，陈国的老百姓早已不堪入目，他们便用诗歌的形式来揭露和讽刺，《株林》就是这样的一首诗。
此诗之开篇，几次问，几次应答。发问既不知好歹，表现着一种似信还疑的狡黠；应对则极力挣扎，模拟着做贼心虚的难堪。这样的讽刺笔墨，实在胜于义愤填膺的直截。它的锋芒，简直能穿透这班衣冠禽兽的灵魂！到了二章，又换了一副笔墨。用的是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就不仅使这幕君臣通淫的得意唱和，带有了不知羞耻的意味；甚至还能让读者窥见在车马抵达株邑之野时，君臣脸上所浮动的忘形淫笑。
这样的讽刺笔墨，实在是犀利的。所以连《毛序》在论及此诗时，也不免一改庄肃之态，而语带讥刺地书曰：“《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这首诗旁敲侧击，意在言外，把陈灵公的荒淫丑事活脱脱地暴露出来，取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